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商學院代理院長金李，南方科技大學商學院在讀博士生、南方科技大學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科研助理諶江瑞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十大工作之首。面對傳統增長動力減弱和全球價值鏈安全化趨勢的雙重壓力，消費驅動已不再是短期的調控手段，而是破解發展難題的關鍵。本文跳出表面現象，從制度約束的根源入手，揭示抑制消費的制度性問題，為構建消費主權時代的治理框架提供新的視角。

在全球經濟格局變化與中國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時期，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十大工作之首，反映出決策層對經濟治理思路的深刻轉變。面對傳統增長動力減弱和全球價值鏈安全化趨勢的雙重壓力，消費驅動已不再是短期的調控手段，而是破解發展難題的關鍵。本文跳出表面現象，從制度約束的根源入手，揭示抑制消費的制度性問題，為構建消費主權時代的治理框架提供新的視角。

消費驅動轉型的新方向：政策邏輯的調整

在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和中國發展模式轉型的背景下，消費驅動已從傳統的政策工具轉變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戰略。這一轉變不僅是對過去增長路徑的突破，也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探索。

全球價值鏈變化下的發展模式轉型

一方面是對外，全球價值鏈重構正倒逼發展模式轉型。國際貿易體系的技術脫鉤趨勢與地緣政治裂變，使得依賴外需的“效率優先”模式轉向“安全優先”。另一方面是對內，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需要重塑。在外需增長乏力的背景下，發揮中國14億人口的消費潛力，本質上是對資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調整。這要求需要通過需求升級推動供給體系改革，形成供需良性互動的格局。此外，消費主權時代的到來推動了經濟治理方式的轉變。數字技術的發展使消費者從被動接受者變為價值共創者，個性化、品質化的消費需求正在改變市場結構。

政策工具的升級

政策工具的演變反映了對消費驅動認識的深化。早期的政策側重于短期需求刺激，如發放消費券和減稅，但這些措施受制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預期。新一代政策則強調供需雙側改革，不僅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費能力，而且也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釋放新消費潛力，形成供需動態平衡。

更深層次的升級體現在從周期性調節向制度性建設的轉變。當前政策更注重構建有利于消費的制度環境，不僅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居民儲蓄壓力，而且也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和數據隱私保護，系統性解決抑制消費的制度障礙。此外，政策重點從依賴要素投入轉向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通過數字技術和人力資本升級提高消費對創新的拉動作用，使消費驅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

“投資于人”的理念

在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投資于人”的戰略部署蘊含著深刻的民生關懷與發展智慧。這一理念指向人力資本的深層培育，通過完善教育體系和職業技能培訓，將傳統意義上的人口規模優勢轉化為高素質人才的質量優勢，推動社會發展動能從依賴勞動力數量的“人口紅利”向依靠知識創新的“人才紅利”躍遷。更深層的意義在于，這種投資本質上是對人的發展權的制度性保障。當居民通過能力提升獲得更高收入時，不僅直接釋放了消費潛力，更讓經濟增長回歸“以人為本”的初心，使擴大內需與改善民生形成良性互動。

這種轉變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邏輯的深刻調整。從過去側重供給端的規模擴張，轉向供需兩端協同發力的新范式，既通過供給創新創造新需求，又依托消費升級牽引供給質量提升，最終在動態平衡中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消費抑制的制度性根源

中國消費不足的背后，是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這些制度相互交織，形成了“低消費—低創新—低福利”的惡性循環。只有深入分析這些制度的內在聯系，才能找到消費疲軟的根本原因。

約束一：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失衡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較低、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其中勞動者工資增速長期落后于資本收益，而自動化技術的廣泛應用進一步削弱了普通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資產持有者通過資產增值實現財富擴張，而依賴工資收入的群體則面臨“收入追趕資產價格”的困境。這種分配差距還通過代際傳遞進一步固化，優質教育資源向高收入家庭集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上升通道收窄。當社會流動性下降，居民消費預期趨于保守，消費能力受到系統性抑制。

約束二：公共風險的個體化承擔

在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本應由社會共擔的風險被過度轉移至家庭部門，形成抑制消費的多重壓力。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不足與保障水平有限，使醫療、養老等基礎性公共服務轉變為家庭財務負擔，迫使居民為應對未來不確定性而增加儲蓄，形成“收入增長—儲蓄增加—消費減少”的循環機制。

這種風險轉嫁在公共服務領域進一步顯現。教育、住房等基本服務的市場化供給失衡，導致學區房價格高企和課外培訓普遍化，家庭不得不通過高額支出來滿足這些需求。這種制度性壓力不僅直接消耗了家庭的消費能力，還通過代際傳遞影響未來的消費潛力，形成長期性抑制效應。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消費結構的扭曲。住房、教育、醫療等剛性支出占據了家庭收入的很大部分，擠占了文化、娛樂、健康等發展型消費空間。這種“為生存而消費”的模式，不僅阻礙了消費結構的自然升級，也削弱了消費對產業升級的拉動作用，最終制約了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約束三：供給體系的僵化與失靈

當前供給體系與消費升級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反映了工業化思維與消費主權時代的深刻脫節。在傳統生產方面，規模化生產模式難以適應個性化、體驗化的新消費趨勢，年輕消費者追求的情感價值與老年群體需要的適老化產品供給不足，而低端產能卻持續過剩。這種供需錯配導致消費需求外流與供給能力僵化并存的困境。在企業方面，企業創新動力的不足進一步加劇了供需失衡。部分企業過度依賴政策紅利與低成本競爭策略，將研發投入異化為獲取補貼的工具，而非實質性創新。這種“偽創新”現象削弱了供給體系對市場需求的響應能力，大量消費需求通過海外購物等渠道外溢，凸顯本土供給能力的結構性短板。

此外，供給體系更深的障礙在于市場信號機制的失靈。行政干預與部分領域的壟斷格局扭曲了價格信號，使企業難以準確把握消費升級方向，導致資源持續流向低效領域。供給體系的這種僵化狀態不僅抑制了消費潛力的釋放，也削弱了企業的創新動力，最終阻礙了消費驅動轉型的進程。

系統性改革路徑：釋放消費潛力

要解決消費抑制問題，需要構建收入分配、風險分擔和供給創新的協同改革框架。這一系統性改革既要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慣性，又要重新定義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關系，最終實現消費驅動力的全面提升。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應從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三個層面協同推進。初次分配改革應更加注重勞動者的利益，通過加強集體談判權和建立技能溢價機制等措施，扭轉資本與勞動收益失衡的局面。特別是在數字經濟時代，需要重新界定數據要素的分配規則，讓勞動者能夠參與價值分配。二次分配改革則應著重提升公平性，通過完善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調節工具，防止財富代際過度集中，同時優化公共服務支出結構，確保老年人、新市民等群體的消費權益得到保障。三次分配改革則需要激發社會功能，通過慈善信托、社會企業認證等制度創新，引導資本從單一逐利轉向兼顧社會效益，形成“財富創造—社會責任—消費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

南方科技大學南方科技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庫思源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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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清華金融評論》2025年4月刊總第137期

編輯丨王茅

審核 | 丁開艷

責編丨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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