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明星 周寶硯

新中國成立初期，遼東省鳳城縣秋木莊村的民兵在練習射擊

1958年9月30日，毛澤東起草《巡視大江南北后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新聞稿。新聞稿在概述他視察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省市的情況后，寫道：“民兵師的組織很好，應當推廣，這是軍事組織，又是勞動組織，又是教育組織，又是體育組織。”“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這樣，在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時候，就會使他們寸步難行。”

仔細研讀這則新聞稿，可以洞察毛澤東“大辦民兵師”的心路歷程。

在民兵運動中，毛澤東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戰斗與生產相結合”

什么是民兵？歷來認識不一。劉伯承認為，民兵是半軍事半群眾的組織，打仗與生產、戰斗力與勞動力結合。這個觀點比較中肯。

1961年4月22日，中央軍委民兵工作組召集六個邊防省軍區首長座談會，民兵工作組組長羅榮桓指出：“全民皆兵是目的，不是行動口號，大辦民兵師是具體組織工作。”事實上，中共領導武裝斗爭全程，各個革命時期都講求全民皆兵，具體組織工作就是大辦民兵武裝，只不過各個階段名稱不同罷了。

土地革命時期，不脫離生產的農民赤衛隊（軍）、少年先鋒隊、童子團（兒童團）等，就是當時的民兵組織，是主力紅軍的得力助手。1930年10月，毛澤東前往興國縣永豐區調研，對該區“農村軍事化”問題即民兵問題記錄甚詳。根據《興國調查》可知，當時廣義的民兵包括赤衛隊（軍）、少先隊、童子團（兒童團）。

后來，在毛澤東等領導下，中央蘇區政府把8歲以上、50歲以下人口充分武裝起來，雖無“全民皆兵”之名，卻有“全民皆兵”之實，配合主力紅軍連續粉碎敵人四次“圍剿”。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屢屢致電華北各地，“廣泛組織不脫離生產的自衛軍，并使他們擔任偵察、警戒、放哨、堅壁清野等”。一時間，華北敵后抗日自衛隊、青年抗日先鋒隊大量涌現，這就是當時的民兵組織。1938年初，正是鑒于民兵組織廣泛投身抗日大潮，朱德如此定義抗日游擊戰爭：“抗日的大眾戰或民兵戰”。

1940年4月起，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首倡民兵（不脫生產者，由抗日基干自衛隊、青年抗日先鋒隊組成）、營兵（脫離生產者，包括正規軍、游擊隊）之別，民兵稱謂日益普及。其后，民兵稱謂逐漸涵蓋所有人民自衛武裝。他們積極配合八路軍、新四軍作戰，積小勝為大勝，戰績堪稱偉大。在中共七大上，彭德懷發言透露：

（華北）解放區的民兵，其戰績也是很偉大的，僅僅在一九四四年，據不完全的統計，民兵作戰共有二萬一千七百零六次，敵傷亡共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人，繳獲步槍二千零六十九枝，機槍三十挺，擲彈筒迫擊炮共七十五門，繳獲騾馬二百二十匹，收回電線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斤。

正是看到民兵武裝的偉大作用，毛澤東明確提出“全民皆兵”理念。早在1944年7月5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召開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的決定》，指定大會討論的第二項問題是：“軍事問題。過去擁軍優抗工作與組織民眾工作是有成績的……今后兩項均應加強，務以軍民一體與全民皆兵之陣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今年參議會應該檢討此種工作。”

從這份《決定》可以看出，全民皆兵實是目的，組織民眾（發展民兵）乃是“具體組織工作”。

同年7月28日，為加強民兵建設指導，毛澤東致電鄧小平、饒漱石、羅榮桓等各戰略區領導人，請各地調查和答復：“民兵工作的缺點是什么？是否還有大量發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戰普遍大量發展？并如何使戰斗與生產相結合在民兵運動中完全實現？”

顯然，毛澤東十分關注“如何使戰斗與生產相結合在民兵運動中完全實現”。各戰略區迅速反饋，毛澤東去粗取精，科學指導各地加強民兵建設，確保勞武結合。

解放戰爭時期，民兵制度扎根中共各解放區，民兵數量、質量大為提升，人民群眾積極參軍、支前，配合解放軍迅速打垮國民黨反動派。

1959年12月，中央軍委成立民兵工作組，羅榮桓擔任組長。在民兵工作組第一次會議上，羅榮桓談過這一時期民兵的歷史貢獻（發言稿經過毛澤東審定），指出“我們是靠民兵起家的”。他說：

解放戰爭時期，民兵更普遍了，部隊擴充兵員主要從民兵中來。日本投降后，我們在山東整編，很快就搞出了五十個團；在東北也搞了兩批，一批五十個團，一批八十個團。兩批實際達一百六十四個團。這些都是靠民兵搞起來的。

1958年，歷史再一次要求“如何使戰斗與生產相結合在民兵運動中完全實現”，毛澤東適時發出“大辦民兵師”的號召。

民兵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得到大發展，在“大躍進”中更多發揮勞動組織功能

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根據毛澤東“十五年趕超英國”戰略構想，會議批準了“體現出躍進精神”的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糧食產量要達到3920億斤，鋼產量擬定為625萬噸左右（1957年產量為535萬噸）。由此，“大躍進”吹響號角。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議通過了“苦干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鋼產量指標從625萬噸提高到700萬噸，糧食指標從3920億斤提高到4316億斤。總路線和一系列口號被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標志著“大躍進”決策正式出爐，全國“大躍進”已經進入高潮。

6月19日，由于“毛澤東對經濟形勢的估計越來越樂觀……作出了鋼產量翻一番的重大決策，即從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萬噸”。

6月25日，譚震林將華東四省一市第一次農業協作會議總結呈給毛澤東。總結描繪出農業生產“大躍進”美景，“全國糧食的產量，（1958年）估計可能達到五千億斤以上。”

在生產“大躍進”的同時，農業的生產組織形式也在醞釀著一次重大的變化。6月開始，一些地方聽聞毛澤東說過“（未來）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便開始試辦作為共產主義雛形的公社。7月16日，《紅旗》雜志第四期發表了陳伯達署名文章《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引用了毛澤東最近的一段談話：“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文章一出，各地創辦公社勁頭更足。

7月18日，正值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反對教條主義之際，美國出兵中東耀武揚威，臺灣國民黨當局叫囂“反攻大陸”甚熾，中共中央決定炮擊金門。20日，考慮到炮擊可能促使美蔣狗急跳墻，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目前國際形勢和我軍準備問題。2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決議，明確要求“必須積極積蓄和壯大后備力量，貫徹執行把預備役和民兵合而為一、實現全民皆兵的方針”。大敵當前，民兵建設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

8月6日起，毛澤東視察河南。8月7日，他在聽取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史向生等人匯報時，指出：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的構想，新華社很快作了報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傳遍全中國，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發力。

建社初期，許多地方采用了軍隊建制，公社為團，大隊為營，小隊為連，堅持“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無疑，只要大辦人民公社，作為公社成分之一的“兵”（民兵，即全民武裝）勢必相應得到大辦。

8月17日至3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北戴河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時，毛澤東感到一千一百萬噸鋼產量的計劃有完不成的危險，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可能由于長期指揮作戰的緣故，毛澤東在指導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的時候，常常采用類似用兵作戰的方法，使用一些軍事術語。他說：明年是帶決戰性的一年，不論工業、農業都是這樣，特別是鋼鐵、機械，還有糧食。從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還有四個月，鋼鐵生產任務能否完成，相當危險。為什么我們在這里開會？就是要緊急動員，要搞到那么一點鋼。能不能搞到，我總是懷疑，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鋼鐵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8月23日，炮擊金門打響。美國果然張牙舞爪，在臺灣海峽擺出了架勢，向中國施加軍事壓力。到9月初，共集結各種類型飛機430多架、艦艇60余艘。蘇聯表面力挺中國，私下卻要求中國保證不把蘇聯拖入戰火。8月29日，毛澤東主持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民兵問題的決定》：“隨著人民公社的建立，把生產、工作、學習的組織軍事化，把全民武裝起來，工、農、商、學、兵結為一體，實行全民皆兵，把軍隊的后備力量建立在全民的基礎上，這對生產建設和國防建設，都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

大敵當前，這份《決定》仍把“生產建設”放在“國防建設”之前，顯然是希望民兵在生產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9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隨即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各級領導干部帶領下，幾千萬人上山大煉鋼鐵，成為“大躍進”中最突出、最顯眼的一個舉動。其中，各地民兵師奮勇當先。

9月5日，面對美軍重兵威懾，面對人民公社如潮涌現，毛澤東氣定神閑地指出：

第一條，誰怕誰多一點。我看美國人是怕打仗。我們也怕打仗。問題是究竟哪一個怕得多一點。……我看是這樣，雙方都怕，但是他們怕我們比較多一點，因此戰爭是打不起來的。

最后一條，就是準備反侵略的戰爭。……我看，還是橫了一條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設。因此，我們現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頭都搞民兵，全民皆兵。

9月8日，越南領袖胡志明致電毛澤東詢問：（甲）可能不可能發生美華戰爭？（乙）我們越南應該有什么準備？10日，毛澤東復電：“我認為：（甲）美國人怕打仗，就目前說，很少可能大打起來；（乙）貴國似可以照常工作。”

隨后，毛澤東把臺灣海峽的斗爭委托周恩來等人處理，9月10日離開北京，前往湖北、安徽以及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視察。

視察歸來，遂有《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新聞稿。細心研讀，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思考：人民公社“應當把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勞動力好好組織起來”，這就是運用好大量民兵師、民兵團。他們首先應當完成鋼鐵戰線上的任務。“在大干鋼鐵的同時，不要把農業丟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麥種好，把油菜種好，把土地深翻好。”“民兵師的組織很好，應當推廣，這是軍事組織，又是勞動組織，又是教育組織，又是體育組織。”在他看來，這時最重要的是勞動組織。至于“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那只是假設，是不時之需，而投身“大躍進”則是當務之急。

毛澤東強調“對外不要大吹”；羅榮桓主張“我們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

自毛澤東號召“大辦民兵師”至1958年底，全國打出的“民兵師”旗號有5175個，“民兵團”旗號有44205個，民兵人數由0.4億人躍升至2.2億人，成為“大躍進”的主力軍。1960年4月18日，全國民兵代表會議開幕，羅榮桓如此回顧：

很短時間，從農村人民公社，到城市廠礦、企業、機關、學校，都普遍地建立起民兵師或民兵團。這是一件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大事。它大大加速了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實踐證明，這些成千上萬的民兵師團，已經成為生產戰線上的主力軍和突擊隊，成為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高速度發展的一支強大力量。兩年來，各地民兵在興修水利、大煉鋼鐵、深翻土地、抗旱排澇、高額豐產、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中，都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民兵，這種既是軍事組織又是勞動組織，不僅可以充分調動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勞動效率，而且便于組織協作，實行大兵團作戰，更好地完成突擊任務。

不過，眾多“民兵師”“民兵團”突擊大煉鋼鐵，造成嚴重的浪費，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秩序，引起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破壞了大量林木，大批勞動力被從農業戰線調出，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搞得豐產不豐收。

事與愿違，毛澤東非常難過，在突出民兵勞動組織功能上變得謹慎。1960年2月，在審批軍委擴大會議決議時，他把民兵“勞動組織”這一定位勾掉了。羅榮桓開始“警惕”，瞬間領悟：把民兵組織說成是勞動組織，一是會搞強迫命令，二是會以勞動組織來代替民兵組織，民兵實際上就不存在了。這個問題要弄清楚。

但對于發揮民兵軍事功能，毛澤東不改初衷。1960年3月20日，他提醒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要注意民兵”，要當山東“兩千萬人的司令官”：

我們不僅要注意常規軍，還要注意民兵。山東有五千多萬人口，一千多萬民兵，過去不重視這個工作，軍分區、兵役局只有幾個人。過去砍這方面的編制，砍得不利。這花不了幾個錢。武器呢？你們有什么計劃沒有？自己搞兵工廠，造什么槍？自動的？工廠多大規模？將來還要搞通訊、無線電、航空跳傘，這些都要搞。過去有人怕地方造反，不讓搞。不要怕地方造反，不要怕老百姓。共產黨怎么能怕老百姓？我們領導群眾革命幾十年，造國民黨的反，怎么現在群眾會造共產黨的反？不要怕！有了民兵，氣勢就壯了，敵人就怕我們了。你們也有事可做。山東常備兵才有幾萬人？（楊得志答：十六萬人。）這哪有當兩千萬人的司令官好呢？軍事也要抓兩頭，民兵、尖端。尖端讓他們搞，你們抓常備兵和民兵。

1960年3月21日，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向中共中央報告全國民兵代表會議安排情況，建議開幕時請毛主席到會，接見一次到會代表，照相留念。4月14日，毛澤東批示：“我意注重實際解決問題，對外不要大吹。”最終，毛澤東沒有出席開幕式。

毛澤東主張“對外不要大吹”，但對外國朋友暢談過民兵的戰略地位。1960年5月3日，他會見拉丁美洲、非洲14個國家及地區的工會和婦女代表團，談笑風生：“美國有錢，有槍炮，有原子彈。它說我們窮，沒有錢，槍炮也少，也沒有原子彈，所以它欺負我們。但是我們有民兵，你們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彈還厲害。”

1961年7月，中央軍委民兵工作組擴大為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羅榮桓擔任主任。這年4月，總參謀部動員部召開了民兵工作專業座談會。會議期間，羅榮桓根據毛澤東“注重實際解決問題”，作了三次指示，提出要重新檢查貫徹“全民皆兵”和“大辦民兵師”口號的問題，重新核實民兵的數字：

主席提出“全民皆兵”，這是一個戰略口號，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形勢下提出的。“大辦民兵師”也是主席提出的，是達到全民皆兵的一個具體措施。“大辦民兵師”需要有個步驟才能做到。要大辦，究竟怎樣大辦？弄到下邊，既然是“全民皆兵”，一上名冊就行了。

全國民兵代表大會轟起來了。……以后不到兩個月就有2.4億，數字是假的。我曾說過四六開的，有的地方是倒四六開。究竟民兵有多少，是個謎。

他還認為，根據毛澤東“對外不要大吹”的要求，不應再把“全民皆兵”作為行動口號：“我們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你們的報告中還是強調‘全民皆兵’。‘全民皆兵’是我們的目的，不是現在馬上就能夠做到的。……你天天‘全民皆兵’，下邊就造假名冊。”

為了把民兵的數字壓下來，羅榮桓建議，提高參加民兵的年齡下限和降低參加民兵的年齡上限。1961年12月，根據他的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民兵工作條例》，修改了參加民兵的年齡條件，男性公民壓縮了5歲，女性公民壓縮了15歲，僅此一項民兵數量即減少了幾千萬人。

毛澤東也在不斷考慮民兵建設。1962年6月中旬，他對廣州軍區負責人作出指示：

民兵工作要做到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天上掉下來的、地下冒出來的，怎樣對付，要有些辦法。所謂組織，就是有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戰士，有班長，有排，有連，要有兵有官。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有政治部，有政委，有教導員，有指導員，做人的工作。軍事，就是要有手榴彈，有輕武器。趁和平時期，要搞點槍，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個兵工廠。

對于毛澤東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實”，徐向前認為非常必要：

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失誤導致我國經濟困難的非常時期。國內的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有尖銳化的表現，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甚囂塵上。赫魯曉夫集團公然撕毀蘇聯援助我國的六百個合同，撤走在華全部專家，惡化兩國兩黨的關系，向我施加政治、經濟、軍事壓力。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梟視狼顧，躍躍欲試，妄圖反攻大陸，卷土重來。印度擴張主義者在赫魯曉夫的支持下，屢在中印邊界制造事端，武裝侵犯我國領土。在這種嚴重形勢下，黨中央和軍委決定加強戰備，實行全民皆兵，以便隨時準備給入侵者以粉碎性的打擊，是必要的。

1963年12月，羅榮桓因病逝世，毛澤東選中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中央軍委正式任命徐向前為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徐向前指出：

毛主席說要“大辦民兵師”是個口號，并不是把師都搞起來。民兵能搞到營，能把整營整營拉出來，也就不錯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連為單位拿出來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們的活動主要在基層，在班、排、連，以師為單位的活動很困難。為此，我向軍委作了報告。

軍委常委會議于1964年10月24日通過決議：“同意徐向前的意見，民兵工作現在還是抓基層為主。”

在徐向前努力下，民兵基層建設穩步上升，整體軍政素質不斷提高，就是在“文革”期間也沒有出現重大問題。

1974年9月，“四人幫”在上海強行成立“民兵指揮部”，妄圖改變民兵領導體制，篡奪民兵指揮權。1975年1月14日，鄧小平對此冷靜表態：“毛主席最近指示：民兵指揮部有派性的地方不要搞，不發武器。民兵指揮部主要是城市的經驗，我沒有研究。要好好研究，還有時間研究。”

鄧小平要“好好研究”的結果，就是堅決反對“四人幫”搞第二武裝，堅決掌握民兵領導權。

1985年，中央22號文件出臺，適時提出“減少數量，提高質量，抓好重點，打好基礎”十六字方針，標志著“大辦民兵師”進入歷史，“精辦民兵團”正式開始。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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