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5年1月，紅軍在長征到達貴州遵義開了一個大會。中共中央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決定拋棄王明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運用馬列主義的思想來指導革命運動。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誰料到全面抗戰爆發后，王明到莫斯科轉了一圈又返回中國，殺出一個“回馬槍”。這一次王明不搞“左傾”了，他要開始玩兒“右傾”。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等人回國。時隔十天，也就是193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政治局會議，會后政治局成員拍了一張大合照。

三十三歲的王明，意氣風發，大馬金刀地坐在前排C位，而毛主席卻在后排邊上的位置，表情非常嚴肅。

當時的王明，在我黨的政治建設中毫無建樹，且在過去的工作里屢犯錯誤，為什么他出國一趟回來就被捧上了神壇呢？這一切還得從我黨的創立說起。原來我黨創立時，曾得到蘇共很大幫助。

那個時期，我黨的成立、組織方式與后續的發展都離不開蘇共的指導。蘇共方面不但是我黨的理論導師，并且曾經指派多名代表向我黨傳授革命斗爭經驗和軍事作戰常識。

同時，蘇共還提供過一些武器與軍事培訓項目。所以，相當大一部分人，都默認共產國際就是自己的“上級”。

王明本是一安徽的一介書生，因為接觸共產主義較早，二十一歲就加入了共產黨并被公派到蘇聯留學。后來他被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回國，一回來就身居高位。

但在從事革命工作方面，這位年輕的高官并不能靈活地運用在莫斯科學到的知識 。王明犯了“教條主義”錯誤，僵化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并運用到實際斗爭中，結果給我黨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民間諺語說：“秀才鬧革命，三年不成功”，說的就是王明這種人。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秀才鬧革命的案例，大多是不成功的。

比如唐代的黃巢，宋代的宋江。他們不成功的原因不是因為怕死，而是因為在思想上經常犯“左右搖擺不定”的錯誤。他們沒有自己的主見。

秀才是封建社會里面除了童生之外，“讀書人”中最低的一個等級。你說他沒文化吧，他的見識還是高于一般普通人；你說他有文化吧，但是他的見識比起舉人、進士又差得遠。

由于見識的淺薄，秀才在做決策的時候，就很容易左右搖擺。要么就像黃巢，好勇斗狠，喜歡冒險還濫殺無辜。要么就像宋江，瞻前顧后，最后還搞“投降主義”。

這兩個王明還都占了，他是前期好勇斗狠，后期搖擺投降。1935年以前，王明就因為在紅軍中搞的“左傾冒險主義”，結果給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后來，他的錯誤在遵義會議被糾正。

過了不到三年，王明又從國外飛回國來搞“右傾投降主義”。在回國前三天，他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寫信給蘇聯的斯大林，請求對方針對中國國內的形勢，做出“指導”。

斯大林當時很忙啊，蘇聯人面臨德國的威脅，又隨時應對日本的入侵。當時斯大林就想讓中國這邊拖住日本，以免自己腹背受敵。

因此斯大林告訴王明：中國共產黨應該和國民黨達成共識，一定要把抗日統一戰線放到最高的位置上來。

斯大林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當時還太弱小，不能和國民黨一爭長短。何況面對外敵入侵的時候，先趕走外敵的確才是最要緊的事情。

斯大林不是中國人，他對中國的國情并不十分了解。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再怎么發展，最后也只能當國民黨的附庸。

斯大林判斷中國當時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苗頭，所以這個國家在未來一定是要搞資本主義的。先搞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社會成熟以后再轉向共產主義。

既然如此，那么中國肯定要以國民黨為主了，中國共產黨就當一個第二政黨好了。后來斯大林的這種思想一直延續到抗戰結束，1945年重慶談判時期。

毛主席和斯大林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因為熟讀《二十四史》，所以毛主席判斷中國的國情和外國不一樣，不能以別人的標準來劃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

比如西方人說的“封建社會”，事實上到中國的周朝時就結束了。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中國一直是帝國形式。再如“資本主義”，現代史學家公認，我國在明朝中葉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經濟萌芽。

所以中國完全沒有必要一定要去走西方人走過的“冤枉路”，去經歷那個已經失敗的“資本主義”階段，再走向社會主義。毛主席結合馬列主義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路線。

在國共合作這個問題上，毛主席認為“統一戰線”很重要，但是并不認同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切行動方面必須完全聽國民黨的指揮，并且他堅持在群眾工作的問題上，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在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前，國民黨就沒有顯示出可以把中國管理好的能力。

1930年，蔣介石通過“中原大戰”確立了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但是之后的中國，實際上仍然一直處于軍閥割據的狀態。比如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劉湘、廣西的白崇禧，并不完全聽命于蔣介石。

而且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大搞“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的把戲，他的親信和親戚們，也基本上都是貪贓枉法之輩，所以國民黨從上到下都是腐朽、沒落的。

至于作戰方面，后來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國民黨根本不行，遠不如共產黨高明。所以毛主席堅持不同意八路軍、新四軍在作戰問題上也要聽國民黨指揮，是完全正確的。

下面再說回王明這個人，他別的本事沒有，弄權倒是有兩把刷子，懂得“拉虎皮作大旗”。他在回國前專門寫信給斯大林，然后再拿著雞毛當令箭，回國搞了個十二月會議。

會議開始時，張聞天先作了一個報告談國共合作后遇到的一些問題，他的報告末尾提到：“我們在統一戰線中必須要保持我們的獨立自主性。”結果話音剛剛落地，就引來了王明的猛烈批評。

王明馬上出來說：八月份在陜北洛川召開那個會議提到的思想是錯誤的。因為那個會議太強調民主、民生的問題了，沒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

抗日就不管民主，不要民生了嗎？這個說法真是奇怪。但是更奇怪還在后頭。王明又在他的報告中狠批劉少奇，說他不應該在山西等地改編舊的政府機關，不應該搞抗日民主政府。

從報告內容可知，當時劉少奇在山西改造的那些地方已經歸屬八路軍管轄。那時的國民政府這么腐朽，八路軍在當地把舊有的機構廢除，按照共產黨的方式重新設立人民政府有什么不對呢？

原來王明認為：這樣做會傷害到國民黨的感情，會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共產黨鬧革命是為了解放中國的窮人，是為了給人民帶來更好的生活環境。

只有搞抗日民主政府才能更加有力地團結老百姓，一起打擊外敵。這里說一個歷史事實：八國聯軍打過來的時候，外國軍人之所以能順利進入北京城是因為出錢買通了當地的中國老百姓。

換句話說，是中國老百姓給八國聯軍當了“帶路黨”。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呢？那是因為清朝政府不得民心。國民黨也不得民心，所以抗戰的時候，中國的老百姓中也沒有少出偽軍。

中國人過去受到的教育是“普天之下皆王土”，根本沒有“民族”的概念。所以只要侵略者不濫殺，誰統治他們，他們都覺得是一樣。

但是共產黨搞了抗日民主政府，給老百姓講述了侵略者的種種惡行，讓人民群眾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又改革了舊有的官僚部門，給窮人分土地，這才讓老百姓覺得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所以后來八路軍在敵后抗戰時，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鼎力幫助與支持，有很多窮人都是在那種情況下才加入到我們的革命隊伍里。

所以盡管王明拿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也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倒向了他一面，但是毛主席還是站出來堅決反對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思想”。

幸好這一次會議結束之后，大多數人保留了原來的意見，并沒有改變洛川會議確定下來的思想路線與方針政策。

王明1937年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觀點，并沒有得到全體政治局成員的支持。在那以后，他又在黨內搞了兩次右傾運動。

1940年，毛主席批評了王明過去的“左傾”現象，結果王明跳起來把一切的錯誤，全部推到了博古的身上，結果激起了公憤。

解放以后王明繼續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也作出過一些貢獻，但是他對于自己當年犯下的嚴重錯誤始終不肯承認。1956年，他借著去蘇聯養病的機會，一去不回。

1974年，王明客死莫斯科郊外別墅。在他死后不久，蘇聯政府以維修房子為借口，將他的妻兒趕出了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