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如果說斯諾是毛澤東這一生中最要好的美國朋友,基辛格則是毛澤東生前接見次數最多、談話最深入廣泛的美國高層官員。
這是西方國家官員從未有過的殊榮,因而基辛格常常以此為榮幸。基辛格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已不是國家元首,而毛澤東、周恩來卻與他作如此坦率、真誠、深入而廣泛的談話,這使他深受感動。
1、第六次訪華的基辛格
特別是1973年11月12日晚上,在毛澤東和他進行了將近三個鐘頭的深談結束后,在告別宴會上,他將毛澤東、周恩來視作知己。他興奮地引用了中國古老的諺語“酒逢知己千杯少”,來形容他對毛澤東、周恩來的感情。
在宴會上,他再次舉起盛著他甚為喜愛的茅臺酒的杯子時,誠懇地說:
我很榮幸地同毛主席進行了有遠見的廣泛的交談,同總理進行了長時間的建設性的會談。很清楚,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將得到加強,上海公報的原則將得到增強和重申,我們的關系正常化將繼續下去。我們向你們保證,不論今后發生什么事情,我們關系中所取得的進展今后將繼續發展下去。
基辛格于1973年11月間訪問北京,是他第六次訪華。他是在結束了中東之行、又訪問了伊朗和巴基斯坦后來到北京的。這次訪問按原計劃應在這年的7月份進行,但是后來推遲了。
據分析和推測,推遲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其一,深陷“水門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總統處理印支戰爭的方式遭到了國會的反對。國會在8月中旬通過了議案,要求停止對柬埔寨的轟炸,使基辛格失去了其所說的“討價還價的主要本錢”。
其二,中國共產黨將在8月間舉行十大,美方顯然是想要看一看中國的政治動靜。
其三,基辛格已經事前獲知不久要讓他接替羅杰斯出任國務卿,能以國務卿的身份而不是只以國家安全顧問的身份訪華,會讓他在中國領導人面前更高興。
基辛格于11月10日下午飛抵北京,當晚9時25分,周恩來同基辛格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進行了單獨會面,周恩來祝賀他出任國務卿。
基辛格很高興地說:“當國務卿一天要看那么多文件,我再也不能思考任何問題了。”
周恩來笑著反駁:“這話我不相信。我認為你會找到時間的,因為你年輕,精力旺盛。”
12日下午3時1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進行了第一次會談。
基辛格說:“最初我們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來了,但我們在此基礎上懷著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態度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關系。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談問題,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不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
周恩來說:“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的不夠。你剛才說我們的關系是有原則性的、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我們同意這一說法。本著這種態度,我們什么問題都可以討論。”
2、再會基辛格
12日下午5時40分至8時25分,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接見了基辛格。
外交部長姬鵬飛、副外長王海容等也在座。這次美方參加接見的還有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及溫斯頓·洛德。
翻譯是唐聞生、沈若蕓。
基辛格記述這次見面開始時的印象說:“毛澤東帶著他特有的嘲諷而又略帶一點令人生畏的微笑迎接我們。他的身體似乎比我以前見到他時還要好些。”
毛澤東一開始就問:各位在討論些什么?
周恩來說:擴張主義。
毛澤東指著基辛格問:誰在談擴張,他嗎?
周恩來說:他先開始,其他人也跟進。
基辛格說:貴國姬外長不時批評我們,但我認為他了解真正的源頭。
毛澤東說:但那種擴張主義是微不足道的,你們不該怕他們。雖然他們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卻很有限。以古巴為例,你一恐嚇他們,他們就跑了。…我很懷疑他們會想同我們建立關系。先是卡斯特羅派代表團來接觸,后來又是通過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來謀和。后來,柯西金親自來了,我向他宣布我們準備對他進行斗爭一萬年。看在他親自來拜訪我的份上,我就減一千年。你看我多慷慨,我一讓步就是一千年。
在座的人們發出了笑聲。
毛澤東接著說:后來羅馬尼亞的代表又來了,我又讓步了一千年。
在笑聲中,毛澤東繼續說:兩年前,齊奧塞斯庫總統親自代表蘇聯來了,我就說,這次不論你說什么,我不能再讓步了。
基辛格笑著說:我們也必須采用中國式戰術。
毛澤東說:我現在講話不太舒服,我掉了兩顆牙。你們跟我們的活動也有點不同,那就是,我們向來以牙還牙。而你們的作法是中國式的太極拳。
毛澤東把話題轉至“水門事件”,說:為什么在你們國內,你們對水門事件那樁屁事那么在意?這個事件本身是個很小的事,可是因而引起這么大的亂子。無論如何,我們不希望這樣。
翻譯解釋說,她不能照實翻譯主席的“屁事”一詞,因為那意即“放屁”時,在座的中國人都放聲笑起來。
周恩來問身旁的洛德是否知道中國字“屁”的意思,洛德先生回答說:“不知道。”周恩來說:你可以回去問一問你的華裔太太。翻譯說:這是一個形容微不足道的字眼。
在談過蘇聯霸權問題之后,毛澤東將話題引入臺灣問題。
毛澤東說:只要你們跟臺灣斷絕外交關系,就有可能解決我們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問題。這跟我們和日本的處理方式是一樣的。至于我們跟臺灣之間的問題,就相當復雜。我不相信會有和平解決方案。(問姬鵬飛外長)你相信嗎?(臺灣)是一批反革命分子,怎么可能會和我們合作?我說我們可以暫時不要臺灣,再過一百年再去管它。對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需要著急的呢?那只不過是個千把萬人口的島嶼罷了。
周恩來說:他們現在有1600萬人口。
毛澤東說:至于你們與我們的關系,我想不需要用一百年的時間來處理。
基辛格說:我相信是這樣。我們應該會快得多。
毛澤東說:不過這是你們必須快決定的事情。我們不會去催你們。如果你們覺得有需要,我們就來做。如果你們覺得現在還不行,那我們也可以緩一點。
基辛格說:從我們的立場來說,我們希望能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我們的困難是我們不能立刻切斷與臺灣之間的關系。有幾個理由,而這些理由全部都跟我們國內的情勢有關。我跟總理說過,我們希望在1976年之前,或者1976年期間完成這個程序。所以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夠找到某種方法,讓我們得以建立外交關系,…因為在技術層面來說,聯絡辦事處的用處非常大。
毛澤東大笑著說:我們現在對香港也不急。我們甚至不會去碰澳門。如果我們真的想去碰澳門,最多也只會碰一點點。因為它是葡萄牙從明朝就開始緊緊掌控的地方。赫魯曉夫也罵過我為什么我們連香港、澳門都不要。
毛澤東在談起中美兩國聯絡處的工作后,又說到了蘇聯:赫魯曉夫說我們像是好斗的公雞。
基辛格說:他1959年到這里訪問時,不太成功。
毛澤東說:我們在1959年決裂。他1958年想要控制中國海岸和中國海港時,我們開始失和。我和他們、他們的大使討論時,我差一點拍桌子,我罵了他一頓。他向莫斯科報告后,赫魯曉夫就來了。當時,赫魯曉夫提出聯合艦隊的構想,就是蘇聯和中國共組一個聯合海軍艦隊。這是他提出的建議。那時候,他十分自大,因為他見過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就有了點所謂的“戴維營精神”。他在北京向我炫耀,說他認識美國總統,提到艾森篆威爾總統時還說了兩個英文字,說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問戴維·布魯斯大使)你知道嗎?
布魯斯說:不,我從不知道這回事。
周恩來看了看手表說:已經談了兩個半小時了。
毛澤東說:今天我們好像談得太久了,超過兩個半鐘頭。我們占了原本為別的活動安排的時間了。
在談話快結束時,毛澤東說:我認為最好不要打仗。我也不喜歡戰爭。雖然人家都認為我是個戰爭販子。如果你們和蘇聯開戰,我也認為不太好。如果你們準備打,最好使用傳統武器,把核武器留著當備用,不要碰它們。
基辛格說:我們絕對不會發動戰爭。
毛澤東說:那好。我聽說你們提出這種說法是想爭取時間。
基辛格說:我們是希望爭取時間,但我們也希望處于一種地位,就是如果蘇聯攻擊我們討論的任何重要地區,我們就要反擊。這是我們必須準備好的情況。
毛澤東說:完全正確。至于蘇聯,他們欺弱怕強。(他笑著指著唐聞生和王海容)你不要因為王小姐或唐小姐比較軟弱,想欺負她們。
基辛格也笑說:主席先生,依我的經驗,她們并不十分軟弱。她們也不按照主席的勸告行事。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唐是美國人,而王是俄國間諜。
近三個鐘頭談笑風生的會見結束了,毛澤東在沒有人扶持的情況下站起身,送客人到外面大廳。可見毛澤東已經從1971年底的病重中恢復了過來,進駐游泳池的醫療組也在這段時期撤走了。毛澤東情緒很高。
基辛格在這次與毛澤東、周恩來的談話中,不止一次地允諾推進中美關系的進程,以及在1976年以前即尼克松總統的第二任期內實現關系正常化。
3、基辛格與鄧小平的首次會談
1974年4月6日,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飛赴紐約。當時,周恩來總理已經癌癥擴散,病情很重,他作為常務副總理已經開始實質性地介入并承擔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他除了在第六屆特別聯大,作闡述毛澤東關于第三世界理論的重要發言外,他作為周恩來事實上的繼任者,還要在紐約與基辛格舉行會談。他對與基辛格的會談進行了詳細的準備。
因為周總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離職住院治病,政治局決定他不要開至散會,要他在作了聯大發言及會見了與會的一些友好國家領導人之后就趕回北京。
他是4月7日到達紐約的,4月10日在特別聯大代表中國發言,預定4月16日晚間離開紐約經巴黎回國。
鄧小平的復出在國際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作為美國代表團團長的基辛格,在此次特別聯大開會的公眾場合已經和他見過面了。這次開會,基辛格還特別注意觀察這個穿黑色中山裝的矮個子。只見他目光敏捷而深邃,步履堅定,一看就是一個性格堅毅頑強的人。
他看過美國駐華聯絡處、中央情報局分別呈寫的關于鄧小平情況與經歷的材料,了解到這是一個經歷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層領導人,是周恩來的摯友,年輕時曾與周一同在法國留學,在50、60年代曾多次代表中共與蘇聯打交道,使另一個矮個子赫魯曉夫深感頭疼。看上去,他臉色紅潤,身體很健康,到這年秋天將滿70歲。此次由他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表明他就是周恩來的繼任者。
那天,鄧小平那只有50分鐘的簡明扼要的發言,竟然使以能言善辯著稱的基辛格博士有點忌妒了。他的發言不斷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結束時掌聲更為熱烈,響徹了整個會議大廳。這時,中國代表團席位前排起了長龍,幾十個國家的大使向這個中國矮個子表示熱烈祝賀。大會因此中斷了好些時候,這在聯合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基辛格目睹著這個熱烈場,心里期盼著與這個中國對手進行會談。
在鄧小平離開紐約的前兩天,即4月14日晚上8時05分,他與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的基辛格國務卿舉行了會談。這是鄧小平與基辛格之間的第一次會談。
會談是在紐約沃爾多夫阿斯托利亞飯店基辛格的套房中舉行的。鄧小平由喬冠華副外長作陪。
在記者進房拍照之后,他首先就拿出煙盒來,問基辛格能不能吸煙。
基辛格攤了一下手說:我不會抽煙,早就聽說您抽煙是很有名的,當然也不反對您抽煙。
他就說:你不會抽煙,那你就缺了點什么。
基辛格:我不抽煙,可我有其他的壞毛病。…
鄧小平:你同蘇聯打交道已經有了許多年的經驗。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總是使人疲勞的事情,同時也總是千篇一律。一開始,氣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爭得面紅耳赤。到最后一天,在還有兩小時我們就離開時,他們看到我們不放棄最終的立場,于是又變得遷就和愉快起來。每次都一樣。
鄧小平:我也有不少與蘇聯打交道的經驗。…根據我的經歷,我們從來都不能和他們達成協議。
他們走進飯廳,在先談了一陣中東問題之后,基辛格端起茅臺向鄧小平敬酒。在場的溫斯頓·洛德開玩笑說:“我相信我們用茅臺可以解決能源危機。”
鄧小平幽默地說:“那我們也能解決原材料危機嗎?”
基辛格也以美國式的幽默答道:“我認為只要喝了足夠的茅臺,任何問題都能解決。”
鄧小平馬上接著說:“那我回國后一定采取措施增加茅臺酒的產量。”
基辛格說:我們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的和朋友般的中美關系看做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總理會談時所說的,我們力圖尋求使我們關系正常化的途徑。
鄧小平:這個政策和建立在這個政策基礎上的原則,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兩次長談中,你會明白這一點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談了有三個小時。
基辛格:我們談了許多細節…以我們的經驗,中國人是說話算數的。
在基辛格與喬冠華干杯的時候,鄧小平說:博士,即使喝掉所有這些茅臺,你明天的講話也會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真令人感動不已!我大約應該好好抨擊一下超級大國。我很高興副總理肯定了喬副外長在北京已經對布魯斯大使說過的話。我們之間的關系沒有變動。
鄧小平:我讀過你同毛主席談話的記錄。它們非常坦率。你們從戰略的觀點討論了中美之間的關系。有些談不攏的是,關于蘇聯的戰略重心到底放在哪里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有些分歧,但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為事實將表明真正的重點在哪里。
基辛格:是的,不管第一個重點在哪里,下一個重點卻是明顯的。如果重點是在歐洲,那么下一個重點就是中國。如果重點在中國,下一個就是歐洲。如果重點放在中東,那么下個也是明擺著的。…
鄧小平:為什么對水門事件那么吵吵嚷嚷?
基辛格:這是一連串難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們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反對總統。
鄧小平:毛主席告訴過你,我們對此并不感到高興。這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我們的關系。
基辛格:我可以向你保證,不管水門事件怎樣,我們一直在執行著我們的政策,我們也將繼續執行這個政策而不受水門事件的影響。
鄧小平:我們對這類事情并不太關心。
基辛格:我們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廣泛的美國公眾的支持。我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時,我曾說中國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現在美國自己似乎成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地方。
鄧小平:這種事對我們來說真是不好理解。
基辛格介紹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級會談的計劃后說:
無論我們和蘇聯人做什么都是雙邊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約束。美蘇間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計劃,我預測不會達成一致。
鄧小平:我也覺得在這方面你們不可能達成協議。就我們同蘇聯的關系而言,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東部邊界,情況沒有改變,還是原來的樣子。在軍事部署上沒有變化。
基辛格:我想,有一點變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認為他們現在已經增加了三個師,但我還得查一下。
鄧小平:主要是他們沒有改變什么。
基辛格:這也是我們的印象。
鄧小平:在我們非常長的邊界上,他們部署了一百萬車隊,分散在整個的邊境地區。他們用這種辦法嚇唬神經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談話的時候說過,一百萬軍隊既不夠用于防守,也不能用于進攻,他們必須再增加一百萬。
基辛格:那取決于他們想做什么。如果他們想占領全部中國,那是對的。這取決于他們的目的,
鄧小平:如果他們占領了邊境的某些地方,那將意味著什么?他們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我沒有估計到他們有這樣的企圖,但可能是那樣的,在某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試圖摧毀你們的核設施。我不是說他們已經肯定計劃要那樣做,但我認為這是可以想象的。
這時候,在會談的最后時間里,鄧小平主動提出了臺灣問題。
當時,身陷水門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為了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其國內親臺勢力的攻擊,在臺灣問題上有所倒退。1974年2月間,尼克松以快得異乎尋常的速度任命了高級外交官列昂納德·安格爾為美國駐臺新任大使,而沒有采取本來可以用一位代辦可以負責的方式。
同時,還允許臺灣在美國開設兩個新的領事館,并再次向臺灣出售潛艇和先進的軍事裝備。鄧小平已經注意到了尼克松的這些做法。
因此,鄧小平問:在臺灣問題上我們可以做什么嗎?
基辛格:正如我告訴你的,我們正繼續減少我們的存在。我們正在考慮怎樣使上一個公報所表達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得以發生效力的方法。我們還沒有形成整個的想法,但我們愿意傾聽你們的任何意見。
喬冠華副外長:我在想這個問題,我明白問題的實質。我參加了公報的起草,擬定了它的語言。其基本含義就是毛主席告訴你的。我們之間關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中日建交以日臺斷交為前提)為基礎。其它模式都不可能。
鄧小平:關于這個問題,還有兩點。第一,我們愿意這個問題解決得相對快一點。第二,但我們對這個問題并不心急。這兩點毛主席也告訴過你。
與基辛格會談的次日,鄧小平已經準備回國。他只是在唐明照、喬冠華的陪同下,匆匆地瀏覽了一下紐約的景色。據當時跟隨鄧小平去聯大的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唐龍彬說,在返程經過巴黎的時候,他用零用錢買了一些法式棍子面包帶回國。他沒有說買回去做什么,人家以為他是給所疼愛的孫子買的。
多年以后他的秘書才透露,返回北京一下飛機,他就讓秘書快將面包送給周總理。他是想讓病重中的周恩來總理能品嘗一下年輕時喜愛的法式面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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