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大授銜，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以及中原五大戰略區政治部主任，（東北）譚政和（華北）羅瑞卿被授予大將軍銜，（西北）甘泗淇和（華東）唐亮被授予上將軍銜，而唯有中原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一人未被授予軍銜。

作為劉伯承鄧小平的得力助手，他還是二野指戰員口中的“三號”。但就在授銜前夕，他的名字卻被毛主席劃掉了。

這個他究竟是誰？他的身上發生了哪些故事？又為什么未被授銜呢？

此一人，便是張際春。

1900年，張際春出生于湖南宜章一貧農家庭。父母境況一般，但還是節衣縮食送他去讀書。

他6歲讀私塾，15歲入初級小學，17歲考入縣城高小，期間因經濟困難幾度輟學。

1920年，張際春到省立湖南第三師范學習，迎來他生命中的轉折點，同時也是他革命生涯的起點。

因為這所學校，他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有幸聆聽了毛主席當時關于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演講，受到很大鼓舞，立志參加革命。

彼時，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29歲的毛澤東任書記，組織領導了一系列罷工運動，使湖南的工人運動迅速走向高潮。

張際春視毛主席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在毛主席的親自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投入到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中。

1925年，他從湖南第三師范畢業，開始在本鄉小學人任教，第一次大革命開始后，他在宜章組織農民協會、農民夜校和農民自衛軍，進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

1926年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高潮中，他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擔任了本鄉第一個黨小組組長，從此開始了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生涯。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革命形勢急轉直下，白色恐怖彌漫，國民黨反對派到處捕殺共產黨人。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張際春被迫轉入地下。

1928年1月，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部隊進入湖南，發動湘南起義，張際春參加了起義，起義后任中共宜章縣委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和縣農民協會秘書長，在握槍桿子的同時操起了筆桿子。

1928年4月，朱毛紅軍勝利會師。張際春隨軍上了井岡山，時隔6年，再一次見到毛主席。

之后，張際春奉命到井岡山綠林式武裝其一王佐部開展黨的政治工作。開國上將宋任窮當時曾在他領導下擔任宣傳干事和連黨代表。

后來，宋任窮回憶起來曾道：

“我看到際春同志處處認真地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深入連隊和士兵同甘共苦，和士兵打成一片，細致、耐心地宣傳黨的政策，做連隊的建黨工作，用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改造這兩支部隊，進行了大量工作。”

1930年，由于表現突出，張際春升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處處長，成為“紅色輿論主管者之一”。

緊接著1931年5月至次年年底，大約1年半的時間里，張際春先后被分配到4個紅軍師擔任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而做出這項人事任命安排人，正是毛主席。

不得不說，毛主席看人的眼光是很敏銳的，通過在4個紅軍師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經歷，張際春的政治工作能力得到充分鍛煉和體現，而這對他今后的個人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之后，張際春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成為“我黨我軍最早的政治工作領導干部之一”，憑借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為軍隊政治工作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紅軍兩萬五千里風雨長征路上時，張際春被調到紅軍大學（朱德、劉伯承為培養教育干部，促成張國燾同意，在紅四方軍總部成立）工作，擔任紅大政治主任教員。

這期間，張國燾悍然背離中央北上抗日決策，決定紅四方面軍南下。

在翻閱夾金山之前，有不明真相的同志編了首歌，將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行動誣蔑為向北逃跑，張際春聽聞后，立即制止，并耐心同大家說明勸解，北上抗日是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而張國燾對此也事先知曉并同意，結果卻在中途臨陣反悔，意圖分裂黨和紅軍。

后來，為了進一步提高學員軍政素養，避免被蒙蔽利用，張際春又創辦了紅大校刊《紅爐》。如此，張際春旗幟鮮明地和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一起，堅決斗爭，哪怕受到錯誤路線的排斥打擊，依舊任勞任怨地工作。

長征路上的老同志們對他的評價是一致的：“作為紅軍大學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培養造就了大批優秀的紅軍干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不朽功勛。”

1936年，紅四方面軍終于北上和中央紅軍會師，紅大并入抗大。

毛主席、朱德等在延安紅軍大學合影，張際春（后排右一）

張際春遂進入抗大第二期學習，后來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抗大共創立8期，張際春便親歷了7期，從教育科長干到了政治委員。

后來從抗大走出共和國諸多大將、上將，在張際春面前，無不恭恭敬敬地自稱“學生”。

解放戰爭時期，張際春先后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暨晉冀魯豫軍區、中原軍區、西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成為了劉伯承和鄧小平的得力助手。

1947年8月，劉鄧大軍主力擊破國民黨軍20多個旅的圍追堵截，強渡汝河、淮河等天然屏障，千里挺進大別山。

轉眼到11月上旬，秋老冬至之際，10萬大軍的御寒冬衣問題仍未解決，一向穩重的劉伯承都失了耐心。

在這樣的情勢下，張際春協助劉鄧，發起了小作坊自制棉衣的旋風行動，而就在行動前，張際春仍不忘囑咐戰士們，“在籌集原料時，一定按價付款，人逃亡者，則可留下借條，將來償還”，充分展現了我黨鐵一般的紀律與原則，獲戰士們一語雙關的認可：“劉鄧張首長共同解決了我們的‘溫題’！”

再后來，由于對無后方作戰不習慣、不理解，部隊一些指戰員出現了一些牢騷怪話。

張際春作為政治工作領導，聽聞后，即指導宣傳部門創作符合黨中央精神的歌曲、快板。

1947年9月27日，劉伯承、鄧小平在王大灣召開旅以上高級干部會議，在批評部分干部講牢騷怪話時，不約而同地表揚了張際春主持創作的歌曲、快板。

劉伯承一錘定音：“我們部隊就是要唱這樣的歌，‘大別山好比一把劍，直插到蔣介石的心里面！’”

1948年5月，劉鄧大軍終克服重重困難，在大別山站穩腳跟，鑒于此，黨中央遂決定，再建中原軍區，晉冀魯豫野戰軍改番號為中原野戰軍，鄧子恢任副政委，張際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不過由于鄧子恢“主持地方工作和財經工作”留在后方，張際春成為事實上的野戰軍第一副政委，參與指揮了淮海大決戰。

戰后，張際春主持撰寫了《中原野戰軍政治部關于淮海戰役中部隊主要思想情況向中央軍委的綜合報告》，呈送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贊揚。

也因如此，劉鄧多次稱贊得力助手張際春是“難得的宣傳家、教育家”。

1949年2月，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中原野戰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張際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此時，人們已經默認，張際春是二野第三號人物，指戰員們都叫他“三號”。

1949年4月，渡江戰役打響，解放軍勢如破竹，歷時42天，徹底摧毀了國民黨軍的長江防線。

進軍西南前合影，張際春（右一）

渡江戰役勝利后，1949年10月，張際春和劉伯承、鄧小平等參加完開國大典，隨即踏上了進軍西南的路程。

此后，張際春又相繼擔任西南軍區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重慶市軍管會主任、西南局第二副書記等職務，并兼任過西南局組織部長和農村工作部長。

解放之初的重慶，魚龍混雜，社會秩序混亂，街頭充斥著大批失業人員和散兵游勇，不可不謂是問題成堆，百廢待舉。

這期間，張際春的工作十分繁重，每天都要到市委辦公或到基層調查研究，處理問題，有條不紊地完成了對重慶這一西南重城、國民黨戰時陪都的接管，為把重慶改造和建設成為人民的新城市奠定了基礎。

在重慶各項工作步入正軌后，張際春又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西南局工作上。

1950年，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向中央寫一個2000字左右，又能反映工作全貌的簡要報告。西南局的這一報告，就是張際春連夜起草的。

草稿送鄧小平審核時，他幾乎沒有修改，直接批示報告寫得很好，照發。

遠在北京的毛主席讀此報告，即批示贊揚道：“我們歡迎這樣寫法的報告，生動又形象，使人看了容易懂得，懂得經驗教訓到底在何處。”

鄧小平則有言：“有際春在，我省心不少！”

大西南剿匪斗爭中，張際春遵照西南局和軍區黨委的指示，領導軍區政治機關召開政治工作會議，發指示和組織推廣剿匪工作經驗，并親自作形勢政策和任務的報告，獲黨中央和毛主席嘉獎：“路線正確，方法適當”，“成績極大”。

鄧小平、張際春、劉伯承、李達（從左至右）在研究解放西南

新中國成立后，1955年，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大評授軍銜，按照張繼春的資歷，理應被授上將軍校。但是，在此之前，毛主席審閱授銜名單時，卻劃掉了他的名字。

因為毛主席對他另有重用，決定調他到中宣部擔任副部長，并兼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

當時，毛主席親自找他談話，張際春直言，自己多年做部隊政治工作，對地方宣傳業務不熟悉。

而毛主席勉勵他道：“就是要把部隊政治工作的好經驗，運用到地方宣傳工作中來嘛!”

這段話，后來成為張際春一直為鞭策自己努力工作的動力，在宣傳文教戰線上，他始終勤勤懇懇地工作。

而盡管是搞宣傳工作的，但他對自己卻半點不“宣傳”。此前一次部隊展覽，貼出了劉、鄧以及張際春的照片，張際春看到后，當即嚴厲地指出：“一個廟里有幾個神，怎么能把我和劉、鄧并列？”隨即命令把他的照片取了下來。

只可惜后來在一段風雨歲月中，張際春受到錯誤指責，于1968年含冤離世，享年68歲。直到1979年，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為他舉行了平反昭雪悼念大會，鄧小平親自主持。

歷史才終于恢復了本來的面目，圍繞在張際春身上的陰影最終消散。

素材來源：
張際春同志在西南地區的革命實踐活動《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100-105,
張際春同志二三事《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4年第2期103-104,共2頁

喜歡本文的朋友，可以點下“關注”，感謝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