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發生于共產國際深度介入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共產國際以宣傳為革命之先導的蘇俄經驗為標準審視國共兩黨，對國民黨改組進行直接指導和有力推進，構成了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重要語境和政治氛圍。

△1925年毛澤東在廣州。圖片來源：“CCTV國家記憶”微信公眾號

代理的原因

毛澤東得以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不乏個人能力和際遇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內左右派日漸分化，特別是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短暫真空的組織背景。

在1923年召開的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被選為中央局秘書，負責組織工作，并開始在廣州接觸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同年7—8月，主管宣傳的蔡和森負責主編《向導》周報，毛澤東也參與過一段編輯工作。中共中央遷回上海辦公，委派毛澤東回湖南，指導湘區委籌備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在國民黨中央擔任總務部副部長的共產黨員林伯渠，還給了毛澤東一個中央黨部籌備員的名義。

1923年冬，毛澤東從湖南經上海到廣州，參與國民黨一大籌備工作。這一時期，毛澤東名義上是中共中央領導，實際上在湘區發展國民黨基層組織，以開展組織工作為重點，利用各種途徑在民眾中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工作。

1924年1月25日，國民黨一大專門討論《出版及宣傳問題》。根據決議，廣州和上海兩個中心均有了較完善的宣傳部門。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執行部工作。這一機構由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葉楚傖等分任各部部長，同時聚集了沈澤民等共產黨員，擔負各部門的實際工作，毛澤東任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擔任中共中央局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而中共中央通過的決議案提出“以宣傳工作為主”，“宣傳更要重于組織”。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組織機構內部，實行的是以布爾什維克政黨為標準進行整體性改組的方式，因此，毛澤東名義上負責組織工作，實則在宣傳上并未放松和退讓，特別是在與上海《民國日報》主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核心人物之一葉楚傖進行的斗爭中，毛澤東事實上成為中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中心人物。

孫中山逝世，廖仲愷遇刺，鮑羅廷重組以汪精衛為核心的廣州國民政府，成為汪精衛提名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部長的重要背景。1925年9月，毛澤東赴廣州，隨后在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影響力大大加強的短暫時期代理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1924年2月，毛澤東到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圖為5月5日，毛澤東（后排左二）與執行部成員合影。圖片來源：“黨史博采”微信公眾號

宣傳工作大為改觀

毛澤東實際上是從戴季陶手中接過了宣傳部。他上任后構建體制、創辦黨報、完善職能，使國民黨中央宣傳工作大為改觀，“是該部有史以來最長、最穩定的一段領導期”，“開始了國民黨宣傳部最積極的階段”。

國民黨二大通過的《宣傳報告決議案》指出“宣傳工作指揮系統之缺乏”為一重要缺失，隨后通過的《關于宣傳決議案》明確要求“統一中央及各省執行委員會的實際的宣傳工作”。毛澤東到任后即圍繞這一核心任務開展建章立制的工作。

為實現宣傳部的定位及職能，“中央宣傳部應和各省宣傳部、本黨各機關以及其他公共團體，依規定時間，借書信、電報、專差，保持密切的聯絡”。為此，設上海交通局溝通中央與全國各地的關系，設宣傳委員會及檢閱會議。

通過組織方式統一宣傳工作，成效頗為顯著，到1926年5月毛澤東離開宣傳部時，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的省市已達12個。

毛澤東就任后，1925年12月5日，他主編的《政治周報》在廣州創刊。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指出，為了革命，“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便是《政治周報》的責任。

△1925年12月，毛澤東在為《政治周報》創刊號所寫的發刊詞。圖片來源：“黨史博采”微信公眾號

毛澤東主編的《政治周報》第2期、第3期、第4期先后發表他本人的雜文、政論，同時選編發表北京、廣東、上海等地國民黨組織發出的20份反對西山會議的文電，并加寫按語鮮明反擊西山會議派。《政治周報》開設頗具戰斗性的短評專欄“反攻”，上面文章基本都是編輯毛澤東自己寫的。

《政治周報》前4期均為毛澤東主編，從第5期開始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沈雁冰主編。1926年1月8日，毛澤東向國民黨二大做宣傳報告：為“打破北方及長江的反革命宣傳”，中央宣傳部創辦了《政治周報》，每期發行達4萬份之多。

孫中山1923年即提出“我們要對宣傳切實來下番功夫”，要改變“人自為戰”的狀況，需要“有膽（組）識（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斗”。

毛澤東在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任內，將上述目標和宣傳部的職能具體化、常規化了。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于1926年4月提出議案，擬編印關于革命理論、策略、史事的叢書小冊子。該叢書共5輯，包括《中國國民黨黨史概論》《俄羅斯社會革命小史》《孫文主義》《馬克思的歷史方法》等。

國民黨改組后，宣傳部完善其組織就更需要人員和培訓。1925年12月，毛澤東兼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員養成所所長并經常來所講演。1926年4—7月，毛澤東應聘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青年部訓育員養成所講師，講授農民問題。

1926年5月20日，毛澤東以宣傳部代理部長名義向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報告三個多月來宣傳部的工作。25日辭職，由顧孟余接任代理宣傳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改組，毛澤東及其他共產黨人被免去委員職務。

實現“黨治宣傳”

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從毛澤東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歷史，可以進一步了解“黨內有黨”的合作背景下，宣傳工作如何納入政黨組織體系并實現黨的統一管理，形成以實現宣傳的統一的“黨治宣傳”。

1924年國民黨改組后第一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戴季陶因對黨內有黨的國共合作形式有意見，所以對宣傳部的工作并不投入，對所要宣傳的革命理論和政策更不熱心。汪精衛更是幾乎未曾到任。直至毛澤東代理部長，展現出共產黨人在宣傳上的革命性，宣傳才取得成效。

毛澤東在國民黨內主持宣傳工作很大程度上延續了中共的傳統，以完善交通、加強中央宣傳部與各省宣傳部之間的聯系，并多次提請國民黨中央注意審查言論等舉措，強調宣傳紀律和統一。特別是毛澤東將發布宣傳大綱作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重要職能，實現了中央宣傳部作為“匯集本黨精神勞力，運用本黨精神勞力，指導精神勞力，來實現本黨政策的總機關”的地位。

在接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之前，毛澤東在發展國民黨基層組織的過程中，利用農村結婚、喪葬、壽宴等機會向群眾做宣傳；利用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趙恒惕搞“平民教育”的機會，開辦了二十多所農民夜校進行宣傳。

特別是在其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同時，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并講授《農民運動》。毛澤東后來明確表示：“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

毛澤東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不足一年的時間，并不是他個人政治生涯中最關鍵或最耀眼的階段，但他在任期內的諸多舉措可謂是順應革命潮流、符合組織原則又兼具個人特色的綜合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