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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封測：產業發展的關鍵引擎

來源：內容來自泰晤士報，謝謝。

布萊恩·卡坦扎羅（Bryan Catanzaro）在英偉達顯得格外與眾不同。在這家總部位于加州的公司里，工程師們如同蜂巢里的工蜂，而他卻像個夢想家。他留著長發，戴著夸張的眼鏡，穿著花哨、俗氣的襯衫，就像個弄臣。他溫和而有耐心，說話輕柔而平靜。他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擁有文科背景的英偉達工程師。

2013年，卡坦扎羅已經在英偉達工作了幾年，正在經歷職業上的掙扎。他的大想法是創建一個軟件庫，讓神經網絡——模仿人腦構造的智能計算系統——能以更快、更高效的方式進行訓練。然而，當年年初他把原型產品展示給英偉達的軟件團隊時，卻遭到了冷遇。

卡坦扎羅決定直接向黃仁勛陳述自己的想法。這位臺灣裔美國人是英偉達的首席執行官，從零開始打造了這家公司。當時，英偉達的核心業務仍然是圖形芯片，為《雷神之錘》《使命召喚》等射擊類游戲提供計算動力。神經網絡在黃仁勛的工作重心上，似乎并不起眼。

然而令卡坦扎羅驚訝的是，黃仁勛立刻被他的想法吸引。兩人第一次會面后，黃仁勛清空了行程，花了整個周末閱讀有關人工智能的書籍——當時他對這個領域幾乎一無所知。沒過多久，他們又進行了一次會面，這一次，卡坦扎羅驚訝地發現，自己的老板如今對神經網絡的理解已經和他一樣深，甚至可能更深。

到了2013年年中，黃仁勛的心情激動不已，目光狂野，渾身散發著強烈的共鳴。他把卡坦扎羅叫到他用作辦公室的會議室，告訴他，他認為他的提案是公司20年歷史上最重要的項目。墻上的白板上的圖表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黃仁勛神秘的縮寫“OIALO”。黃仁勛說，這代表著“一生一次的機會”（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黃仁勛有時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接受各種想法，但在人工智能領域，他經歷了一次頓悟。“他立刻就明白了，比任何人都先明白，”英偉達前首席科學家大衛·柯克說。“他是第一個看到人工智能潛力的人。他真的是第一個。”

黃仁勛得出結論，神經網絡將徹底改變社會，他可以利用英偉達的并行計算模型壟斷必要的硬件市場。他宣布將把公司押注于此。“他周五晚上發了一封郵件，說一切都將轉向深度學習，我們不再是一家圖形公司，”英偉達副總裁格雷格·埃斯蒂斯回憶道。“到周一早上，我們就成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真的，就是這么快。”

隨著英偉達進軍人工智能領域，黃仁勛放棄了自己的愛好。他對惡作劇的興趣減退了，不再練習乒乓球，他心愛的鐵板燒也涼了。他甚至不再回短信了。“他太專注于工作了，”他最親密的朋友延斯·霍斯特曼回憶道，“他滿嘴的都是工作。”

從20歲開始職業生涯的那天起，黃先生就孜孜不倦地工作，每周工作六天，每天連續工作12個小時，堅持了三十年。如今，他已年過半百，孩子們也長大成人，他更加賣力地工作。每次開會，他都會重復說“OIALO”。

過去，為了放松，黃先生喜歡獨自去電影院。他偏愛大制作的爆米花電影，尤其是《復仇者聯盟》，他看這些電影不僅是為了評價劇情，也是為了給CGI的效果打分。然而，他很快就厭倦了觀眾纏著他自拍。最終，他不再去電影院了。從2014年開始，他只剩下工作，只剩下AI。

黃之怒

十年后，英偉達已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市值超過3萬億美元。它的市值據稱代表了公司未來盈利的預期價值，但實際上，這是一場堪比GDP規模的豪賭，押注于一位62歲老人的能力。

英偉達的價值也體現了其計算機芯片非凡的速度。英偉達的芯片采用了最初為優化《俠盜獵車手》等游戲而設計的圖形處理技術，其運行速度驚人，以至于從Meta和谷歌到特斯拉和蘋果，所有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現在都使用這些芯片來驅動其人工智能。

神經網絡構成了聊天機器人和大型語言模型的基礎，正是這些模型將人工智能帶入了主流，這意味著黃仁勛的賭注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這位九歲時來到美國，被叔叔意外送往肯塔基州一所專門為問題兒童開設的浸信會學院的臺灣男孩，如今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93年，他在丹尼快餐店（他曾在這家連鎖店做過洗碗工和餐廳服務員，賺取零花錢）創辦了這家公司，如今他已成為當今最富有的人之一。

在喬布斯、貝佐斯、蓋茨和扎克伯格這神圣的名單上，現在又可以加上黃仁勛的名字了。“我現在非常有錢，”他去年說。“你知道我有多有錢嗎？”這可不是吹牛。我問他有沒有計劃怎么用這些錢。“我不知道，”他說。“一點兒也沒有。”

英偉達的成功也讓許多員工成為了千萬富翁。然而，并非所有員工都能堅持下去。“和詹森互動就像把手指插進電源插座里，”卡坦扎羅說道。“詹森一直都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我有時會害怕詹森。但我也知道他愛我。”

黃先生首次闡述自己的觀點時，語氣沉穩，從前提到論證，再到結論。這時，他的對話者有兩個選擇：要么同意他的想法，要么冒著被他激怒的風險。那些反對他的人，往往會被他爆發的怒火嚇到。這就是黃先生的憤怒。

對黃仁勛來說，旁觀者非常重要——當他斥責員工時，他通常會公開進行，以便其他人能夠從中吸取教訓。（他曾說過：“失敗必須共享。”）如果一個項目被推遲，黃仁勛會要求負責人站起來，向觀眾詳細解釋每一個出錯的地方。然后，黃仁勛會對他們的表現進行嚴厲的分析。這種公司內部的斗爭會議并非適合所有人。“你幾乎可以一眼看出誰能留在這里，誰會留不住，”英偉達高管德懷特·迪爾克說。“如果有人開始為自己辯護，你就知道這個人在英偉達待不了多久了。”

一位前員工回憶起自己曾經搞砸了一項小任務。黃先生當著三十多位高管的面質問他，問他在公司待了多久，工資是多少。這位員工不好意思地提供了具體數字。黃先生在心里盤算了一下這位員工的職業補償，并要求全額退還。這番話聽起來不像是在開玩笑。“他倒是挺認真的，”這位員工說。“我幾乎三個星期沒睡覺。”

柯克認為黃的爆發是有目的的。“對人吼叫是他激勵策略的一部分，”他說。“你可能覺得他只是瘋了，但我認為這是預謀的。而且這招很管用。雖然會惹惱別人，但確實有效。當他折磨別人時，他是在強迫他們吸取教訓——而且他們肯定永遠不會忘記。”

他的憤怒并非總是局限于辦公室。霍斯特曼回憶起一次參加家庭聚會時，黃正在準備一道復雜的菜肴，卻搞砸了。他站在定制廚房里，女兒麥迪遜（曾在藍帶廚藝學院學習）就站在旁邊，黃勃然大怒，開始對著不合格的設備大喊大叫。“我想我們都明白，我們必須離開廚房，”霍斯特曼說。“這正好是詹森對著爐子大喊大叫的時候了。”

然而，即使是那些不喜歡黃仁勛管理策略的人，也常常對他本人給予正面評價。在采訪了100多名英偉達前任和現任員工后，幾乎每個人都講述了一些關于他的溫情故事。其中一位曾被黃仁勛當著數十人的面羞辱，要求退還工資的員工說，當他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的疾病時，黃仁勛主動提出全額支付治療費用。

黃仁勛心中的愛、恐懼和愧疚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極具誘惑力且強大的動力。“你感覺自己不能讓他失望，”英偉達高級工程師莎倫·克萊說。“你就是不能。”

“這不是《星際迷航》”

黃的團隊的忠誠和決心幫助他建立了計算機科學的曼哈頓計劃，這是一臺可能消除藝術、具有自我意識、甚至可能摧毀我們所知的人類的人工智能機器。

我第一次采訪黃仁勛是在2023年，之后的每次談話中，我都不斷追問他釋放這種力量是否明智。他每次都給出同一個答案，但答案各不相同。我提到了世界頂尖人工智能科學家杰弗里·辛頓的擔憂：“人類只是智能進化的一個過渡階段。” 黃仁勛嗤之以鼻：“很多研究人員不明白他為什么這么說。也許他是為了引起人們對他自己工作的關注。”

我被這句話驚呆了。這可不是街上某個人揮舞著牌子說的；這是人工智能領域最偉大的頭腦告訴我們應該非常非常擔心。黃仁勛冷冷地表示不屑。“你看，你買了個熱狗，機器就給你推薦番茄醬和芥末醬，”黃仁勛說。“難道這就是人類的末日嗎？”

黃仁勛堅稱人工智能是安全的。當然，他也有自己的動機——金錢，但也有自尊。為了讓并行計算盈利，他孤軍奮戰了漫長而孤獨，現在他決心享受它的回報。他似乎對埃隆·馬斯克和薩姆·奧特曼等技術專家感到不滿，他們一邊夸張地譴責人工智能的風險，一邊繼續購買他的硬件。

黃的自信也源于人工智能與生物大腦的諸多不同。神經網絡沒有下丘腦、海馬體或松果體。神經網絡不受激素影響，沒有性欲，不會睡覺，無法愛自己的孩子，也從未做過夢。一個訓練有素的模型可以模仿，有時甚至超越我們自身的思考能力，但它沒有記憶力，沒有情感，沒有想象力，沒有生殖功能，也沒有求生本能。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不能說是真正活著的。

但我卻無法擺脫焦慮。黃是不是被他所創造的力量所誘惑，拿我們種族的未來去賭博？我必須知道。我必須最后問他一次。

我對黃仁勛的最后一次采訪是在去年 3 月的一個星期五，地點是 Nvidia 位于圣克拉拉的 Endeavor 總部，當時公司剛剛召開完年度會議。

經過四天不間斷的演講、采訪和技術演示，黃仁勛顯然疲憊不堪。我注意到，人們對他開始有點兒批評了。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一位記者問他是不是新一代的羅伯特·奧本海默。“奧本海默在造炸彈，”黃仁勛回答道，“我們不會這么做。”

我們的采訪一開始還算融洽。我祝賀黃在主題演講中的精彩表現，然后問起他在臺灣的生活、家庭，以及如何應對自己新獲得的名聲。他的回答簡潔明了，切中要點。

然后我問他具體人工智能可能會創造哪些新的工作——而不是摧毀哪些工作。我看到他臉上的血色消失了。我觸到了他的痛處。

“這會……會毀掉工作嗎？”黃仁勛怒氣沖沖地問道。“計算器會毀掉數學嗎？這種說法太老套了，我實在是太厭倦了。”

我不想再提這件事了。同樣的話題一遍又一遍地重復。我們發明了農業，然后把生產糧食的邊際成本降為零。這對社會有益。我們大規模生產電力，這使得砍樹、點火、搬運火把的邊際成本幾乎降為零，然后我們就去做別的事情了。然后，我們又把計算——長除法——的邊際成本降為零。

他現在大聲喊道：“我們讓邊際成本為零，一代又一代，而這種對話每次都在發生。”

我試圖轉換話題，但是沒有用。他的憤怒中夾雜著厭惡，這種憤怒似乎毫無節制，無所不包，而且極其不合時宜。“這不可能是一個荒唐的科幻故事，”他說道，并指著桌子末端僵住的公關代表。“你們明白嗎？我不是看著科幻故事長大的，這也不是科幻電影。我們是嚴肅的人在做嚴肅的工作。這不是個該死的笑話。這不是亞瑟·克拉克的翻版。我沒有讀過他那些該死的書。我不在乎那些書。這不是——我們不是科幻，重復一遍。這家公司不是《星際迷航》的化身。我們不做那些事。我們是嚴肅的人在做嚴肅的工作。”

在接下來的 20 分鐘里，他用指責、惱怒和貶低的語氣質疑我的專業性、質疑我的采訪方式、質疑我對項目的奉獻精神。

我離開面試現場時感到困惑不已。我和高管們進行過很多緊張的對話，但從未有人像我這樣對我發火。我驚呆了——但說實話，我也有點暈眩。被黃仁勛怒斥，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榮譽：這是每個進入他核心圈子的人都要經歷的儀式。走出會議室，我轉向一位公關代表。“一切順利，”我說。他笑了。“哦，那件事？”他說。“那不算什么。”

黃仁勛眼中的世界

像破產一樣工作

黃仁勛鼓勵員工時刻保持公司瀕臨破產的心態，即便公司盈利頗豐。多年來，詹森在員工演講的開場白里都寫著：“我們公司還有三十天就要倒閉了。” 即使在今天的英偉達，這句話依然是公司的座右銘。

找到制服

每次我見到詹森，他都穿著同一件印有托馬斯·博柏利字母的全黑T恤。2020年，他買了24件，四年來每天都換著穿。

以光速工作

黃仁勛采用了一種他稱之為“光速”的排班技巧，并以宗教教義般的熱情將這一管理理念灌輸給員工。“光速”并非人們通常認為的快速行動。相反，黃仁勛鼓勵管理者在預算無限、一切順利的前提下，找出能夠想象到的最快完成速度。（例如，以“光速”從紐約飛往倫敦需要完美的天氣、零擁堵的交通和一架超音速飛機。）

然后，管理人員可以根據這個無法實現的常數，逆向推算出切合實際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的交付時間。黃每天都在追求這個遙不可及的理想。“我應該確保自己工作到精疲力竭，這樣就不會有人讓我徹夜難眠，”他說。“這真的是我唯一能控制的事情。”

英偉達新總部開業時，建筑師高浩帶領黃仁勛和一群高管參觀了新總部。“這個地方已經完工了，看起來棒極了，我們正在參觀，

“他問我飲水機的位置，”柯說。“他很不高興，因為飲水機在衛生間旁邊！這是法規要求的，而且這可是耗資數十億美元的建筑！但他就是放不下。”“我永遠不會滿足，”黃說。“不管是什么，我只看到不完美。”

每周 20,000 封電子郵件

大約在2020年左右，黃仁勛要求公司所有人每周提交一份清單，列出他們正在處理的五件最重要的事情。從那天起，每個星期五他都會收到兩萬封電子郵件。

他鼓勵簡潔明了；黃會在深夜隨機從這些信件中抽取一些內容。他每天會寫數百封電子郵件與員工溝通，這些郵件通常只有寥寥數語。（一位高管將這些郵件比作俳句，另一位則將其比作勒索信。）他的回復速度超乎尋常。“你凌晨2點給他發郵件，2點05分就能收到回復，”戴利說，“然后你早上6點再發一封，6點05分就能收到回復。”

先做最難的事

早上5點，Jensen通常就起床開始工作了。他總是從最重要的長期項目開始一天的工作，他認為只要解決了這個項目，無論發生什么，這一天都不會算失敗。

永遠不要滿足于不完美

21 世紀初，黃仁勛在洛斯阿爾托斯山購買了一塊可以俯瞰硅谷的土地。

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六千平方英尺的豪宅，里面有五間臥室、七間浴室、一個游泳池和一個超大車庫。他買了兩輛法拉利（一輛是他的，一輛是她的），并開始收集昂貴的威士忌。

但即使是定制的夢幻豪宅也達不到詹森的標準。一天下班回家，他發現通往豪宅花園的玻璃門與后方泳池小屋的視野并不完全一致。這種不對稱讓他很惱火，于是他下令拆除泳池小屋，并花費巨資將其向一側移動了18英尺（約5.5米）。

不要分擔負擔

管理學教授們認為，理想情況下，一位首席執行官應該有8到12名直接下屬。黃仁勛卻有5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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