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4月8日報道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4月4日刊發題為《特朗普的世界舊秩序》的文章，作者是土耳其前總理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內容編譯如下：

在唐納德·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之初，我曾指出這將是個不同尋常的美國總統任期。國際秩序原本已經受到根本性弱點和有關其核心價值觀與制度的爭議的困擾，現在更是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

隨著特朗普第二個任期開始出現更大混亂，曾經看似孤立的沖擊演變為一場全面的“系統性地震”。特朗普的煽動性言論、時常錯亂的行政命令和對加沙、烏克蘭戰爭的專橫態度，動搖了多邊體系的基礎，而這個體系是歷經四個世紀的戰爭和苦難——可以追溯到《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建立起來的。

在21世紀搬出“19世紀世界觀”

特朗普在過去兩個月的行動和聲明表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極度不確定的時代，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和升級。現在似乎盛行一條原則：強權即公理。畢竟，國際法的核心是“條約必須遵守”的原則。然而，在重返白宮的幾周內，特朗普違反、廢除或者退出了包括他本人政府在內的前幾屆美國政府達成的許多協議和承諾。

特朗普的更廣泛外交政策目標似乎是摧毀80年前由二戰可怖經歷傷害的一代人建立的全球秩序，并迎來一個新殖民主義競爭的時代。他威脅要“以某種方式”吞并格陵蘭島，收回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以及他把加沙人說成好像只不過是房地產交易的障礙，這些都是其新帝國主義世界觀的鮮明寫照。

盡管聯合國安理會屬于寡頭政治結構，但它——由五個常任理事國主導，由美國領導——阻礙了特朗普尋求全球主導地位。因此，他選擇繞開安理會，轉而支持以美國和俄羅斯為中心的兩國伙伴關系，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雙邊主義遙相呼應。他還公開藐視安理會決議和一系列國際公約。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議程與二戰后為防止法西斯主義死灰復燃而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所依據的“人類優先”原則形成鮮明對比。該宣言和隨后成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體現了將人類尊嚴置于地緣政治之上的國際秩序精神。

通過摒棄這一創始理想，特朗普有可能把安理會變成暴力工具。如果其余四個常任理事國采取類似的民族主義姿態，結局將是一場危險的主導地位之爭。

同樣，特朗普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聯合國重要機構，此舉正在侵蝕國際秩序的基礎。他的破壞性做法不僅損害聯合國體系，也損害長期以來支撐全球穩定的“美國治下的和平”。

與之前的帝國體系不同，戰后美國領導的秩序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美國主導的多邊機構、圍繞北約等聯盟建立的全球安全架構、基于自由貿易和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地位的經濟秩序。

相比之下，特朗普對21世紀美國治下的和平的愿景是一種不受約束、技術驅動的極權主義。特朗普的霸凌策略（比如他一再試圖羞辱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是其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震驚和恐嚇全球領導人，讓他們接受其來自19世紀的世界觀。

“無恥言論包裹的新殖民秩序”

這種轉變并非憑空而來。美國領導的秩序多年來一直在瓦解。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特點是戰略不連續性，每屆政府都采取截然不同的方針原則。喬治·H·W·布什呼吁建立“新世界秩序”，緊隨其后的是比爾·克林頓的人道主義干預。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事件助長了喬治·W·布什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新保守主義思想。貝拉克·奧巴馬的多邊但往往被動的外交，引發了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的反動反應，正如喬·拜登前后不一且基本上無效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加沙問題上）為特朗普的回歸鋪平了道路。

現在，隨著特朗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大膽，我們正在目睹美國戰略不連續性的后果：一種由基督教民族主義驅動、先進技術賦能、非理性沖動維持、無恥言論包裹的新殖民秩序。

2002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到，極端民族主義在“9·11”事件后的美國激增，并警告說，美國不需要一個通過軍事力量尋求主導地位的凱撒式領導人，相反它需要一個馬可·奧勒留式領導人，即一位能夠以智慧、克制和尊重國際法的方式領導復雜全球秩序的哲學家兼政治家。

我一度以為奧巴馬可以成為這樣一位領導人。當他在2009年上任并選擇土耳其作為其第一個出訪目的地（然后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時，我看到了一種真正的希望。唉，我錯了。但我本人在擔任外長和后來擔任土耳其總理期間的經歷使我更加相信，有可能以符合所有國家而不光是大國利益的方式達成外交與武力之間的平衡。（編譯/葛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