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24年，越南經濟表現可圈可點，GDP增速7.09%超越印度。不過，一些外資企業已經開始將生產線遷出越南，轉向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越南的出口疲軟、電力危機以及外資撤離跡象，使得2025年GDP增長預測被下調至5.5%。但不得不說的是，其實越南副總理曾經在東京談發展目標，到2045年成為發達國家！此時，很多人一直都有一個疑惑，如果當初越南中的南越繼續存在，如今能否復制韓國的經濟奇跡直接變成發達國家呢？

我先說結論：答案是不能的。因為二戰后的南越不具備韓國在物質和制度方面的現代化基礎。其實當前簡體中文平臺上關于韓國經濟騰飛的討論，摻雜了太多意識形態因素，變成了“姓資姓社”爭吵的慘烈戰場，人們要么以韓國為例論證“自由市場”的優越性，而反對者則極力強調美援對于韓國的作用。

然而這兩種敘事都不大站得住腳，樸正熙時代的韓國是統制經濟的典型，在國際主流的經濟研究中“東亞經濟奇跡”都是作為“自由市場”的反例而不是論據被提及。而將一個數千萬人口的大國經濟成功歸功于美援，則完全是回避主要問題。實際上，兩種有嚴重偏差的敘事之間無意義爭論，反而阻礙了對于韓國經濟騰飛背后的歷史與制度因素的嚴肅探討。

接下來，我主要結合普林斯頓的Atul Kohli和伯克利的Peter Evans的相關研究，拋開簡化的左-右意識形態偏見，大致來說一下獨特歷史軌跡和制度基礎對于韓國這樣的東亞經濟體現代化的決定性作用。簡單來說，韓國在二戰后經濟成功，要歸功于其在經濟走向現代化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的一套現代化的行政與社會制度，而韓國制度的現代化又是日本的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社會改革的產物。

首先，按照Atul Kohli的觀點，在二戰結束時，韓國從日本的殖民政府手里繼承了一套成熟高效的現代化官僚體系和現代化的社會制度。當然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和朝鮮的殖民侵略是不正義的，但是日本侵略者為了鞏固他們的霸權，更好地從殖民地榨取資源財富，在被占領的中國臺灣和韓國等地做了大量現代化建設。和其他國家的殖民模式不同，日本是真的試圖徹底同化朝鮮滿洲，而不滿足于建立間接統治，單純地榨取經濟資源。

因此，日本是真的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和臺灣下了大量的功夫在制度和基礎設施建設上。比如在中國臺灣，為了推行“皇民化”，日本普及了義務教育，當時主要是為了同化臺灣人，客觀上讓中國臺灣在二戰期間成為亞洲（除日本外）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地區；而在中國大陸，根據耶魯的Daniel Mattingly近期實證研究，日本在中國東北部的殖民統治也在和長期衛生條件的改善和官僚體系的成熟有正相關關系。我再強調一下，這些發現并不能減輕日本的侵略罪行，即便日本把東北建設得和紐約一樣繁華，侵略者就是侵略者，享受不到這些繁榮的受壓迫人民沒有理由“感謝”侵略者的“成就”。不過，在韓國，日本幾十年的統治至少做成了以下幾件事情：

1、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官僚體系，培養了專業化的官僚團隊。在1910年，擁有1600萬人口的朝鮮只有1萬名職業官僚，而且其中大多數根本不知道現代社會應該是什么樣子的。而到了1937年，朝鮮官僚隊伍擴大到了接近9萬人.當然，其中5萬人是日本人，但是仍有4萬人是朝鮮本地人。與之相對應的，法國殖民當局在越南只靠著一個由3000名法國官僚維持的政府進行統治。等到日本人退出朝鮮之后，這批受過現代化訓練的本地官僚是之后歷屆韓國政府推動社會改革、用統制經濟推動產業發展的柱石。

2、中央集權與社會控制。日本帝國是個高度集權的軍國主義社會，在其殖民地，日本帝國自然也將它那一套馭民術移植了過去。與官僚系統一起膨脹的是韓國的現代警察系統，從1910年的6000多增長到了1937年的6萬多。而這兩者一起幫助殖民當局將其權力滲透到了村級，讓社會處于殖民者的嚴密控制之下。由此，漢城確立了對各個地方的絕對優勢，地方精英在殖民者又打又拉胡蘿卜大棒策略下漸漸被中央權威馴服。

3、財稅改革。提高財政榨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是建設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一個步驟。按照查爾斯·蒂利的經典理論，所謂國家的現代化，就是養更多兵和收更多稅的正反饋循環。日本人殖民當局建立的集權高效的政府讓現代化的稅收模式成為可能。日本殖民政府重新清查了全國土地，讓地方權貴無力抵抗中央的財政索取，同時從礦產、交通、郵政等方面開發了新的稅源。單單在1905到1911這六年間，朝鮮當地的財政收入就翻了三倍。

4、工農業發展。在日治時期，朝鮮的制造業增長率達到了年均10%。當然，朝鮮殖民地大部分的重工業都在北方，韓國繼承的那一點設施大多還毀于朝鮮戰爭。但是在工商業發展中培養出來的一個具有現代化商業思維的企業家階級，日后的韓國財閥很多都帶一些日本背景，以及一個具有工業生產經驗的工人階級，或許比硬資產更重要。比工業發展更顯眼的是農業生產率的進步。日本是個糧食稀缺國家，因此它在殖民地不遺余力地發展農業以解決本土的糧食危機。從1910到1940年，朝鮮的稻米產量翻了一倍，甚至有能力大量向日本出口糧食。在1938年，韓國的畝均單產已經超過了日本的三分之二，高于美國。

當然，日本在朝鮮殖民地建立的高效的行政、財稅和社會控制體系，對于當時的韓國人來說是進一步剝奪他們自由的災難，而日本帶來的工農業發展本質上也是為了更好地掠奪朝鮮的資源，并沒有給韓國人民帶來什么好處。但是，強大的政府是一個好用工具，當它掌握在日本殖民者手里的時候，它害人不淺；而在日本戰敗后，當韓國人接收了殖民者留下來的統治體系，并且在美國的要求下開展了廣泛的社會改革之后，這個強大的利維坦便成為了韓國經濟起飛的重要推動力。

雖然說美國人在二戰后的東亞的主要政策圍繞著“反蘇反赤化”展開的，但是在日韓和中國臺灣，美國反蘇的方式卻是（以一種溫和的方式）“走敵人的路，讓敵人無路可走”。東亞社會革命的根源在于土地問題，因此美國為了預防革命，就先在占領期內在日本搞了強制土改，隨后又讓韓國和中國臺灣分別進行強制土改，政府強令地主賣出土地分配給農民。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韓國土改成功，和中國臺灣與日本一樣，地主作為一個階級被從社會中抹去，而被一群小自耕農家庭所取代。

經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和美國的社會改革之后，韓國在經濟騰飛前夜的社會大致是這個樣子的：擁有一個集權且高效的行政和財稅體系，有一批具有現代治理能力的專業化官僚，在落后國家中相對而言不錯的工農業基礎，且政策的執行免于地方精英（主要是地主）的掣肘。Peter Evans在比較韓國和其他的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時，就著重強調了這一點。東南亞和拉美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任何實質性的改革嘗試，都會因為涉及到了經濟再分配而被強大的“擁有土地的精英階層”（landed elites）所阻塞。

同時，地方的權力精英也往往能夠利用他們強大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綁架本來相對羸弱的行政系統，令其變為為小團體的狹隘利益服務的工具。而在韓國，這些困難盡管可能仍然存在，但是已經被減小到了可以克服的水平?？梢哉f，雖然韓國經歷了慘痛的戰爭被炸了個遍，在物質上是貧窮的，但是即便是1950年韓國的人均GDP也是遠高于當時的中國大陸，同時略高于越南的，但是在制度層面，它已經具備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全部條件。

最后，分析完韓國的現代化基礎之后，對于“如果越南中的南越繼續存在，能否復制韓國的經濟奇跡變成發達國家？”這一問題的答案也就十分清楚了：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當局在殖民地制度建設方面下的功夫遠不如日本在朝鮮的殖民政府，既沒有在當地建立一套集權有效的政府體系，也沒有在本土工農業發展帶來足夠亮眼的增長。同時，在美國的要求下，韓國在二戰后初期就已經通過土改徹底解決了引發社會革命的主要經濟問題，進而杜絕了被自下而上推翻的可能；而南越盡管也試圖搞過土改，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也沒有實質性進展，到七十年代真的有一些進展的時候南越政權已經是窮途末路了。韓國的經驗確實值得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學習借鑒，但是也需要明白韓國的政策實踐是建立在其建國時特定的歷史與制度基礎上的，無法被輕易復制。所以說，“南越如果活下來會成為韓國”的說法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