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自：菁kids北京（ID: Jing-kids )

畢業典禮上，司儀宣布我以最高榮譽

summa cum laude畢業

（揮手致意者系作者）

作為一名“60后”，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決定在美國重新上一個大學本科，學英語文學。一轉眼四年過去了，我已經完成學業，拿到了人生中第二個本科證書。畢業典禮那天，我女兒和一對朋友夫妻都來了。

我的朋友讓我談談為什么要在五十多歲讀一個本科？我回答說：“因為我的兩個孩子在北美長大，英文都變成了他們最熟悉的語言，所以我想用英文寫作，從而讓他們理解我這一代人的心路歷程。”

朋友又問我女兒：“你怎么看你媽媽想為你們用英文寫作？”我女兒說：“她用英文寫作不是為我，是為我弟弟。我中文比我弟弟好多了。”

很明顯，我女兒不買帳。后來朋友又問我女兒：“你對媽媽讀大學有什么想法？”我女兒說：“沒什么想法。她一直都是這樣一個人。她并不是因為讀大學這件事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我朋友非常想從我女兒那里得到諸如“媽媽是我的榜樣”之類的評價，但我女兒始終沒有這樣表達。她用不太熟練的中文表達出的意思是：她自己就是一個愛學習的人，并不是受媽媽的影響。她自己現在都讀博士了，而身為媽媽的我還在掙扎著找一個理想的碩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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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我們怎樣做父親》：“只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

我沒有魯迅那么高尚。我看到女兒比我更強更幸福，既高興又失落。這失落并非是因為嫉妒女兒，而是覺得她竟然連軍功章的一小角兒都不肯給我。嘿，我好歹還在你博士申請截止期前給你發過三條信息，

那么我讀英語文學，想用英文寫作，是真的為了孩子嗎？當然有真實的成分在內，但也不盡然。我并不是一個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我的前半生走了很多彎路。我經常心里想著A，嘴里說著B，行動上是C。

你相信嗎？在我剛開始上學的時候，我還曾經想過學醫生助理。這首先是因為上學需要花錢，我對于花家里的錢學文學總是感到內疚。當時我的計劃是讀一年半社區大學，修夠36個學分，然后轉到一所本地的教會大學去。

社區大學每學分285元（美國人只需要付每學分28元），教會大學當時的學費是每年三萬五，如果我在社區大學能得到3.6以上的GPA，學校每年給我一萬轉學獎學金，這樣一算，我讀完四年制大學至少要花七萬塊學費。

為什么不用七萬塊錢學個能找得到工作的專業呢？如果我當了醫生助理，畢業一年就能把學費賺回來了。再遇到突發傳染病等的意外，就不必再感慨百無一用是書生了——魯迅是棄醫從文了不錯，可魯迅是官費生啊。

學醫生助理還是女兒給我提的建議。北美看病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的限制。比如感冒發燒需要抗生素，就必須去看醫生拿處方，而醫生收費動輒幾百塊。為了降低成本，保險公司正在逐漸把一些簡單服務下放給醫生助理，力圖用醫生助理取代家庭醫生。醫生助理如今供不應求，年薪十萬起步。

學校面朝大海的圖書館

究竟是學醫生助理還是學文學，對我的唯一影響就是在社區大學選修哪些通識課。美國大學對學生有通識課的要求，具體要求各校不一樣，大體思路都是學生不論將來學什么專業，在低年級都要選修幾門科學課，幾門藝術課，幾門歷史課、文學、寫作課，等等。

我的目標大學要求文學專業的學生至少學一門生命科學和一門物理科學 。生命科學課可以是“環境保護”，物理科學可以是“天文學”這一類軟性課程。但如果我將來要學醫學方向的專業，我就必須選醫學難度級別的生物課和化學課。我在社區大學的時候選了醫學類的生物課。那個學期為了滿足轉學要求我選了22學分。

事實證明生物課是最耗時的。我們每周要學兩章。生詞相當多，我讀一章教材就需要一整天。再加上做作業的時間，基本上一周有三天要耗在這一門4學分的課上。

由于時間沖突，我沒有來得及在社區大學選化學課就轉到教會大學去了。在教會大學的第一學期，我的學術導師想當然地替我選了“化學與社會”。

我一聽就表示嫌棄，分明是文科生混學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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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挑戰自我，選硬核化學。

可是由于技術原因，這門課我一直沒選上。我校的醫學類化學課都開在離本部幾英里外的護理學院。連續三個學期，我總有一門文學系的必修課緊挨著化學課，而我無法在十分鐘之內趕到護理學院去，或者在十分鐘內趕回本部來。

到了三年級的暑假，我無論如何要選化學課了。放假前，學術導師提醒我：還差一門化學課，不然畢不了業。我不假思索地說：在咱們學校總是選不上，我打算暑假去社區學院修課。

經過三年的學習，我已經修完了80%文學系的必修課，也早就把醫生助理的夢摒棄了。即使這時我選了醫學類的化學課，也不可能轉去學醫學助理了。但我出于慣性思維，仍然在社區大學選了醫學類的化學課。

社區學院的化學課開局就各種不順。主要是實驗部分特別瑣碎，教授的要求特別多。這門課的實驗部分是從學校領來儀器設備，學生自己在家里做。很多同學到了截止期當天才開始做實驗，如果這時發現學校發錯了儀器，那么實驗就不能按時完成。但是教授毫不通融，而是反問“你為什么不早點檢查？為什么不能及時發現早點解決？”

有一次我忘了參加一個網絡討論，就給教授寫郵件道歉，請他把討論版打開，讓我把發言補上。誠懇道歉通常都是管用的，教授一般都會允許補交，但是會扣掉百分之幾的分數。然而這個教授壓根兒不理我。

我感覺這個教授特別像文革電影里的“反動學術權威”，自以為掌握著一些科學真理就趾高氣揚愛誰誰，和我們文科教授謙恭有禮視學生為客戶的作風截然不同。

真正給我打擊的是期中考試。我自我感覺學得還不錯，艱深的原子理論都能理解。但是期中考試題目的很大一部分是單位轉換，而我一向以為這是實用領域的知識，用的時候查一下手冊（或者上網搜一下）就行了，于是沒有復習。

我的實驗也被扣了很多分。教授總是嫌我的數據誤差太大。可是，數據準確很重要嗎？理論上我完全知道刷了試管以后，如果試管不干，可以用吹風機吹干。考試的時候我會把這個步驟寫清的。

實踐中我只是懶得吹干而已，重量不就是多了0.01克嗎？我最不耐煩的是等實驗結果。在化合物慢慢反應的間隔，我完全不知道應該干什么，感覺時間白白浪費了。

有一天我實在沒有耐心等，就打算編造數據。我手拿計算器，按照理論倒推數據的時候，忽然感到自己十分可笑：這是何苦呢？如果當初選了“化學與社會”，估計只需要背一背氣候變化、全球變暖就可以了。

這件事讓我反思：我當初為什么想學醫學助理？是為了掙錢。可是，我能掙得了這份錢嗎？我的性格、愛好，早已經決定我當不成醫生助理。能讓我激動的瞬間，永遠是想到一個精妙比喻的時候，絕不是得到一個精確數據的時候。如果把學習概括成格物致知，我的思維方式早就定型成只愛致知，不愛格物。

我只是一直還保留著錯覺，認為自己還有選擇。

當然，從積極的角度想，我因此而理解了美國通識課的重要。通識課的設立，就是讓學生把各個學科都體驗一遍，從而更直觀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蠻橫的教授，就是未來醫生的預演。

做醫生助理就得聽醫生的，哪兒像文科系統里凡事兒好商量？

做醫生助理就得在實踐中快速反應，人命關天的崗位怎能雇一個高談闊論原子核結構，拿到處方后還得查手冊計算質量的人？

不在化學課里碰壁，怎么知道自己只能當作家？

每當在學校遇到新同學，需要做自我介紹的時候，我總是說：因為我的孩子在美國上學，所以我也想來體驗一下美國的教育。如果他們問我體驗到了什么，我就會說：拿GPA4.0真是不容易。

我在社區大學拿了三個B。一個是化學，一個是英語101，一個是哲學。這三個B，除了化學是水平不夠，其它兩個都另有原因。

教英語101的老師特別瑣碎，留的作業又多又雜亂無章，一不留神就忘了一樣。還有就是互相改作業環節。分配給我的同伴不把他的作業發給我，我就沒法批改。但老師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沒有上交給別人改過的作業，你就沒有分。

哲學課的B是因為我期中考試得了60。那個考試是線上開卷考試，按理說抄也能抄個A，結果出了意外。線上考試通常的截止時間都是考試當天半夜12點，偏偏那個老師把截止時間定成了考試當天下午四點。我事先沒注意到，下午三點多才慢悠悠地打開電腦，準備答題，這時即使抄也抄不全了。

可見保持GPA4.0是多么不容易，需要多么執久的努力且注重細節。

我的論文入選了全國大學生文學專業學術會議

我的同學們都是我的孩子的同齡人。聽到我的回答，很多人都說：你真是個好媽媽。聽了這樣的夸獎，我感到非常慚愧。相信我，主觀上我總想把自己描述成好媽媽。但實際上我可能起過很多反作用。

我不理解學習需要熱愛，總是強調用功。比如我會跟孩子們說：當年我高考的時候，連寫名字、學號、考號這些都是反復練習，爭取控制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在我的理解中，學習是苦差事。他們成績不好，我就說他們不用功。

他們不承認自己不用功，就解釋說自己是真不行，久而久之他們就形成了自己真不行的認識。我兩個孩子在上了大學后，都有一個瞬間，突然發現：“原來我不笨”。他們跟我描述的時候，我還表現得很不耐煩：“早就告訴你了，你不笨，你就是不信。” 但是，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發現自己的重要性。每個人都需要經歷發現自己的過程，媽媽再好，也不能代替孩子完成這個過程。

我的上學過程，也是一個發現自己的過程。

我在圣地亞哥社區大學的一年半學生生涯中，只上過一門面授的課程：數學121。有了面授課，就有了到辦公室請教問題的機會。有一天，我成了當天最后一個來請教的學生。答疑結束，教授和我一起離開。我看著她關燈、鎖門。

門是玻璃做的，即使關上我也可以看到辦公室的布置。辦公室的燈關了，但是隨即我們的腳步聲就喚醒了走廊里的聲控燈。在淡淡的走廊燈光下，我回頭看到了教授桌子上擺著的一個相框，里面的照片似乎是她摟著她的孫子孫女。

這位教授比我大幾歲。如果我在街上遇到她，可能會認為她只是個普通的奶奶。沒錯，她是個奶奶，但她還有另一種身份。她有一間辦公室。

這個場景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所有學習文學的女生，都知道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名言：女人要想寫作，必須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我一直都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并沒有取得我自己理想的成就。我需要的是一間屬于自己的辦公室，不是家里的書房，而是在一個工作場所里的辦公室。

我和我最喜歡的教授

我上學是因為我不能自學。我必須把自己置身于一個學習社區中。這么多年來我都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但自由職業只適合那些有強烈信念和自律的人。對我來說，自由職業是一個陷阱。我討厭一些人把自由職業者視為家庭主婦的委婉說法，但我經常躲在這個含糊的術語后面，只因為它很方便地給了我偷懶的借口。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上學不光為了能用英語寫作，還為了畢業后找到一個當教師的工作。很多人都跟我說：學寫作不需要上學。這是對的，但是當教師就必須要上學。要想進入體制，就要拿到相應的資質。

你看，我在大二的第一學期，就明確了上學的目的，可是一年前以后，我仍然選了硬核化學課，似乎我還沒完全泯滅學醫生助理的愿望。畢業典禮上，我仍然表示我上學是為了和孩子們溝通。這種表述并非全然說謊，總有真實的成分在內，雖然絕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歸根到底，我總是認為只有為了孩子做事才是說得出口的理由。這種思維模式妨礙了我自己的發展。我自2007年移民加拿大以來就一直想用英語寫作，但我并沒有立即付諸行動，這讓我現在感到后悔。一個人的知與行之間往往有很長的距離。如果我當時更加堅定，并且對自己有更清晰的認識，我本可以走一條直路，但是我沒有。

幸運的是，天上始終有一顆星，即使我沒有抬頭看，這顆星也在指引著我，讓我沿著地上的曲折道路將近天上的星辰。

我的人生之路不完美，但我好歹還算是朝著自己的目標蛇行了。我的育兒方式也不完美，所以我才經常反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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