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歲女教授在家整整10年從未出門，民警破門進入后，當場愣在原地

2025-05-03 15:34:45　來源: 罪案洞察者

黑龍江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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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真實案件改寫，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部分圖片非真實畫像，僅用于敘事呈現，請知悉。聲明：作者專屬原創文章，無授權轉載搬運行為一律追究到底！

陳志遠當社區民警十幾年，什么樣的場面沒見過？

可當他站在504室門前，聞到那股混雜著霉味、食物腐敗和封閉空間特有的濁氣時，心里還是咯噔一下。

門鎖已經銹死，鑰匙擰不動，物業的人搖搖頭說："這戶十年沒人進出過，水電費倒是月月交。"

鄰居投訴了半年"臭得沒法開窗！""半夜總有窸窸窣窣的動靜。"

陳志遠敲了三次門，無人應答。

今天他帶了撬棍，咔嚓一聲，門軸發出刺耳的呻吟。

陽光斜斜地切進黑暗，灰塵在光柱里翻滾。

陳志遠瞇起眼，剛邁半步就僵在原地——他從未想過，門后會是這樣的景象。

王春蘭出生在皖北的一個小村莊，家里世代務農。

她家只有三間土坯房，屋頂鋪著茅草，雨天漏雨，冬天漏風。

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莊稼漢，母親身體不好，常年咳嗽，家里最值錢的東西是一臺老式收音機，還是村里扶貧時發的。

王春蘭從小就知道，讀書是她唯一的出路。

她六歲上學，每天要走五里泥路去村小。

冬天，她穿著補丁棉襖，腳上是母親納的布鞋，凍得通紅。

夏天，她頂著烈日，書包里裝著干糧和水壺，走一路，汗流一路。

但她從不抱怨。

她的成績一直很好，尤其是數學和物理。

村里的老師曾摸著她的頭說：“春蘭，你要是生在城里，肯定能考個好大學。”

這句話，她記了很多年。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村里時，王春蘭正在地里割麥子。

她扔下鐮刀，跑回家翻出積攢的課本，手指顫抖著翻開泛黃的紙頁。

“我要考大學。”她對父親說。

父親蹲在門檻上抽煙，半晌才開口：“家里供不起。”

母親在一旁咳嗽，沒說話。

王春蘭咬著嘴唇，眼淚在眼眶里打轉，但沒掉下來。

第二天，她去找了村支書。

“我想考大學，”她說，“能不能借點錢？”

村支書嘆了口氣，從抽屜里拿出二十塊錢遞給她：“春蘭，村里就你一個讀書的苗子，別辜負了。”

她攥著錢，深深鞠了一躬。

高考那天，她穿著唯一一件沒有補丁的藍布褂子，走了三十里路去縣城。

考場上，她的手凍得發僵，但筆沒停過。

一個月后，錄取通知書到了

她考上了省城的師范大學，物理系。

村里炸開了鍋。

“老王家閨女有出息了！”

“大學生啊，了不得！”

父親蹲在院子里，一遍遍摸著那張通知書，最后只說了一句：“去吧。”

母親連夜給她縫了一床新被子，塞了五個煮雞蛋在她包里。

開學那天，父親借了村里的驢車，送她去縣城坐長途汽車。

車子開動時，她透過車窗，看見父親站在原地，一直沒動，直到變成一個小黑點。

大學四年，她沒問家里要過一分錢。

她申請了助學金，課余時間在學校食堂幫忙打飯，周末去圖書館整理書籍，寒暑假留在城里做家教。

她的生活只有三件事：學習、打工、睡覺。

同宿舍的女生穿的確良襯衫，涂雪花膏，周末去看電影。

她只有兩件換洗衣服，冬天加一件棉襖，夏天就一件短袖。

但她從不覺得苦。

“知識改變命運。”她對自己說。

1981年，她以專業第一的成績畢業，被保送研究生。

導師是個嚴肅的老教授，第一次見面就問她：“為什么學物理？”

她想了想，說：“因為物理講道理。”

老教授笑了，點點頭：“好，那就跟著我做研究吧。”

研究生三年，她泡在實驗室里，寫論文、做數據、推導公式，常常熬到凌晨。

她的勤奮和天賦很快得到了回報——畢業時，她收到了北京一所大學的聘書，聘她當講師。

那天晚上，她給家里寫了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話：

“爹，娘，我當上大學老師了。”

信寄出去后，她站在宿舍窗前，看著遠處的燈火，第一次覺得，自己的人生，真的不一樣了。

王春蘭第一次見到趙志明，是在研究生實驗室的走廊上。

那天她抱著一摞資料匆匆趕去導師辦公室，拐角處迎面撞上一個人，紙張嘩啦散了一地。對方立刻蹲下來幫忙撿，抬頭時，王春蘭看到一雙溫和的眼睛。

"抱歉，"他遞過整理好的資料，"你是陳教授新帶的學生？"

王春蘭點點頭，注意到他白大褂口袋里插著鋼筆，袖口洗得發白但很整潔。

"趙志明，機械工程系的。"他笑了笑，"以后可能經常要借你們實驗室的示波器。"

后來他們確實經常碰面。

趙志明比她高兩屆，是系里有名的才子，父親是省建筑設計院的工程師，母親是中學語文老師。

他家住省城機關大院，從小在書堆里長大，和王春蘭的成長軌跡截然不同。

但趙志明從不在意這些。

他喜歡王春蘭解題時微皺的眉頭，喜歡她做實驗時專注的側臉，甚至喜歡她固執的脾氣——有次實驗數據對不上，她硬是在實驗室熬了三個通宵。

1983年春天，趙志明在圖書館后門的玉蘭樹下向她表白。

王春蘭攥著書包帶子，半天才說："我家是農村的。"

"我知道。"

"我畢業后要還助學金，還要供弟弟上學。"

"我們一起還。"趙志明摘下眼鏡擦了擦，"我爸媽都是老師，家里不算富裕，但......"

"但什么？"

"但夠兩個人用。"

王春蘭鼻子一酸。那天風很大，玉蘭花瓣落了她滿肩。

趙家父母的態度卻出乎意料的強硬。

第一次見面，趙母打量著王春蘭洗得發白的的確良襯衫，委婉地問："小王家里是做什么的？"

"種地的。"王春蘭直視著她，"三畝麥子兩畝棉花。"

飯桌上的氣氛頓時凝固。

臨走時趙父塞給兒子一疊糧票："年輕人要以學業為重。"

趙志明把糧票原封不動退了回去。

那年暑假，他跟著王春蘭回了趟皖北老家。

王春蘭的父親蹲在門檻上抽旱煙，母親煮了一鍋紅薯粥。

土坯房里唯一的肉菜是鄰居送來的一碗咸肉，趙志明吃得滿頭大汗，直說香。

夜里睡在糊了報紙的土炕上，他悄悄對王春蘭說："你爸和我爸其實挺像的，都不愛說話。"

轉折發生在1984年。王春蘭的論文被《物理學報》收錄，趙志明參與設計的農機具獲得國家專利。

趙父戴著老花鏡把論文反復看了三遍，終于松口："兩個年輕人要是真合適，就隨他們吧。"

婚禮很簡單。王春蘭穿著紅毛衣，趙志明穿著中山裝，在教研室同事的見證下分了喜糖。

新房是學校分的筒子樓單間，只有十二平米，但王春蘭用碎布頭縫了窗簾，趙志明從實驗室撿來廢木料打了書架。

1986年兒子趙遠出生時，兩口子已經調到了現在的城市。

趙志明進了市設計院，王春蘭在大學教書，單位給分了套兩居室。

搬家那天，趙志明把陽臺改成了小書房，王春蘭在花盆里種了香菜和小蔥。

他們過上了曾經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周末去新華書店，寒暑假帶著孩子旅游，每年春節雷打不動地給皖北老家寄錢。

王春蘭評上副教授那天，趙志明送了她一支英雄金筆；

趙志明升任高工時，王春蘭給他買了件呢子大衣。

2001年兒子考上大學時，兩口子站在火車站月臺上，看著少年頭也不回地奔向遠方。

回家的公交車上，趙志明突然說："當年要是聽我媽的，現在該多后悔。"

王春蘭望著窗外流動的街景，輕輕握住了丈夫的手。

陽光透過玻璃窗照進來，她無名指上的金戒指微微發亮，那是結婚二十周年時，趙志明用三個月獎金買的。

王春蘭和趙志明結婚的第十個年頭，生活像一條平緩的河流，安靜地向前流淌。

他們住在大學家屬院的三樓，鄰居大多是學校的老師或退休職工。夏天的傍晚，樓下總有人搖著蒲扇乘涼，孩子們在花壇邊追逐打鬧，王春蘭常常站在陽臺上，看著這一幕，手里捧著一杯熱茶。

對門住的是退休的歷史系教授老李，頭發花白，愛下象棋。趙志明周末常被他拉去殺兩盤，老李棋藝不精，卻總愛悔棋，趙志明也不惱，只是笑著搖頭：“李老師，您這招‘回馬槍’用得也太頻繁了。”

樓下的張阿姨是后勤處的職工，嗓門大，心腸熱。

她家陽臺種滿了花，春天的時候，月季和茉莉的香氣能飄到王春蘭家的窗口。

張阿姨總愛端著一碗剛蒸好的包子或一碟腌好的咸菜上樓，站在門口扯著嗓子喊：“王老師！嘗嘗我新做的！”

王春蘭起初不好意思，后來也學會了回禮。

她蒸饅頭時會多蒸一籠，包餃子時也會多包一盤，讓趙志明給鄰居們送去。

張阿姨接過餃子，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縫：“哎喲，你們家老趙真是福氣，娶了個這么賢惠的媳婦！”

學生們也常來家里做客。王春蘭帶的幾個研究生，每逢節假日就會拎著水果或點心上門，拘謹地站在門口喊“王老師好”。

她總是笑著招呼他們進屋，泡茶，端出早就準備好的瓜子糖果。

學生們起初還有些放不開，但聊起學術問題，氣氛就熱絡起來。

有個叫林曉的女生，研究方向和王春蘭當年的課題相近，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天，臨走時還依依不舍地抱著筆記本問：“老師，我下次還能來嗎？”

王春蘭點頭：“隨時歡迎。”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平淡卻踏實。

兒子趙遠十六歲那年，拿到了國外一所高中的錄取通知書。

臨行前的那段時間，家里突然變得忙碌起來。

王春蘭給他收拾行李，恨不得把整個家都塞進去——新買的羽絨服、常用藥、甚至還有幾包榨菜。

趙志明倒是淡定，只是每天晚上坐在兒子床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國外的風土人情，末了拍拍他的肩膀：“到了那邊，別光顧著學習，記得多交朋友。”

送機那天，王春蘭站在安檢口，看著兒子背著書包，頭也不回地走進通道，心里突然空了一塊。

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沒說話，趙志明握著她的手，輕輕捏了捏。

家里又回到了兩個人的狀態。

奇怪的是，趙志明似乎比從前更勤快了。

他開始下班后繞道去菜市場，拎著新鮮的蔬菜和魚肉回家，系上圍裙在廚房里忙活。

王春蘭起初還不習慣，站在廚房門口問：“要不要幫忙？”

趙志明頭也不回：“你去歇著，今天嘗嘗我的手藝。”

他的廚藝其實一般，炒青菜常常偏咸，紅燒魚偶爾會粘鍋，但王春蘭從不挑剔，總是吃得干干凈凈。

有時候，趙志明還會突發奇想，照著菜譜做一道新菜，端上桌時得意地問：“怎么樣？”

王春蘭笑著點頭：“好吃。”

鄰居們見了，都羨慕得不得了。

張阿姨在樓下碰到王春蘭，拉著她的手說：“王老師，你們家老趙真是模范丈夫！我家那口子，連醬油瓶倒了都不扶一下！”

王春蘭只是笑。

其實她知道，趙志明并不是突然變得勤快，而是怕她寂寞。

兒子出國后，家里安靜了許多，趙志明便用這種方式填補那份空缺。

有時候，他們吃完飯，會一起坐在陽臺上，看著遠處的夕陽慢慢沉下去，聊著兒子最近發來的郵件，或是學校里發生的瑣事。

這樣的日子，簡單，卻讓人心安。

某個周末的清晨，王春蘭醒來時，發現趙志明已經起床了。

她走到廚房，看見他正笨拙地搟著面皮，桌上擺著一盆拌好的餡料。

“今天包餃子？”她問。

趙志明抬頭，臉上還沾著面粉：“嗯，兒子說想吃家里的餃子了，我琢磨著包好了給他寄過去。”

王春蘭愣了一下，隨即笑了。

她洗了手，接過搟面杖：“我來吧，你這皮搟得厚一塊薄一塊的，煮出來該破了。”

趙志明也不爭，只是站在一旁，看著她熟練地把面團揉圓、搟開、包餡。

陽光從窗戶斜斜地照進來，落在兩人的身上，暖融融的。

這樣的日子，真好。

那是個再普通不過的清晨。

趙志明像往常一樣，六點半起床，洗漱，換上那件洗得發灰的藏藍色夾克。

王春蘭半夢半醒間聽見他輕手輕腳地關上了臥室門，廚房里傳來水壺燒開的哨聲。

她翻了個身，想著再瞇一會兒。

七點十分，電話響了。

王春蘭迷迷糊糊地接起來，以為是趙志明忘帶了什么東西。

電話那頭卻是個陌生的男聲，急促而克制：“請問是趙志明家屬嗎？他出了車禍，現在在市立醫院搶救……”

她記不清自己是怎么穿好衣服、怎么下的樓。

只記得出租車司機從后視鏡里看了她好幾眼，最后忍不住問：“大姐，您沒事吧？”

王春蘭這才發現自己的手抖得厲害，指甲深深掐進了掌心。

醫院走廊長得沒有盡頭。

白熾燈刺得人眼睛發疼，消毒水的氣味鉆進鼻腔。

醫生走出來時，白大褂上沾著零星的血跡，摘下口罩說了什么，王春蘭只看見他的嘴在動。

“很遺憾……”

后面的話她聽不見了。

耳邊嗡嗡作響，像是有人在她腦子里塞了一臺老式收音機，調到了空白頻道。

葬禮辦得很簡單。靈堂設在小區附近的殯儀館，來了三桌人——設計院的同事、學校的老師、還有幾個老鄰居。

張阿姨紅著眼睛往她手里塞了個厚厚的信封，王春蘭機械地推拒，聽見自己說：“不用，真的不用。”

所有人都等著她哭。可她只是安靜地站在遺像旁邊，給每個上前鞠躬的人回禮。

照片里的趙志明穿著他們去年旅游時買的格子襯衫，笑得眼角堆起皺紋。

那是兒子用手機拍的，像素不高，放大后有些模糊。

兒子趙遠是第三天夜里才趕回來的。

飛機延誤了十二個小時，他在機場打了無數個電話，最后接通時，王春蘭只說了一句：“不用急，都安排好了。”

二十歲的年輕人站在靈堂里，肩膀繃得筆直。

他盯著父親的遺像看了很久，突然轉身抱住王春蘭，把臉埋在她肩上。

王春蘭感覺到溫熱的液體滲進毛衣，這才意識到，自己竟然一滴眼淚都沒流。

喪事辦完后的那個周末，趙遠收拾行李準備返校。

王春蘭給他裝了滿滿一箱真空包裝的鹵牛肉和辣醬——都是趙志明生前常做的。

臨出門前，兒子欲言又止：“媽，要不我請假陪您一陣子？”

“不用，”王春蘭替他整了整衣領，“你爸最討厭耽誤學業。”

門關上的瞬間，屋子徹底安靜下來。

王春蘭站在玄關，看見鞋架上還擺著趙志明的舊皮鞋，陽臺上的綠蘿因為沒人澆水已經開始發黃。

日子突然變得很輕，又很重。

她開始長時間地坐在書房里，翻趙志明留下的圖紙和筆記。

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旁邊，偶爾會出現隨手畫的簡筆畫——一只戴眼鏡的兔子，或者歪歪扭扭的向日葵。

有天她在一本舊日歷后面發現張紙條，上面寫著：“蘭，記得買降壓藥。”

字跡已經褪色，像是很久以前寫的。

鄰居們的關心漸漸變得小心翼翼。

張阿姨還是經常來敲門，但不再大聲嚷嚷，而是輕手輕腳地放下一袋水果或剛蒸好的饅頭。對門的老李有次在樓梯口攔住她，遞過一盒象棋：“王老師，要是有空，來下盤棋？”

王春蘭搖搖頭，嘴角努力往上牽：“最近忙，改天吧。”

其實她一點都不忙。

2005年春天，她遞交了辭職報告。

系主任再三挽留：“王教授，您還不到退休年齡啊！”

“我知道，”王春蘭把辦公桌上的教案一本本收進紙箱，“就是突然想歇歇。”

賠償金足夠她安穩度日。

兒子每周都會打越洋電話，通話時間精確得像列車時刻表——十分鐘問候，五分鐘講學業，最后五秒總是同樣的話：“媽，您要好好的。”

王春蘭越來越不愛出門。

她取消了訂了十幾年的報紙，退出了教研組的微信群。

有時候整天都不說一句話，只有取快遞時才對快遞員點點頭。

某個深秋的傍晚，她無意中打開冰箱，發現里面整齊碼著十幾瓶辣醬——全是趙志明生前做的。

保質期早就過了，但她一直沒舍得扔。

王春蘭拿出一瓶，擰開蓋子嘗了一口，咸得發苦。

窗外的銀杏葉簌簌落下，像一場無聲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