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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京華 風范永存——鄧小平與北京發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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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文良




1965年7月1日,朱德、鄧小平、彭真等為北京地鐵一期工程奠基

鄧小平從1952年上調中央后,長期工作、生活在北京。他情系京華,曾多次深入北京市的工廠、農村、學校等地,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支持并推動北京市各項事業取得了很大成績。

關注北京工業發展,鼓勵技術創新

北京汽車制造廠是北京汽車工業的搖籃,也是北京汽車工業的主體和支柱。1958年6月20日,鄧小平和毛澤東一起,在中南海觀看了北京第一汽車附件廠生產的北京第一輛汽車——井岡山牌小轎車,還有北京興平機械廠生產的巨龍牌拖拉機和北京農業機械廠生產的紅旗牌萬能底盤拖拉機。1962年3月,他在中南海觀看了北京摩托車制造廠生產的BM020型貨運三輪摩托車和長城牌604型兩輪摩托車。他感到十分欣慰。

1957年,在紡織工業部直接領導下,北京市從民主德國引進了一套年產380噸錦綸(中國音譯名稱為“尼龍”)的抽絲設備,建成了北京合成纖維實驗廠。錦綸作為世界上第一種合成纖維,被廣泛用于制造各種紡織品,例如衣服、襪子等,需求量很大。1960年2月,鄧小平到廠里視察,要求工廠對這種解決人民穿衣問題的新型原料的生產抓緊進行,并指示:“要在國慶節前,把樣板車間建成投產。”北京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立即派人到該廠主持施工現場會,經過廣大職工120天的奮戰,到9月10日,該廠錦綸絲樣板車間試車,向國慶獻禮,也填補了國內空白。

除要求加快工廠建設外,鄧小平還非常關心支持工廠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1960年,北京市委組織一批優秀科技人員和部分清華大學師生在北京第一機床廠進行數控機床的研制工作。數控技術是20世紀50年代末期興起的一門新技術,數控機床被譽為“工業母機”。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對數控技術的研究也處于起步階段。大家對這次具有戰略意義的會戰干勁十足。在單機試切削成功后,接著又進行4臺單機的聯動調試。在調試這一天,鄧小平、彭真等領導來到車間視察。他們站在機床尾部,仔細地觀看了工人的操作。鄧小平笑容可掬地向工人點頭招手,表示了對這項新創造成功的贊賞。

同年4月至5月,北京第一機床廠在總結銑床產品生產開發經驗的基礎上,搞了一個名為“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的展覽。當時展出的產品有十幾臺機床組成的專用自動生產線,可同時加工幾個零件的組合機床,導軌磨及三坐標數控立銑等。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看后覺得不錯,專門把鄧小平請來觀看展覽。鄧小平對此非常感興趣,連續來看了4次,還約了羅瑞卿等中央領導來看。由于他早年曾到法國勤工儉學,在工廠干過鉗工,有過當工人的經歷,對工廠有著特殊的感情,對工廠使用什么設備、工人使用什么勞動工具生產格外關心。他對展覽看得很仔細,并不時地問,這個設備怎么用,那個設備怎么用。特別是看到鉗工的工具,他能說出什么樣的工具好使。他對廠長說,要讓工人師傅和技術人員多動腦筋,提高生產效率。你們要創造條件讓他們想,不斷創新。當時該廠與清華大學合作生產三坐標立銑,這種銑床在世界上還沒有幾個國家能生產。鄧小平看到三坐標立銑后非常興奮,對該廠所取得的成績給予了肯定。他還充分肯定工廠與科研單位、院校聯合搞新產品設計、開發、制造的做法。他說:“你們應該把這個做法告訴別的廠子,讓他們也去這樣做,北京有這個條件嘛。”

1960年4月,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市委《關于北京電子管廠大搞群眾運動大鬧技術革命的報告》,肯定了該廠的做法,并要求“全國所有現代化的大企業都認真地學習這個廠子的經驗,既要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又要培養自己的技術隊伍”。

同年秋的一個傍晚,鄧小平和楊尚昆等來到北京電子管廠視察。廠長周鳳鳴在陪同他們視察生產車間時匯報說,這個由蘇聯設計的現代化大工廠,1956年開工,1957年便能成批生產。但是生產需要的絕大部分原材料依靠進口,不但價格很貴,而且數量上也不能滿足,到貨時間也沒有保證。結果,全廠黨員干部和職工自力更生搞試制、代用,并在全國找資源、搞協作,使93%以上的關鍵材料在國內和本廠解決,成本不斷降低,1959年底利潤加稅收達到1.68億元。原設計能力年產電子管1200萬支,品種18個,實際生產了2200多萬支,品種達到158種,其中有半導體、超小型的尖端產品。

鄧小平聽完情況匯報很滿意。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他又對工廠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生產的半導體每個30元,比上海生產的價錢高,廠里要進行研究,如何降低成本,產品才有銷路。”北京電子管廠在鄧小平的指示下,當年基本上實現了產量產值和利潤目標,半導體的成本也有所下降。


1958年4月,鄧小平在中南海居仁堂前的留影

確定由北京市委籌建地鐵,關心地鐵發展

新中國第一條地下鐵道誕生于北京,從早期的“戰備為主,兼顧交通”轉變為以交通運營為中心,從單線發展到多線,在城市交通中發揮了主力作用。

鄧小平對北京城市交通特別重視,特別是對于北京地鐵,多次提出改進措施,幫助解決實際困難。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北京市開始進行修建地鐵的籌備工作,并邀請蘇聯專家來華援助。

1956年8月18日,北京市委就籌備地鐵工作問題向中共中央請示:“關于地下鐵道的籌建問題,建議由鐵道部或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主持,由北京市協助。”“由于北京市沒有這一方面的技術力量,無法抽調,請中央責成有關部門解決這個問題。”

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確作出批示:“關于北京地下鐵道籌建問題,同意暫由北京市委負責。籌建所需行政、技術干部,北京無法解決者可分別由鐵道部、地質部、城市建設部等有關單位抽調支援。”

根據批示,國家建委立即召集會議,商定北京市地鐵籌建處組建成立事宜。籌建處作為專職辦事機構,日常領導工作由北京市負責,組成人員以北京市為主,另外由鐵道部、地質部等中央單位抽調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60多人。10月24日,北京地下鐵道籌建處正式成立。

1965年7月1日上午9時,北京地下鐵道一期工程舉行隆重的開工典禮。鄧小平和朱德、彭真、李先念、羅瑞卿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興致勃勃地出席了典禮,并揮鍬動土,為北京地鐵建設奠基。同時,他們還視察了地鐵建設工地和生活區,并與參加地鐵建設施工的干部、工人和鐵道兵指戰員親切交談。鄧小平對地鐵建設設計、施工作了重要的具體指示:車站要樸素大方、堅固適用,不要豪華。為貫徹鄧小平的指示,地鐵車站裝修主要運用吊頂、燈具形式的多樣化,變換柱形和飾面的材料、顏色及重點裝飾等藝術處理手法,以達到樸素大方又具有我國建筑風格的效果。

1969年10月,北京地鐵一期工程線路建成,1971年1月15日開始試運營。1974年6月,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第二次親臨地鐵一期工程考察,乘坐了地鐵列車。當聽到地鐵車輛、設備不是標準產品,質量不過關時,他當即指示:要進行技術改造,可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根據這個意見,地鐵領導機關認真抓了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和全面整治設備的工作,迅速改變車輛、設備落后的面貌,基本上滿足了運營的需要。

北京地鐵二期工程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施工期間,由于工程設備存在著諸多問題,特別是積水潭變電站于1983年9月發生了事故,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10月14日,李鵬等中央領導受鄧小平的委托,責成國家經委、機械工業部等10個部委和15個省、市的130多個廠家,對二期工程設備進行了大規模的升級改造。該地鐵經改造完工后于1984年正式開通運營。

1984年10月5日晚,鄧小平在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陪同下,來到地鐵復興門站,視察了北京地鐵二期工程。他高興地乘坐了環線地鐵列車,并詢問地鐵列車的造價、性能。當聽到北京地鐵列車實現國產化并具備維修制造能力時,他高興地連聲說:坐中國車好,坐中國車好。

之后,北京地鐵轉換運營管理方式,完成了工作重點由戰備型向運營管理型的轉變,成為首都地下交通大動脈。

北京的地鐵建設使城市布局得到優化,使交通更加順暢,大大提升了首都的形象,也促進了城市的經濟發展。


1978年10月20日,鄧小平視察前三門大街住宅樓工地

京郊農村調查,察民情聽民意

鄧小平對北京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關切。1961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為此,鄧小平到京郊順義縣開展農村調查。

1961年4月7日,鄧小平與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大中、中央辦公廳干部曹幼民等一行人乘火車到達順義縣。從這天起至21日,鄧小平在順義進行了15天的調查研究。其間,鄧小平除聽取順義縣委匯報外,絕大部分時間是組織社隊干部座談和到農戶家中訪問,還聽取了兩個調查組的匯報,開展了許多實地考察。

鄧小平和隨行人員以蹲點、座談、訪問等形式,詳細了解農村實際和干部群眾的情況。為了消除顧慮,鼓勵干部群眾說真話,他坦誠地說:“‘一平二調’搞得大家都沒勁頭了,要盡快制定‘三包一獎懲’(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減產懲罰)和‘四固定’(將土地、勞動力、耕畜、農具固定到隊使用)責任制。現在包產過大的單位應適當劃小。包產單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較生產條件,你瞞不過我,我也瞞不過你,包產指標就容易落實了,要讓他們在同等條件下搞生產競賽。定生產指標要力求合理,還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顧到有產可超,這樣他就會有奔頭了,就拼命去干了。”

談到要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義時,鄧小平說:“要認真執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承包單位之間、社員之間無論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這樣才能調動起社員的積極性。比如二等勞力干一等勞力的活,還記二等工分,這就存在著平均主義,就會打擊二等勞力的積極性,這種不合理現象必須克服。一定要實行定額包工,多勞多得是天經地義的事,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為了獎勤罰懶,不僅在勞動報酬的工分上有差別,口糧差別也要相當明顯,這樣就能克服平均主義,農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產者搞好生產和克服各種自然災害的積極性。”同時,他特別提到:集體對五保戶要照顧,對困難戶要給予補助。

木林公社上輦村在糧食分配時采取的辦法是:40%賣給國家,剩余60%的一半按工分分配,一半作為大隊機動糧,除按人頭分外,還可以獎勵給勞動好的社員。鄧小平得知后很是贊賞。他說:“上輦村的余糧分配辦法很好,很有道理,國家、集體、個人幾方面都照顧到了,就應該是這樣,定好超產部分,幾成賣給國家,多為國家作點貢獻,而且群眾心中也有了底,生產積極性就會高,生產就能搞上去。縣委要搞幾個這樣的好典型,總結推廣下去。”后來,經驗經過進一步完善,上輦村成為北京市農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這種分配辦法推廣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月15日,鄧小平在北小營召開的由上輦大隊、北小營大隊、仇家店大隊支書及生產隊長參加的座談會上,反復詢問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還是不吃好?多數人都不敢說不吃好,相反卻違心地編造公共食堂也不錯的理由。鄧小平嚴肅地說:“公共食堂是個大問題,現在群眾議論很多,要注意一下。”當他了解到上輦村由食堂分糧食,社員自己回家做飯的情況后,高興地說:“你們村的干部對‘共產風’‘平調風’頂得好,鍋碗瓢盆沒有被刮跑,鎖沒有砸,門沒有拆,是很好的事。吃食堂光榮,不吃食堂也光榮。吃不吃食堂要由群眾決定。”他還特意對縣委領導講,關于這個問題,從辦到不辦,形式是允許多樣的。

在順義考察城鎮集市和廟會時,鄧小平了解到大批手工業和家庭副業消失,嚴重影響群眾生產和生活后,心情特別沉重。他對隨行的縣委及公社領導說:“你們要把手工業及家庭副業都發展起來,增加市場上買賣的品種和數量,把農村集市繁榮起來,滿足生產和生活需要,增加農民收入。”在與供銷社干部的座談會上,他具體地講道,先把有勞力、有原料,社員生活和生產急需的葦編、柳編、荊編、燒石灰、打木具的傳統手工業發展起來。

5月10日,鄧小平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一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就調整社隊規模、公共食堂、家庭副業等7個方面的問題作出報告,明確提出了他們的建議。

由于鄧小平在順義調查時,問題抓得準,分析得客觀深入,受到毛澤東的重視。5月13日,毛澤東就鄧小平和彭真的來信批示:“此信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鄧小平順義調查,深入農村、群眾,堅持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在調查中提出的觀點和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大躍進”以后黨的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的反思,不僅為中央的決策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也對中央農村政策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尊師重教,提出教育要堅持“三個面向”

鄧小平一貫重視教育事業,多次指導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也對北京的教育事業和工作作過許多重要指示,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鄧小平十分重視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別關心青年教師、學生的健康成長,多次強調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做到又紅又專。

1957年1月12日,鄧小平到清華大學為上萬名師生作形勢報告。開始,他詼諧幽默地說:“過去,我們部隊中有的戰士不愛聽報告,屁股坐不住,講怪話,說‘不怕飛機大炮,就怕政委作報告’。今天,我這個政委來給你們作報告,你們怕不怕呀?”簡短風趣的話語,一下子拉近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與師生們的距離。接著,他的話題緊扣當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到社會主義發展,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到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再到對共產主義充滿信心,娓娓道來,分析鞭辟入里。

與此同時,他還就大學生關心的民主問題、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問題以及怎樣對待群眾的一些個人要求問題等發表了精辟的論述。最后,他殷切寄語清華學子:“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為了后代的幸福,我希望大家把眼光放遠一些,學革命先輩,學過去的青年,艱苦奮斗,顧全大局,建設社會主義。”

這場報告不僅給清華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在不久后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受到了毛澤東的贊揚。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現在我們的總書記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馬到清華大學作報告,也請你們都出馬。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同志,都要親自出馬做政治思想工作。”

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聽取清華大學領導匯報工作時明確指出:“清華大學的工作,突出的有學生問題、老師問題、房子問題,更大的問題還是思想問題。從高年級學生和青年教師中選人兼職做政治工作,經過若干年的培養形成一支又紅又專的政治工作隊伍,這個經驗好。”

1980年3月12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又肯定了清華大學做學生政治思想工作的經驗。他說:“今天上午我看了清華大學一個報告。清華大學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學生從到學校第一天起,就要對他們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學校的黨團組織和所有教員都要做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們這樣做很見效,現在學校風氣很好。清華大學的經驗,應當引起全國注意。又紅又專,那個紅是絕對不能丟的。”

北京景山學校創辦于1960年春,1977年成為全國重點學校,1978年成為北京市重點學校,是中央為了進行城市中小學教學改革試驗而專設的一所學校。幾十年來,鄧小平一直關注該校的發展。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每年六一兒童節他都要在景山公園接見景山學校的少先隊員,勉勵大家要好好學習。他向校領導了解學校的教改情況,要求好好搞教改。即使在“文革”時期,他也念念不忘支持景山學校搞教改試驗,多次派人到學校了解情況,鼓勵大家要堅定不移搞教改。

“文革”結束后,景山學校教師聽到鄧小平提出推翻“四人幫”炮制的“兩個基本估計”,砸碎“四人幫”套在廣大知識分子頭上的精神枷鎖的指示后,非常興奮。他們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說:“我們堅決擁護您推翻‘兩個基本估計’,我們感到解放了,真正地解放了!”鄧小平立即委托中央軍委辦公廳給他們回信,勉勵他們堅持教學改革,并指示:“要長志氣,要把世界的先進水平作為我們的起點。”在接見外國記者時,鄧小平曾多次談到景山學校的教學改革,自豪地說:“中國的孩子并不比外國的孩子笨。中國孩子很聰明。像北京景山學校搞了許多試驗,識字很快,小學一二年級就能學到幾何、代數的知識。”

1983年9月的一天,景山學校以全體師生員工名義給鄧小平寫信,在感謝他關心學校的同時,請他對新的歷史時期如何進行教育改革作指示。鄧小平隨即為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三個面向”的指示,富有時代特征,具有現實意義,為我國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1983年國慶節,鄧小平為景山學校的題詞

同時,鄧小平大力呼吁全黨全社會要尊師重教,切實為教師隊伍建設辦實事。“要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不但學生應該尊重教師,整個社會都應該尊重教師。”他批準創建學位制度,堅決恢復和實行大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率先提出對特別優秀的中小學教師“可以定為特級教師”。對于中年教師任務重、工資低、房子小、身體弱的問題,鄧小平說:“應當幫助這批骨干教師解決困難,要注意他們的物質保證。包括盡快調整職稱,經過考核,合乎講師的就做講師,合乎副教授的就做副教授,待遇也要相應提高。應給任務重、困難多的中年骨干教師提工資。”1979年,鄧小平親自批準景山學校的馬淑珍等3名小學教師為特級教師,揭開了尊師重教的新篇章。1987年7月,鄧小平在北戴河親切接見了清華大學副校長、熱能工程專家倪維斗教授等14位科學家,勉勵他們為黨、國家和人民作貢獻。

關心市民生活,使其安居樂業

改革開放初期,北京居民住房普遍緊張,且大多為平房、筒子樓,抗震強度不高,沒有獨立的衛生間、廚房。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鄧小平來到了北京前三門大街住宅樓工地視察。繼東北三省和唐山、天津兩市,這是他第四次視察新建居民住宅樓。唐山大地震后,在住宅建筑上,抗震安全和加快解決安居宜居問題一直是鄧小平牽掛心頭的大事。

人們紛紛擁上前來與鄧小平握手并問好,他連連說:“同志們辛苦了!”

當時已經74歲的鄧小平邁著敏捷穩健的步子,登上樓梯。他拾級登上三樓,在北京市委領導的陪同下,先看了一套兩居室,又看了一套三居室單元房。他環顧四白落地的一間起居室,問隨行的北京市建委主任趙鵬飛:“房間有多大?”趙回答:“兩居室的大間是14平方米,小間9平方米;三居室的大間是14平方米,中間12平方米,小間9平方米。”鄧小平說:“小了點兒。”鄧小平指了指天花板問:“房間有多高?”趙答道:“層高2.9米,凈高2.7米。”他又問:“前三門大街都是幾層樓?”趙回答:“塔樓高12層,板樓高8至9層。”

接著,鄧小平又問到樓房抗震問題。趙鵬飛和宋汝棼兩位市建委領導介紹說,前三門大街的住宅樓動工時趕上了唐山地震,在后來的設計上考慮到了按地震烈度8級設防。鄧小平滿意地點了點頭。他還仔細地察看了門窗、陽臺,并推門察看了廚房和衛生間。

視察完宣武門東大街16號樓,鄧小平乘車趕往宣武門西大街新華社對面的4號板樓視察。他登上中單元二層,仔細觀看了住房。從房間里出來后,他用商量的口氣提出:“層高能不能降低一些,把面積搞得大一些?”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而是他在視察了京、津、唐三市不同類型的住宅樓后,經過深思熟慮向建筑專家提出來商榷的。他用平實的話語向建筑師揭示了一個不增加投資卻能擴大面積的新思路。不久后,北京市建筑設計院就設計了一套新的住宅標準圖,室內高保持為2.53米,但在其他方面同傳統標準的住宅設計相比較,每戶增加了1.5平方米;衛生間面積也有所增加,里面除馬桶外,又增加了洗手盆和小澡盆;廚房內又配備了一個碗柜和一個吊櫥;而每戶的預算總造價反而便宜了77元,而且每戶都有過堂風。

鄧小平無論是視察北京前三門大街居民住宅,還是視察全國各地的居民住宅,都以對人民群眾的關切,善意而切實地對新建住宅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他提出:今后修建住宅樓時,設計力求布局合理,增加使用面積,更多地考慮到住戶的方便。當人們對“洗澡難”深以為憾時,他提出,要盡可能安裝一些淋浴設施,讓居民能在家里洗上熱水澡。當人們為擺脫“一間屋子半間炕”“老少三代同一室”的窘境,而對喬遷新居有點饑不擇食時,他提出,要在可能條件下注意室內外裝修的美觀。當人們對唐山大地震的悲劇仍心有余悸時,他又提出,要多采用輕質建筑材料,沖破我國“秦磚漢瓦”“肥梁胖柱”式的傳統建材格局。他還多次講,要降低房屋造價,要為今后的住宅商品化打通道路,使中國人民真正實現“居者有其屋”。

鄧小平從安居才能樂業出發,處處為人民著想,一磚一瓦、一屋一樓都體現著他對人民的關切之情。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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