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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當天夜里，日中兩軍在當時的北平西郊盧溝橋附近發生了小規模沖突，7月11日，當地的駐華日軍與中方第二十九軍簽訂了停戰協定。然而，東京的陸軍中央于前一天的7月10日決定向華北派遣2個旅團的關東軍、1個師團的朝鮮駐屯軍和國內的3個師團。

11日，近衛內閣批準了陸軍提出的方案，但附加了保留意見：

國內的3個師團視情況實施動員。同時，發表政府聲明稱，此次事件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力抗日”，為了維持“華北”治安，日本政府下“重大決心”，決定派兵。

1、盧溝橋事變前后的日本政壇

對于日本政府這份聲明，蔣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發表《廬山聲明》稱：“最后關頭”已到，只有抗戰到底。

此時，蔣介石尚未做好充分的對日本的應戰準備，但他判斷，已經不得不應戰。

同日，東京的陸軍中央指示中國駐屯軍向中方提出幾項要求：

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道歉；罷免當地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撤走附近的中國軍隊；等等。7月19日，宋哲元等第二十九軍首腦接受了日方的大部分要求，簽署了停戰協定的實施條款。

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于同日通告日本政府，當地協定需要獲得南京中央政府批準，按現狀不能承認，必須在兩國政府之間進行外交談判。另外，國民政府向日方表示，應該要求國際仲裁進行裁定。

對此，20日，日本陸軍中央決定動員國內的3個師團。當天晚上的內閣會議批準向中國派兵。但是，由于此后當地的形勢平息下來，按照陸軍的判斷，日本決定延緩派兵。

然而從1937年7月23日左右開始，一直對日方采取妥協態度的宋哲元態度轉為強硬。25日，中日兩國的部隊在位于北平東南方向的廊坊交戰。26日，中日兩軍在北平的廣安門又發生了沖突。

27日，陸軍中央決定對國內的3個師團下動員令，并在緊急內閣會議上獲得批準。日本從國內動員和派遣了第五師團（廣島）、第六師團（熊本）、第十師團(姬路)。

同日，參謀本部最終向中國駐屯軍司令官下達命令：進攻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謀求該地區的穩定。28日早晨，由中國駐屯軍、滿洲和朝鮮的增援部隊、關東軍飛行隊等組成的當地日軍開始發動總攻。29日，日軍占領了北平和天津。之后，國內的3個師團和相關部隊抵達當地，動員兵力達到約20萬人。

其間，陸軍中央分成了對立的兩派：

一派以石原莞爾（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為首，主張不擴大事態，另一派以武藤章（作戰部作戰課課長）、田中新一（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課長)為首，主張擴大事態。兩派展開了激烈的交鋒。

2、石原莞爾為何同意增兵？

7月8日凌晨，事件的消息傳到陸軍中央，接著，又陸續傳來報告。此時，負責統管參謀本部的今井清參謀次長正在病床上，石原莞爾作戰部部長實質上是軍令部門的最高負責人（參謀總長是皇族的閑院宮）。

石原聽到消息后，表明了不擴大事態、就地解決的方針，并指示當地的中國駐屯軍防止擴大事態，避免行使武力。

但是，武藤作戰課課長和田中軍事課課長做出了與石原不同的判斷。他們認為，南京政府也有可能企圖實施“全面戰爭”，只有用“武力”來解決這個事態。為此，日本應該增強華北的兵力，伺機“加以一擊”。二人就此達成了一致意見。

武藤與田中是陸軍士官學校的同期畢業生，有一段時期二人都屬于教育總監部，一直關系密切（二人都是一夕會成員)。不過，這個時候，武藤比田中早三屆從陸軍大學畢業，而且作為作戰課課長，身處軍令機構核心部門的要職，因此，武藤是擴大派的主導人物。

武藤在1937年3月從關東軍情報主任參謀調任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而田中也在同一時期從陸軍省兵務局兵務課課長調任軍務局軍事課課長。與此同時，原為作戰課課長（兼任戰爭指導課課長）的石原升為作戰部部長，原為軍事課課長的町尻調任侍從武官。

對于武藤就任作戰課課長，石原的意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二二六事件以后，武藤作為軍事課高級課員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得石原非常賞識他的能力。盡管在長春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但也許石原對于自己的掌控能力非常自信。此外，從暗殺永田之前到盧溝橋事件之后這段時期，對課長級及以下的人事安排握有實權的陸軍省補任課課長，一直是非皇道派一夕會成員加藤守雄。

1937年7月9日，武藤為首的作戰課以應對華北的中方第二十九軍和中央軍增援為由，制定了向當地派遣關東軍2個師團、朝鮮駐屯軍1個師團、國內3個師團的派兵方案。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此時也主張對華強硬，聲稱：為了“徹底斬除禍根”，要把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趕出北平、天津地區以及河北省全境。

對此，處于石原影響下的作戰部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采取了不擴大的態度。這二人也是陸軍士官學校的同期畢業生。

7月10日，參謀本部審議了武藤等作戰課的派兵方案。

當時，石原認為：

“當前，應該一心完成‘偽滿洲國’建設、完成對蘇戰爭，由此國防得以安固。不宜干涉中國，使其支離破碎。”

也就是說，現在是應該專心于“偽滿洲國”建設、完成對蘇戰備的時候，如果干涉中國，這些將受到阻礙，國防建設將會混亂，因此不應該擴大事態。但是，在此次審議中，他同意了武藤等人提出的派兵方案。

關于當時的理由，石原后來說：

實際派兵，在決定后還需要數周時間。雖然他希望不擴大事態，但是，為了“形勢逼迫”時“以備萬一”，他認為需要派兵。當天，他得到了蔣介石4個師的中央軍北上的情報。因此，石原產生了當地日軍和日本僑民處境危險的緊迫感，不得已批準了派兵方案。
當時，當地的中國駐屯軍為大約六千兵力，處于其保護之下的平津地區的日本僑民為大約1.5萬人。與之相比，中方第二十九軍為大約7.5萬兵力，而且傳來了國民政府軍精銳的中央軍4個師（約6萬人）正在北上的情報。可以說，這對石原的判斷產生了很大影響。

就在前一天(7月9日)，蔣介石得到了事件情況的報告后，命令河南省的2個師、山西省的2個師北上。但是，直屬蔣介石的中央軍只有1個師，而且，從第二十九軍首腦處傳來了對形勢的判斷，稱派遣增援部隊會有刺激日本、擴大事態的危險。因此，各個師的北上行動都比較緩慢。中國方面的北上動向傳達給石原時，已經被夸大事實，所以石原并非出于本意地批準了武藤等人的派兵方案。

結果，中方4個師抵達當地的時間比日軍晚了許多，沒有趕上日軍發動的總攻。

3、武藤章何以勝出？

1937年7月11日內閣會議決定派兵以后，以武藤為首的作戰課于16日提出了以下主張：應該向中國方面提出讓宋哲元道歉、罷免當地第三十七師師長等內容苛刻的要求，并要求限期答復，如果中國方面沒有做出有誠意的答復，便立刻動員所保留的國內3個師團，“討伐中國軍隊”。當時，作戰課決定把戰場盡可能限定在華北，視情況也有可能發展為“對華全面戰爭”。

另外，參謀本部情報部也持強硬姿態，要求立即出兵。

當時，石原等不擴大派認為，應該看一看7月11日簽訂當地停戰協定后的談判進展情況，但是，武藤等擴大派提出了應該采取更加強硬的態度的方針。

石原對此提出了如下反對意見。

現在能夠動員的師團是30個，其中，能夠用于中國方面的大約是15個。這樣，日本不可能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但是，如果派遣國內的3個師團，兩國進入戰斗狀態，那么，將會有發展成全面戰爭的危險。

如果現在與中國發生戰爭，只能“走到哪算哪”。這樣，無疑會變成一場“長期”的“持久戰爭”。但是，從現狀來看，必須在與蘇聯的邊境上配備相當數量的精銳師團，因而，無法在中國投入足夠的兵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中國方面利用遼闊的領土進行抵抗，那么日本將會陷入戰爭的泥潭。

石原認為，現在正是全力擴充對蘇戰備的時候。如果與中國發生軍事糾紛，將會削弱日本在這方面的力量，因此，他“希望盡可能避免戰爭”。但是，從國內派遣3個師團的兵力，將會引發全面對華戰爭，而顧不上擴充對蘇戰備。現在，中國正在從以前的分裂狀態走向國家統一，民眾的民族意識越來越覺醒。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發生全面戰爭，會有發展成持久戰的危險，日本自身的國防戰略將會走向崩潰。

而且，他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日中兩國發展成長期戰爭，蘇聯一旦打過來，目前的日本毫無把握”。從這個方面來看，日本也應該避免發動對華戰爭。

武藤等人認為：

中國處于不可能實現國家統一的分裂狀態，如果日方表明強硬的態度，那么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就會屈服；現在，應該堅持軍事上的強硬姿態，給其一擊，使其屈服，把華北五省納入日本的勢力之下；而且，現在需要與滿洲相輔相成，增強對蘇戰備，而眼下的事態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絕好機會。
也就是說，武藤主張通過軍事打擊，使國民政府屈服，實現一直以來的分裂華北政策。通過日本實質上控制華北五省，獲得壟斷性的統治權，從而確保華北的資源和市場。另外，這種主張低估了中國的抵抗力量，認為只要日本進行軍事打擊，輕易就會讓中國屈服。當時，武藤曾宣稱，如果向華北派遣國內的3個師團，“那里的一堆廢物將會舉起雙手投降”。

不過，這種對華認識對于武藤等人的軍事打擊論來說，還是一個次要的理由。

主要原因在于，他們企圖打破石原按照絕對不介入歐洲戰爭的原則而實行的停止分裂華北活動和放棄華北權益的方針。當時，在歐洲，德國宣布重整軍備后進駐萊茵蘭非武裝區，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并受到了國際聯盟的制裁，軍事上局勢日趨緊張。在這樣的形勢下，武藤等人從防備下一次世界大戰的觀點出發，對石原的政策抱有強烈的危機感，企圖完全確保華北的軍需資源和經濟權益。

武藤早先就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的外交政策是旨在恢復國家主權、恢復領土的“革命外交”，它“絕無將來放棄滿洲的意思”，而是“想要（把滿洲）收回自己的國家”，并借助美英和國際聯盟的力量“對抗日本”，今后，它也肯定“對日本拔刀相向”；對此，日本必須謀求“日滿合作”，進而“影響到中國本土”，日本必須有這樣的“覺悟和準備”。

也就是說，武藤企圖逐漸把中國變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其背景則是要求確保日本的軍需資源和獲得市場以備未來的國家總體戰。

但是，在這個階段，武藤、田中等陸軍中央的對華強硬派也出于對美英等的考慮，并不打算從正面否定關于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的《九國公約》。因此，他們并不考慮把華北變為獨立國家或者變為日本的領土、否定中國的主權，而是希望完全通過自治的獨立政權等形式，實現分裂華北的目的。

也就是說，他們的目的是把華北變為日本的勢力范圍。比如，武藤聲稱雖然要對國民政府實施軍事打擊，但是“并不考慮奪取南京”。另外，田中軍事課課長也認為，采取不擴大方針會導致放棄日本的“華北權益”，而為了保護日本在華北的權益，必須堅持強硬的態度。

4、武藤章與石原莞爾的爭端

當時，在陸軍中央的幕僚中，贊同以武藤章為首的擴大派的人占多數，而以石原為首的不擴大派占少數。

在所有的部長、局長、課長中，不擴大派除了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之外，只有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等人。而擴大派則有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參謀本部俄國課課長笠原幸雄、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永津佐比重等人，還有參謀本部運輸通信部部長冢田攻、參謀本部戰史部部長下村定也持同樣的態度。

在普通課員中，除了河邊指揮下的戰爭指導課課的課員以外，大多數是擴大派。尤其是，當時與課員人數只有四五個人的其他課相比，作戰課課員有20人左右，而他們幾乎都在武藤課長的影響之下。這是武藤擁有較大發言權的一個背景。

從幕僚層的這種動向可以推測，許多幕僚贊賞石原在擴充對蘇戰備和推動軍備擴張方面的工作，但是，對于他后來停止分裂華北活動則抱有不滿。剛才提到的梅津美治郎阻止板垣就任陸相這件事，也應該是梅津看出了幕僚層的這種不滿。

1937年7月17日，在田中新一軍事課課長等人的推動下，杉山元陸相、梅津美治郎次官等陸軍省高層表示支持武藤章為首的作戰課擬定的方案。石原與他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是，石原也擔心，拖延談判會讓蔣介石的中央軍北上贏得時間，最終同意給談判設定期限。這是因為他擔心當地的日軍和日本僑民的安全。

同日，五相（首、藏、外、陸、海五相)會議同意以7月19日為談判期限。

由于日方態度強硬，宋哲元為首的第二十九軍接受了日方的大部分要求，7月19日簽署了協定的詳細條款。

但是，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事實上否定了當地簽訂的協定條款的有效性。因此，7月20日，日本參謀本部決定行使武力，內閣會議也批準派遣國內師團。

然而，7月21日，從當地視察回國的參謀本部總務部部長中島鐵藏、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等人進行了報告，他們稱，宋哲元正在陸續落實7月19日簽署的協定條款，認為不需要兵力增援。另外，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也發來了同樣內容的電報。

因此，7月22日，陸軍中央決定延緩派遣國內師團。當時，石原主張停止派遣國內師團，而武藤堅決主張派遣，二人發生了激烈的辯論，甚至發展到“不是你辭職，就是我辭職，只有一個選擇”的爭吵。

在幕僚中，即使是部長與課長的關系，只要不是組織的決定，就不是個人服從命令的關系，而允許向參謀總長呈報意見。但是，部長發出指示，課長服從命令，乃是慣例。然而，武藤不采取這種普遍的態度，拒不服從石原。不過，當時，作為陸軍中央的意見，最終按照石原等人的意向，決定延緩派遣國內師團。

但是，1937年7月25日發生了廊坊事件，7月26日發生了廣安門事件。當日晚，石原終于也向當地駐軍發出通報，指示“徹底討伐”中國軍隊。接著，次日，決定派遣國內3個師團，7月28日開始發動總攻。

5、武藤章何以勝出？

在當時的中國，像盧溝橋事件這樣的小規模糾紛并不少見。武藤等人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發動軍事打擊，讓事態擴大呢？這是因為，正如剛才提到的那樣，武藤強烈反對石原放棄在永田領導下自己起草的分裂華北政策。武藤攻擊石原的不擴大政策，也是對石原停止華北分裂活動的一個反擊。

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中日戰爭是對石原放棄分裂華北政策的一種反抗，是作為激烈的回擊開始的一場戰爭。

盡管如此，為什么它是在這個時候發生呢？實際上，在7月7日盧溝橋事件的大約一個月之前的6月11日，蘇聯宣布紅軍最高領導人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人被槍決。此后，繼續進行紅軍領導層的肅反運動，許多高級將領被處決。斯大林掀起的這一場紅軍大肅反運動一持續到第二年，據說大約45%旅長以上的將領遭到殺害。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人被槍決的情報立即傳到了日本陸軍中央。他們判斷，紅軍會因為這次事件受到沉重打擊，蘇聯介入中日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小。這應該是日本在此時利用盧溝橋事件發動對華戰爭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通過軍事打擊讓南京國民政府屈服的良機。

另外，由于1935年3月納粹德國背棄《凡爾賽和約》，宣布重整軍備，進而于翌年3月廢棄了關于保障西歐安全的《洛迦諾公約》，進駐萊茵蘭地區，同年5月意大利不顧國際聯盟經濟制裁吞并埃塞俄比亞等事件，歐洲的緊張局勢日益激化。武藤章認為，在這樣的歐洲形勢下，美英等列強國家不會正式介入東亞問題。

他宣稱，“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事不宜遲（發動對華戰爭）。”

進而，武藤也考慮，隨著這種軍事緊張局勢的尖銳化，爆發大戰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武藤從與永田同樣的觀點出發認為，為了應對大戰，有必要掌握華北的軍需資源和經濟力量。

大約兩年后的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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