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世界或許可以跳出美國濫施關稅制造的紛擾，把目光投向70年前這一天的一場歷史性會議。

1955年4月18日，首次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這是第一次沒有殖民國家參加、完全由亞非國家自主舉行的大型國際會議，史稱萬隆會議。

會議孕育的“萬隆精神”有著穿越時代的力量。70年后的今天，面對動蕩變革、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回望這場會議，重溫“萬隆精神”，可以鉤沉出“歷久彌新”的智慧和啟迪。

“世界歷史的新起點”

在爪哇島西部，有一座被群山環抱、火山圍繞的城市，她曾遭受過殖民屈辱，又經歷過獨立洗禮，更因為一場劃時代盛會被載入史冊。

那就是萬隆，古稱“勃良安”，意為“仙之國”，也被稱為“爪哇的巴黎”。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亞非29個國家和地區首腦、代表齊聚萬隆，共襄盛舉。他們帶到會場的是當時全球過半人口對獨立和發展的訴求和渴望。

上世紀50年代，世界陷入兩極格局，美蘇冷戰加劇。與此同時，“第三世界”自二戰后掀起的擺脫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浪潮正洶涌澎湃。

到萬隆會議召開前夕，亞非地區已出現近30個民族獨立國家。

時代風云激蕩，這些國家懷有多重迫切需求。一則需要建立新型、平等的國際關系，以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

二則希望通過聯合行動支持尚未獨立地區的解放運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劉卿指出，參會國家都遭受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掠奪和侵害，最終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但當時還有很多亞非拉國家并未獨立、解放，萬隆會議為亞非團結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各國獨立發出共同聲音。

三則因應冷戰格局下的國際緊張局勢。

面對美蘇爭霸，亞非國家不愿卷入其中，同時擔心美蘇通過經濟、軍事手段干涉內政，因此希望形成“不結盟”的中間力量，維護自身獨立自主，并通過合作抵制超級大國的干預和滲透。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萬隆會議應運而生。最初由時任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在1953年提出設想，后經南亞五國總理數次會商，最終敲定1955年4月在萬隆召開。

“萬隆會議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色人種的洲際會議，是世界歷史的新起點。”會議東道主、時任印尼總統蘇加諾在會議致開幕詞時說。

萬隆會議一直被賦予里程碑意義。它標志著二戰后亞非國家開始團結合作，作為新興的重要力量登上國際舞臺，打破西方主導幾個世紀的世界格局。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翟崑指出，萬隆會議為后來“南南合作”提供價值坐標，也開啟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秩序中尋找自主空間的努力。

獨特的“萬隆精神”

回望那場“史詩般”的會議，“萬隆精神”可謂最華彩篇章。

在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磋商中，會議通過公報，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萬隆十項原則”，形成以“團結、友誼、合作”為核心的“萬隆精神”。

翟崑認為，“萬隆精神”的獨特之處并非對當時國際體系的被動延伸，而是對制度公平與多元共處的早期探索。它既不同于西方主導的制度趨同路徑，也區別于冷戰時代的陣營劃分，更接近一種南方國家對公平秩序的設想。這一框架不是“替代”，而是“補正”；不是排斥差異，而是容納差異。

更重要的是，“萬隆精神”不是停留在紙面的抽象理念，而是能在現實世界鏗鏘落地。

“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南方中心”（前身為“南方委員會”）乃至金磚國家、東盟等多邊機制、合作框架，都承載著“萬隆精神”的內核，都可追溯至萬隆會議所激發的南南合作的源頭活水。

翟崑表示，“萬隆精神”的意義早已超出歷史范疇，已從政治宣言向制度語言演化，并成為全球南方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現實方式。

劉卿指出，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達成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包括尊重基本人權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等，為戰后國際秩序奠定了原則基石，并被聯合國文件吸收，對國際關系發展具有指導意義。

重新點亮合作“航標”

70年滄桑變幻，冷戰對抗已成煙云，亞非拉的獨立、覺醒早已星火燎原，人類走到百年變局的歷史分野，“危”“機”并存。

一方面，多極化勢不可擋，全球南方崛起，和平發展成為主流。另一方面，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沉渣泛起，侵害多邊主義；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發展失衡、信任缺失、治理赤字等挑戰突出。

劉卿認為，在歷史的映照下，當下紀念萬隆會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國際關系中，叢林法則、霸權行徑、強權政治仍未退出歷史舞臺。

其次，發展中國家已群體性崛起，數量從萬隆會議時期的幾十個壯大到現在的上百個，占全球三分之二。他們渴望和平發展、反對強權霸凌、要求構建更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在此背景下，重溫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十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的智慧至關重要。

“今天紀念萬隆會議，不只是回顧一段歷史記憶，更是在百年大變局下重新點亮合作的‘航標’。”翟崑說。

在翟崑看來，“萬隆精神”代表的是一種跨越制度鴻溝、求同存異之下維持合作基礎的共識，不僅適用于亞非合作、南南合作，對促進南北合作也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尤其是當前，單邊主義對多邊貿易規則的沖擊引發各方不安與焦慮，有必要將“發展優先”重新確立為國際合作的基本共識，這是對萬隆精神的延續和更新。

“發展共識不僅是南方國家的核心訴求，更是避免全球治理走向分裂的重要前提。”翟崑說。

中國踐行“萬隆精神”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萬隆會議的關鍵參與者中國。

當年，周恩來總理沖破險阻，率團參會，留下擲地有聲、引發共鳴的一句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

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鑄入“萬隆精神”，至今都被奉為國際關系的圭臬。

“新形勢下，萬隆精神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我們要大力弘揚萬隆精神，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10年前，在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的重要講話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這樣說。

數十年來，中國正是身體力行，傳承和發揚“萬隆精神”。

劉卿表示，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到全球三大倡議（發展、安全、文明），中國提出的外交理念、治理方案都與“萬隆精神”一脈相承。不僅如此，中國傳承“萬隆精神”更體現在切實踐行。在全球治理層面，展現大國擔當，既加強南南合作，又推動南北對話；面對強權霸凌，總能挺身而出，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發聲，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翟崑指出，中國的外交實踐與“萬隆精神”和南南合作相通相融，有利于亞非國家的發展。

比如，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與“一帶一路”合作框架，推動發展機制從碎片走向協同。

此次中央周邊工作會議提出，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主要平臺，把“安危與共、求同存異、對話協商”的亞洲安全模式納入周邊外交的戰略支撐；要深化發展融合，構建高水平互聯互通網絡。

“在不確定性加劇的地區局勢中，秉持共贏思維并主動塑造合作議程，才是一種更有建設性的回應方式。在當前全球秩序分化加劇之際，唯有重構可信、穩定、普惠的合作平臺，才能讓發展不再被邊緣化，讓絕大多數國家真正受益。”翟崑說。

（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原標題：《深度 | 回望70年前，萬隆會議給今日世界帶來哪些啟示？》

欄目主編：楊立群 文字編輯：楊立群 題圖來源：新華社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廖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