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市文廟碑刻博物館有一《永禁機匠叫歇碑》（以下稱“叫歇碑”）較為矚目，碑以玻璃罩保護，上方有蘇州市文物局設立的白色說明牌（見下圖）。

《永禁機匠叫歇碑》

蘇州市文物局的說明牌

1956年7月29日《文物參考資料》第七期刊登柴德賡《記〈永禁機匠叫歇碑〉發現經過》（以下簡稱《經過》），《經過》詳細介紹了“叫歇碑”的發現過程，摘錄于下：

1955年9月底，我來到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工作，和紀庸教授談到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我們想象蘇州歷史文物中應該有這些記載。后來看見顧震濤撰的《吳門表隱》（蘇州圖書館藏舊鈔本）一書提到機房殿有雍正十一年（應作十二年）“永禁機匠叫歇碑”，他雖沒有說明內容，我和紀庸教授估計，大概是工人罷工的問題。可惜這碑的文字從未經人著錄，連《玄妙觀志》也不載。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去玄妙觀訪碑，由于道士的指引，在機房殿（俗稱祖師殿）的南墻下，找到了這塊碑。碑面被涂抹磨泐，上一半幾乎認不出來，下一半還清楚，從下一半逐字端詳，已經可以確定是一塊禁止工人罷工碑。回院以后，馬上請善于搨碑的黃慰萱同志去搨了來。 原來碑面損害不大，只是因為碑砌在墻內，邊上的字有些搨不完全，其中個別的字也有剝落，關系不太大。據黃同志談：這碑從未經人搨過，這話是可信的，因為所記不算什么“雅”事，字又寫的很不好，自然不會引人注意的。不過雍正十二年立碑時是搨印過幾份，分送各衙門存案，這是從碑文中可以證明的。

《柴德賡日記》（以下簡稱為《日記》）1955年12月25日：

畢騰青來，久處陋邦，見聞甚隘，見予多藏舊書，殊屬不解；彼意以為此皆無用之物也。與同入市至玄妙觀，由道士引導觀沒字碑，此碑相傳方孝孺所撰，永樂間劃平。碑高土余其承，碑龜趺不見痕跡，計地下所埋不止五尺。又至機房殿，觀雍正間禁止叫歇碑。叫歇，即今所為罷工。極有史料價值，當搨有之。下午，陰，詣徐嗣山夫婦，即出。詣紀[庸]談，飯后歸。

畢騰青與柴德賡是杭州一中同學，當時任教蘇州五愛中學，他是柴德賡訪碑的見證人之一（另一為道士）；黃慰萱是蘇州著名碑刻藝人，后來參與拓碑者；徐嗣山是江蘇師院歷史系副系主任；紀庸為歷史系教授、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叫歇碑”發現后，柴德賡做了研究，認為此碑的發現為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一個實證。1956年2月21日柴德賡給尚鉞寄去“叫歇碑”拓片并附信：

我為研究這碑，曾經去蘇州圖書館借來康熙二十五年的《織造府志》，對當時官手工業的組織作了一些了解，肯定這碑所記的機戶，都是私營手工業的資方。對碑上有姓的官吏，也大略考過，完全符合。為什么碑要立在玄妙觀祖師殿？因為這是（當時）工人聚集之所。

1956年4月，尚鉞《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以下簡稱《研究》）出版，將”叫歇碑”拓片及柴德賡的信札作為《研究》的附錄。尚鉞《研究》比柴德賡《經過》發表早三個月，他對發現“叫歇碑”給予較高的評價：

從柴德賡教授發現此碑的經過，使我們體會到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即一切的機會和材料，都是為有思想有準備的人而設的。柴先生對于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及增長有了研究，因而有了思想準備，所以，他到蘇州才去翻檢書籍，搜尋史料，從而就發現了這個碑文。

“叫歇碑”的發現，得到史學界、文物界的一致認可，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館開館，將“叫歇碑”的拓片作為文物參考件展出。

以上應該是關于“叫歇碑”的詞條完整解釋，但經50多年后，“叫歇碑”發現之事卻成了蘇州文史專家黃某筆下的一樁“公案”。

2007年《蘇州雜志》第3期刊登黃某《紀庸與〈叫歇碑〉》，該文明確指出：紀庸發現了“叫歇碑”并評價了其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期的文物價值。黃文言：

手頭有一份江蘇師范學院（今蘇州大學）教授紀庸先生的悼詞，提到了他與《叫歇碑》的關系，文中這樣寫道：“蘇州市玄妙觀《叫歇碑》的發現，就是紀庸同志在《吳門表隱》一書中發現的線索。”如果把兩說調和起來，就是說：紀庸先生在《吳門表隱》中發現了線索，并把碑找到了，而柴德賡先生重估了《叫歇碑》的歷史價值。……這就存在一個疑問，紀庸先生發現了碑，是否對這塊碑的價值缺乏客觀的估價呢？情況顯然不是這樣，作為歷史系教授的紀庸，他學術的專攻正是明清時期蘇南地區的資本主義萌芽（這是當時的表述方式，如今的說法是蘇南地區的工商經濟史）。所以，碑的發現者與重估者都是紀庸。……紀庸，又名紀國宣，筆名紀果庵，河北薊縣人，1956年紀庸先生因為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已平反）而成了學院的圖書資料員，而此前卻是學院的歷史系教授和系主任。這樣的怪事情只有那個時代才會出現，相信不說原因，大家也可以心照。且說投閑置散的紀庸先生在工作與勞動之余，還一心關注蘇州的歷史。1956年一個星期天下午，他在家里翻閱《吳門表隱》，發現第十一卷有這么一條：“永禁紗緞機匠叫歇幫行碑，在圓妙觀機房殿內。雍正十一年，長洲縣沈光曾奉巡撫高其倬、布政白鐘山、知府姚孔鈵憲行勒石。”這記載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即刻到玄妙觀去查找，在道士的指引下，果然在觀中一間偏殿（機房殿）的墻中見到了這塊貌不驚人的《叫歇碑》。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下午，永遠成為紀庸先生記憶中亮點的下午，他把因打入另冊、身份貶抑而帶來的身心疲憊丟到了一邊，全身心享受到了發現的愉悅。他用手抹去了碑上塵封的積垢，仔細分辨著碑上歷經二百多年歲月滄桑的字跡。這正是工商經濟史中不可或缺的好材料。他把碑看了又看，可是室內光線暗淡，要詳細了解，必須把碑取出才行。回到學院后，他去找才到蘇州不過幾個月的歷史系主任柴德賡先生，柴聽了很感興趣，一起辦好相關手續，到有關部門幾經交涉，終于獲準取出了《叫歇碑》。以紀庸先生當時的身份，沒有柴德賡先生的積極襄助，這是不可能辦到的。

現在，“百度”搜索引擎可以搜到兩個關于“叫歇碑”的詞條：一個是《清永禁機匠叫歇碑》，另一是《蘇州府長洲縣永禁機匠叫歇碑》。第一個的解釋和柴德賡的《經過》以及文物局的說明牌一致，第二個明顯是按照黃某《紀庸與〈叫歇碑〉》解釋所編輯（不排除是黃某自設的詞條）。

2011年9月11日，黃惲又找到“新證據”，再次發表文章《關于叫歇碑的發現》（以下稱《發現》），此文刊登在他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博客之中，文章開頭如下：

日前有友人給了我一件他珍藏的資料，乃是發表在1958年5月29日《江蘇師院》第三版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從叫歇碑發現的事件中看丑惡的資產階級思想》。這雖然是一篇出現在“反右”后期主要針對柴德賡的批判性文章，但里面述及的主要內容，正是叫歇碑的發現。與我掌握的資料一樣，該文再次證實了叫歇碑由紀庸先生發現的事實。

筆者為還原事實，以可見的檔案、文獻資料，對黃某的觀點及“證據”，提出質疑。

紀庸與柴德賡都畢業于北平師范大學，同是第二十一屆（1933年）畢業生，柴德賡是史學系，紀庸為國文系。柴、紀二人在校時并不認識，當時國文歷史兩系很多課程一致，教書先生是同一人。1955年柴德賡調至江蘇師院歷史系，二人很快續上同學之誼。1956年柴德賡介紹紀庸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二人的關系最為密切。

首先，澄清幾個事實。1956年紀庸并沒有打成“反革命”，離開歷史系去圖書館。1955年柴德賡到江蘇師院任歷史系教授、系主任之前，紀庸并不是系主任。

黃某的證據《悼詞》只說明紀庸提及《吳門表隱》有“叫歇碑”的“線索”，并不能證明紀庸事先找到“叫歇碑”。“線索”和“首先見到實物”（文物發現的規定），尚有距離。黃某《紀庸與〈叫歇碑〉》有三個觀點：一是紀庸發現了叫歇碑，二是紀庸評價了叫歇碑的價值，三是柴德賡在“叫歇碑”事上僅協助紀庸做了輔助工作（聯系文管會將叫歇碑從機房殿取出而拓碑）。從柴德賡《經過》看到：“黃慰萱同志去拓了下來”，拓這個詞前有“去”字，說明拓碑的地點還在原處——機房殿。判定一個案子，要具備四個基本要素。

時間：《經過》中寫的是1955年12月25日（星期日），《日記》提供更準確時間是“上午”（這是黃某不知道的）。黃某《紀庸與〈叫歇碑〉》卻是“1956年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后來，黃某曾在網上更正為1955年，連年月日都不清楚，倒是星期天下午很明確。

地點：《經過》言在玄妙觀機房殿（俗稱祖師殿），黃某給出的也是機房殿。

人物：《經過》言由道士指引，《日記》言有畢騰青同往。黃某僅給出道士一人，沒有其他人參與發現過程。

動機：按照《經過》，柴德賡到蘇州后，和紀庸討論過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紀庸談到《吳門表隱》有線索，二人還就“叫歇”二字做了研究，一致認為是“罷工”。12月24日《日記》，下午讀《吳門表隱》，第二天上午訪碑。柴德賡是有動機的，他急于要找到“叫歇碑”的下落。實際上，紀庸早就看過《吳門表隱》，知道有一被稱為“叫歇”的碑在玄妙觀，但是紀庸沒有看到書后立即出發訪碑。但是，黃某描述的“一個星期天的下午”看《吳門表隱》，立即出發訪碑。首先發現“叫歇碑”的時間點不存，如果是在12月25日以前，紀庸找到了“叫歇碑”，后面不會發生柴德賡到玄妙觀尋訪之事。如果紀庸在25日之后去過機房殿，失去“首先發現實物”的意義。

以1955年12月25日（星期日）中午為界，上午找到“叫歇碑”為“發現”，下午為“后見”。黃某完全可以繼續挖掘考證，到底是哪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是“令人興奮的下午”，比如是12月18日，是否合乎邏輯？從黃某的介紹，應該是12月25日下午，但是黃某沒有見到《日記》，這天下午，柴德賡到了紀庸家，飯后才告辭。

在此，再引用一段12月24日《日記》，此時《吳門表隱》還在柴德賡手里呢。

下午，未至工作室，閱《吳門表隱》，此書甚陋。序及題詩占去一本，末冊又附家中譜，墓道，殊無謂，然于吳中掌故搜羅尚勤些。此書有道光刻本，余所閱書蘇州圖書館藏抄本，尚舊，偶有誤字。

從以上分析，可以知道黃某的文章，前后的證據鏈不完整，不能構成事實的依據，而有關柴德賡的文獻和資料很完整，案情清楚。關于“叫歇碑”的發現問題，可有幾點：

一、柴德賡和紀庸是北師大同屆同學，相互尊重，就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相互交換所見材料，討論具體問題，是正常的事情。

二、按二人的學識水平，這種交流是相互促進的，不僅紀庸為柴談他所見所思，對柴有益；柴也談自己的所見所思，為紀庸提供新資料、新思路。所以，當時二人的文章都提到“我們”。

三、紀庸先到蘇州，地方文獻所見更多。《吳門表隱》及所載“叫歇碑”事，應該是紀庸先看到的，但是：①他對“叫歇碑”的理解，并無把握，所以提出來與柴德賡商量。②紀庸并不十分重視這一線索，因此沒有采取行動去尋找。③江蘇師院給紀庸平反的悼詞中說紀庸“在《吳門表隱》中發現的線索”，定位準確，僅僅是“線索”。

四、發現“線索”和尋找到“實物”是兩回事。紀庸沒有行動，而柴德賡第一個去尋找，并找到了這塊碑，所以柴德賡是“叫歇碑”的發現者。

五、關于發現經過，現在有兩個版本：一是1956年7月當事人柴德賡的《經過》；一是2007年黃某的判斷和分析。黃某說，紀庸對“叫歇碑”作了評估，而柴德賡只是做了輔助工作。

《經過》和《日記》已經記錄了后續的考證工作，查閱《織造府志》，核對年代、人名等。1956-1957年國家社科選題申報時，柴德賡和紀庸合作申報《明清兩代的蘇州織造》課題，柴德賡是第一申報人。另外有紀庸和劉桂東合作申報《商鞅變法的性質》，紀庸是第一申報人。紀庸當時屬于正常的教學、科研狀態，黃某稱紀庸“打入另冊、身份貶抑”，顯然不成立。

按照《經過》，叫歇碑并沒從玄妙觀取出，而是請蘇州碑刻專家黃慰萱“去搨了下來”。關于碑的處置需要文管會的決定，黃慰萱拓碑的場所就在機房殿，如果《經過》為假，黃慰萱未曾到玄妙觀拓碑，1956年他即會聲稱《經過》不符合事實，所以《經過》的內容已經經過1956年公共輿論的檢驗。

現在，黃某認為評價“叫歇碑”意義的也是紀庸，只能說證據不充分。

黃某《紀庸與〈叫歇碑〉》還有一段：

關于《叫歇碑》，紀庸先生的哲嗣紀英楠先生在給筆者的一封信中這樣說：“79年，我父親的問題平反和改正時，歷史系一位教授柳樹人先生（朝鮮族，為人很正直，已作古）曾找到我，說此碑是我父親發現的，要我澄清此事，并說他了解全過程，可以為我作證。我和母親商量。覺得柴先生也于‘文革’中不幸死亡（他心臟不好，被強制勞動，在拉板車上橋時死亡），他們生前關系也不錯，我們對此事不愿（也覺得沒有必要）爭了。”其實，不僅是這位已故的柳樹人教授，與紀庸同時期的江蘇師院師生員工都清楚這件事，不然，也不會在1979年寫入紀庸先生的悼詞了。對于紀庸先生的家屬而言，人都去了，這類事不爭是達觀而明智的，不過，我想，要還原歷史的話，這篇文章還是值得一寫的。

黃某的論據就是，1979年江蘇師院給紀庸“平反”時，柳樹人要為“叫歇碑”事替紀庸喊冤。

黃某在這里試圖找一個證人，此人是柳樹人。柳樹人當時為歷史系世界史講師，并不在紀庸領導的中古史教研室。既然柳樹人可以作證，為什么不在1958年《從發現叫歇碑的事件中看丑惡的資產階級思想》（以下簡稱《丑惡》）大字報寫出時作證（見下圖《大字報》），而在1979年出來作證？1955年12月柳樹人是否當時在玄妙觀的現場？還是1979年他回憶起1958年見到（聽到）判柴德賡的《丑惡》，而出來作證？如果是后一種，成為不了證人，因為，只是回憶，提供的不是第一手資料；如果說他在紀庸“令人興奮的下午”的發現工作時也在場參與，這沒有公開的文獻輔證，黃某的“新證據”《丑惡》，署名共八人：何保羅、周儀瓊、吳清華、張夢白、錢兆隆、吳靜淵、孟心平、沈顏閔，而1979年愿意為紀庸作證的柳樹人卻不在其列。

載于《江蘇師院》報1958年5月29日

黃某看到《丑惡》如獲至寶，更支持了他的紀庸發現說，和他手頭的資料（紀庸的平反結論，紀英楠的回憶）一致，這是第三個支撐紀庸發現說的證明材料。《丑惡》這類大字報式的文章，可以亂扣帽子，不能作為證據，這一點應該在大家的常識范圍之內。

現在看一下，當時為了批臭柴德賡，《丑惡》是怎樣寫的：

1955年間，右派分子紀庸為求名利，也在“研究”當時史學界較為重視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多方輾轉才知道《吳門表隱》一書中載有蘇州織工的史料。于是通過了種種關系，才向蘇州圖書館借得該書。柴主任來蘇州后，在彼此閑談中涉及到一些蘇州機戶的問題。紀庸為了迎合柴主任并借此相互拉攏，便不惜將此“秘本”轉借與柴主任。這便是“材料為有思想準備的人兒設的”真相。叫歇碑發現后，柴主任更拓下了大量碑文，并向北京寄發，尚鉞也獲得了一份。而且，在新著中應用了這個“珍貴材料”，并作附錄，宣揚柴主任竊奪的發現功績。這樣，柴主任發現叫歇碑的“功績”，便隨該書的發行而傳遍了祖國各地。怪不得浙江師專來我院參加科學報告會的代表，在大會上發言的第一句話便是贊揚柴主任發現叫歇碑的“功績”。從此柴主任也名正言順地在任何場合下，介紹叫歇碑是“我”發現的了。

讀罷《丑惡》，沒有找到紀庸發現“叫歇碑”的字眼，只有柴德賡借得“秘本”的經過。結合黃某的兩論紀庸發現“叫歇碑”，可以看到：

一、《經過》是1956年發表的，1957年紀庸被戴上“右派”帽子，已經是“死老虎”。1958年的“交心與教育改革運動”主要是批倒批臭柴德賡，所以在“叫歇碑”問題上做文章。何保羅等《丑惡》這一重磅的炮彈，也只能拿出《吳門表隱》事，而拿不出一個紀庸“一個令人興奮的下午”的事實。倘若真有黃某所敘述的紀庸去玄妙觀找到“叫歇碑”這種活靈活現的“事實”，為何1958年何保羅等《丑惡》不采用。二、柳樹人既然說可以為此事作證，為何在1958年時需要批倒批臭柴德賡時不提供這樣最直接有力的炮彈，而是匿藏不宣，大字報八人里面竟然沒有他的名字。三、連柳樹人這樣的與紀庸并沒有什么特殊聯系的普通教師都知道“紀庸發現的‘叫歇碑’的全過程，為什么包括何保羅在內的八人，比柳樹人更有地位和影響的人都不知道？當時為了批判柴德賡，歷史系領導費盡心機，無孔不入，八人“再三核對”紀庸，居然沒有問出紀庸親自發現的口供？四、黃文說，紀庸發現“叫歇碑”后，回到學院，找到柴德賡，柴聽了很感興趣（說明柴以前不知有“叫歇碑”存在）。“一起辦好相關手續”，“到有關部門幾經交涉”，“這才終于獲準取出了該碑”。動靜如此之大，為何系秘書何保羅等均不知，未協助柴主任、紀庸主任的工作（何保羅系秘書的本職工作就是協助系主任）。“幾經交涉”從何談起。

面對這份大字報，筆者看到，紀庸沒有直接指責柴德賡，都是“革命”群眾的揭發和批判，當他們代表正義的一方質問一個“右派”分子時，紀庸不想供出柴德賡都難。

其實，這份《丑惡》的大批判文，何保羅已經否定過。1988年6月17日，江蘇省社聯在南京召開《江蘇紀念六位史學家大會》，何保羅發言：

柴先生到蘇州后，隨時留心蘇州的地方文獻。有一次，他同歷史系紀庸教授交談有關蘇州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從清人顧震濤的《吳門表隱》一書中，得知機房殿有雍正年間的《永禁機匠叫歇碑》，但內容不詳。后來他親自去找，在玄妙觀道士的指引下終于在機房殿的墻角下找到了，并請人把碑文拓了下來，在1956年《文物參考資料》第7期上作了介紹。這是一份研究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工人罷工斗爭史的重要碑刻資料，為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

該文發表于1988年，這是撥亂反正后十年，何保羅親自澄清自1955年以來關于“叫歇碑”的風波，代表官方所作的結論，和紀庸平反的結論一致。

如果到此，黃某還是認為，何保羅等1958年的《丑惡》仍有價值，筆者還可以再提供一個證據。1962年3月24日《日記》：

八時到網師園，與李[明中]書記談話，余談“雙反”[1958年]時為《辛亥革命》、叫歇碑二事，批判不恰當，發動學生提意見，不實事求是，出于逼迫，影響師生關系，召集我借《太平天國外記》不應當夜追回，厚今薄古會議無交代，徐對以論帶史，厚今薄古有偏見，吾無所隱也。

1958年對柴德賡批判，李書記親自部署。《江蘇師院》報在“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標題下，還有一篇報道《歷史系師生大力幫助柴主任》，文章說5月21、23兩日下午，全系師生大會，匯報討論情況，提供具體材料（注意柳樹人是必須參加會的）。連續兩天的會議和柴德賡的工作筆記本所記錄一致，兩次批判會上發言有26人，除了領導、教師還有學生，受批判的柴德賡為了能接受批判，更好地檢查，做了七千多字的記錄，后來寫了一萬字的檢查，并沒有關于“叫歇碑”的內容，說明柴德賡在“叫歇碑”問題上從未承認犯了錯誤。

柴德賡向李明中書記提出的問題，李向院黨委書記劉烈人進行了匯報，為了打消柴德賡的顧慮，經過院黨委會的研究，1962年6月在南京開省政協、人代會期間，劉烈人來到柴德賡的房間，當面道歉：“反右整風后批判錯誤，違反政策，各方面有影響，當糾正。”這一天是6月12日，柴德賡記了日記。劉烈人不是說說而已，筆者查到江蘇師院黨委（蓋章）的1964年《柴德賡六二年以來的主要思想情況鑒定》整理稿，可以印證《日記》中劉烈人代表黨委會道歉的事實：

1958年后情緒一度比較消極，去年一月[1963年]去北京參加民主黨派中央會議后，情緒有好轉，去年甄別中，對他在1958年教改中受到批判的某些問題作了更正，政治態度向左轉，目前對黨的領導是服從的，對三面紅旗未發現抵觸情緒。

這就是江蘇師院黨委會對1958年出現的偏差進行的糾正的檔案記錄，同時否定了《丑惡》的內容。

筆者認為，黃某若能看到這里，應當摒棄前面的觀點，《江蘇師院》報上《丑惡》一文，完全是一場鬧劇。后來筆者在蘇州大學檔案館公布的資料上找到這一天的《江蘇師院》報，特意剪接出來，放到了《瓣香終不負此生——柴德賡圖志》一書中，因為這確實是一個證據，證明當時曾經歪曲事實地批判過柴德賡，也是一段活生生的歷史。

利用這么長的篇幅來說“叫歇碑”，是為了澄清黃某認定的“叫歇碑風波”，告訴后面的讀者整個經過，黃某所謂紀庸發現說，沒有經得起考證的材料。

筆者在蘇州十年，很想和黃某當面澄清以上這些問題，但時空交錯，未曾謀面，實為憾事，僅在此公布一些分析和考證。另外交代一個問題，《日記》將由商務印書館2025年6月出版，其中有很多關于紀庸的記載，即使紀庸后來被錯劃“右派”，柴德賡與紀庸的個人關系并沒有中止，他們把個人交往停留在學術層面，柴德賡所寫的所有文章在發表之前都要向紀庸征求意見，紀庸也是如此，并無網上所言二人的“文人相輕”。

柴念東

寫于2024年3月26日，修改于2025年4月15日。

（本文得到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1960屆畢業生、現內蒙古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曹永年教授的指導幫助。十分感謝曹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