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以中華民國領袖身份發表廣播演講，向全國人民宣布抗日戰的勝利。9月3日，在陪都重慶舉行了萬人游行集會紀念活動，出席慶典的蔣介石受到百姓發自肺腑的歡迎，所有人臉上都洋溢著久違的歡笑，這可能是蔣介石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抗戰勝利的蔣介石

隨著日寇的投降，接收逆產就成了最緊要的事情之一，于是國府迅速組織人手前往收復區接收日軍和偽軍的逆產。

由于組織的混亂，接收工作既沒有一個指定的機構，也沒有統一的管理人員，于是往往一個地方出現幾十位接收大員，他們各自為政，濫用職權，名為接收，實為搶劫。當時的百姓稱他們是五子登科，也就是“房子、條子(金條)、票子、車子、biao子”。

接收大員五子登科

剛逃出日軍魔爪的收復區百姓，眼巴巴的望著國民政府，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一幫窮兇極惡的餓狼。如果說接收大員對敵偽財產的貪得無厭讓百姓好感全無，那另一件事就足以讓百姓對整個國民政府恨得咬牙切齒。

日本人投降后，收復區百姓手里的偽幣已經成了一文不值的廢紙。而他們不知道的是，當時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也已經因為惡性通脹跟廢紙也差不多了。接收大員用極速貶值的法幣在市場上大肆收購一切他們能看到的東西，幾天下來百姓手里除了一堆不值錢的法幣以外沒有了任何財產。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短短二十天的時間，在廣大收復區，國民黨已經人心盡失。

國民黨內部對此有沒有反省呢？有的，而且非常早就開始反省了。

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對黨內貪腐問題做了深刻反省。

大會基本的觀點是，黨的一切病根就是沒有實行民生主義，如果經濟問題不解決，前途不堪設想。

陳立夫的話最深刻，大致意思是國民政府既離開了民權主義，也離開了民生主義，既沒能給百姓減租分地，也不能維護工人利益，既不能保障中產階級的生活，也不能保障自己黨員的利益，到頭來只有極少數精英擁護這個政權。這種情況怎樣能讓黨員為這個政權賣命呢？社會人士就更不用說了。話說到這個份上，算是夠可以的了。

陳立夫

可結果呢？整個大會批評或者批判的大有人在，拿出解決方案的人一個也沒有。蕭錚提出的一個極小的建議都通過不了。這幫人真的是在為政府殫精竭慮嗎？

蔣介石總結的很明白，“權利是個人都要享受，責任沒一個人肯分擔”。

參會代表都是黨內高層，大多屁股都不干凈，大肆批判的人無非是覺得自己拿的還不夠多。之所以對他人大肆批判，只是為了把他人斗倒，好幫自己騰出位置，真到了說要解決問題的時候，沒有人出聲了。

所謂王朝末年，政治僵化，利益板結，改革無從下手，恐怕也不過如此。所謂“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正是蔣介石所面臨的無奈窘境。

《建國大業》中蔣氏父子

我們再來看看同樣面對貪腐問題，剛成立兩年的新中國是如何處理的。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就調查出嚴重的貪腐案件，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期間，后來被人們熟知的新中國反貪第一案也就是劉青山、張子善案就是這其中最出名的一樁貪污案件。

當時，為了保障前線志愿軍的物資供應，毛主席號召全國各行各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積極增產，同時還得勒緊褲腰帶，降低消費，節約開支。

1951年11月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向中央做了一份報告，報告中指出要把到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問題重視起來，毛主席非常看重這份報告，在一個月后做出了“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動員令。

動員令發出后很快在全國范圍內查出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其中分成貪污舊幣1億元(折合新幣1萬元)的大老虎，和貪污舊幣1000萬元(折合新幣1000元)的小老虎總數竟然達到10多萬人。新中國剛剛成立兩年多，許多官員就墮落成這個樣子，毛主席心痛不已，他親自批準了對劉青山、張子善的死刑決定。

公審劉青山、張子善

隨著大量案情逐漸浮出水面，中央很快發現官員的腐敗基本都離不開和資本家間的官商勾結。甚至在當時還形成了一套行賄受賄的流程，“問鐘點，就送表；吸煙找洋火，就送打火機；身體弱，送元魚；好打牌，贏了錢帶走，輸了給下賬...”。

更可惡的還不止于此，給前方志愿軍救命用的急救包，因為國營工廠生產供應不急，政府把一部分訂單交給了私人企業。一些不法商法為了謀求更大的利潤，竟然把用過的廢棄棉花連消毒都不做處理就塞到急救包里面，把志愿軍的生命視作兒戲。

類似的例子在抗美援朝期間不止一次地出現，當時政府是把訂單交給各個工廠，然后統一收購戰備物資，所以出了問題很容易就能查出是哪家工廠在其中做了手腳。

在深入調查后查出了大量不法商販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等等違法行為。

為了徹底打擊這種官商勾結、欺上瞞下的惡劣行為，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國內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這次從上至下，從官方到民間，從里到外的運動祛除了各種不正之風，對減少浪費、節約開支也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三反五反運動

據統計，在“三反”“五反”運動之后，政府各項開支比之前節省了兩成，各項工作依然正常開展，財政緊張大為緩解，政府不僅還完了之前的欠債，反而還有了財政結余。

整頓完官場腐敗和不法商販，整個國家的負擔大為緩解，前線的志愿軍奮力抗爭，后方的人民群眾抓緊生產，萬眾一心，不久就取得了抗美援朝的最終勝利。

抗美援朝勝利

同樣是執政黨，剛抗戰勝利的國民黨可以說迎來了創黨以來最被人民擁戴的時刻，可是全黨上上下下面對明顯的貪腐問題，竟然沒有一個人拿的出解決方案，更不要說下定決心與腐敗斗爭到底了。結果沒多久人心盡失，大好的改革時機白白錯過。

反觀剛建政的新中國，面臨強敵壓境的危局，依然敢于在國內大刀闊斧的打擊腐敗，境外殺敵不耽誤國內反腐。

兩黨反差之大也就讓人不難理解為什么早在1946年，類似傅斯年這樣國民黨黨內的學者早就看出國民黨敗局已定了。

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