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發展的進程中，基建項目不斷勾勒著新的城市輪廓。然而，當基建項目遇見歷史文化遺存，兩者之間該如何協同推進？多年來，各地多措并舉統籌規劃城市建設與文化遺產保護，探索化解發展矛盾。從陜西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博物館的建設到河南隋唐洛陽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再到廣東東莞“東莞記憶”城市更新項目的推進，多地實踐表明，遺址遺跡不是城市發展的阻力，相反，想方設法守護好珍貴的文化遺產則會有效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助力城市建設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在航站樓里面建博物館

本報記者 秦 毅

▲ 觀眾在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博物館參觀 本報記者 劉海紅 攝

今年2月，陜西西安咸陽國際機場T5航站樓啟用，全球首個建在機場里的博物館開門迎客。在這一西北地區重要的航空樞紐，考古遺跡與珍貴文物交相輝映，為旅客們帶來別樣體驗。

時間回到2020年12月機場擴建時，考古人員在工地上發現了大量歷史遺跡。據統計，有6848處遺跡，包括4093座古墓和2萬多件文物。這給建設項目出了一道難題：新航站樓建還是不建，文物怎么保？

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在航站樓里面建博物館”的想法誕生了，這既是讓歷史遺跡與現代建設共融的大膽創新，也是讓旅客在候機時感受千年文脈的有益探索。

作為周秦漢唐文明的核心區，陜西地下遺存豐富，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的矛盾相對突出。多年來，陜西在基建項目中，勘探先于動土、保護先于建設，通過科技與創新手段，實現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與合理利用。在傳統土地開發建設中，企業拿地后需自行組織考古勘探，常因工期緊張、成本高昂導致未及時勘探，使文物慘遭破壞。對此，2019年，陜西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通知，在全省推廣空港新城“文勘前置”工作模式，對已儲備土地全面開展文物勘探和考古發掘，并將文物勘探和考古發掘費用計入項目區域土地成本。

“文勘前置”工作模式是陜西自貿試驗區空港新城功能區為切實解決文物勘探和考古發掘等制約項目開工建設的實際問題，由陜西省自然資源廳、陜西省文物局等管理部門推進的創新實踐。具體而言，空港新城以技術賦能，引入衛星遙感和GIS系統，對重點區域動態監控，防止未批先建；跨部門協同，與自然資源、住建部門共享“考古勘探意見書”數據，無“文勘”結論不得核發規劃許可證；引入補償機制，對因文物保護調整用途的地塊，探索容積率轉移或稅收優惠，平衡開發商利益。

在西安，多年來，地鐵建設一直被迫降速。每次新開工地鐵線路，都會伴隨大量的考古發掘工作，施工計劃也因此多次被修改，以適應這些新發現。2017年，西安地鐵3號線施工時發現了西漢時期的大型貴族墓葬群，里面有十幾座高級別貴族墓。不久前剛投運的西安地鐵環線8號線穿越隋唐墓葬密集區，僅長鳴路站點周邊1.5平方公里范圍內，探明的古墓數量就達1356座。施工團隊創新采用“探方網格法”，將施工區域劃分為20米×20米的考古單元，每個單元完成文物清理后方可推進隧道掘進。在4號線延伸段規劃階段，文物部門提前3年介入線路勘探，運用遙感技術和探地雷達完成全域地下文物分布掃描。這種將文物保護從被動搶救轉為主動預防的創新機制，使后期施工中的考古停工時間縮減了68%。

漢長安城遺址以“考古+規劃”聯動，將9平方公里核心區劃為“非建設區”，周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形成“保護—展示—利用”閉環；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以考古成果為基礎，復原部分建筑基址，結合現代景觀設計，年接待游客超300萬人次，實現文化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實踐證明，“考古前置”不僅為企業開工贏得了時間，也降低了制度成本，還有助于出土文物的保護。

“各市縣文物行政部門要提前介入、加強指導，結合考古資料和文物普查登記信息，在建設項目選址前提出意見，合理避讓不可移動文物……”2024年7月，陜西省文物局制定實施《加強文物保護要素保障推進全省高質量項目建設若干措施》，再度落實“先考古、后出讓”政策機制，使項目建設單位辦理考古、文物保護手續更為高效、便利，有力促進全省建設項目順利進行。

“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是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協調發展的關鍵性指引，可以有效防止在大規模建設過程中珍貴的歷史遺跡被忽視或遭受破壞。”大唐西市博物館館長、研究員王彬表示。在西安，從兵馬俑到大雁塔，從古城墻到碑林博物館，歷史遺跡是千年古都的文化底氣，是吸引游客的核心資源。保護文物不僅是責任，更是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和經濟競爭力的關鍵。

發現南海衛城墻遺址后取消原定建設計劃

本報記者 譚志紅 通訊員 鄭旭飛

▲ 南海衛城墻遺址平面圖 東莞市委宣傳部供圖

2023年10月，為配合“東莞記憶”項目迎恩門記憶墻工程建設，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應東莞邀請對項目用地進行考古勘探，發現了明清時期南海衛城墻遺址。

“東莞記憶”項目是東莞第一個對連片的歷史建筑、歷史街區進行系統性保護、活化、利用的項目。對于東莞來說，“東莞記憶”是彰顯城市文化底蘊、讓老城區煥發新活力的重要項目。盡管各方都對此項目寄予厚望，但考古勘探發現明清時期南海衛城墻遺址后，東莞沒有猶豫，當即取消了項目原定建設地下停車場的計劃并暫停鳳來路施工，決定對遺址進行原址保護并考古挖掘。

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5月至12月對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于2025年1月通過廣東省文物局驗收。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曹勁介紹，此次發現的南海衛城墻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考古發掘面積達3000平方米，是近年來廣東單次發掘面積最大的考古項目。

“對文化遺產來說，沒有保護就沒有傳承和利用。”東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武一婷說，東莞秉承“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理念，自覺扛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責任。2月25日，東莞市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召開擴大會議，組織黨委、人大、政府、政協4套班子領導到南海衛城墻遺址考古發掘現場、“東莞記憶”首開區一期實地調研，更好地凝聚全市黨員干部的思想共識，推動全市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邁上新臺階。

莞城街道文化服務中心非遺專干莊瑩瑩說，南海衛城墻遺址的保護是對“考古前置”的生動實踐。這一原則一改以往“建設遇文物急剎車”做法，而是對項目用地在施工前主動進行系統的考古勘探，不僅完整保留了遺址，更讓現代城市規劃提前避開主要歷史遺跡。

東莞市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黨組書記、局長寧康表示，東莞將嚴格執行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加大文物本體保護力度，統籌保護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環境風貌。同時，還將完善文保機制，推進系統保護，將文物保護納入國土空間規劃“一張圖”監管。嚴格按照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落實“考古前置”，最大限度保護地下文物安全；在舊城區改建、土地成片開發前先組織文化遺產資源調查，做到“先調查后建設”，加強對地上文物的保護修繕和活化利用，防止建設性破壞事故發生。

東莞將依托南海衛城墻遺址，打造一座集中展示東莞城市發展歷史、古代中國海防體系，兼具歷史教育、生態涵養、休閑游憩等功能的復合型城市考古遺址公園。

作為以制造業聞名的工業重地，東莞秉承“左手護住歷史根脈，右手推開發展之門”的理念，始終堅持城市發展和文化傳承同步，努力讓文化遺產和工業文明共生共榮。“文化遺產保護從來不是單選題。當我們用考古刷子掃去城墻的塵埃時，掃亮的是整座城的文化自信；當我們把遺址公園標注在地圖上時，標注的是東莞人對歷史的敬意。”武一婷表示，老城墻與新地標之間，從來不是此消彼長，而是相映生輝。

避開老城建新城

本報記者 陳關超 張瑩瑩 通訊員 曹薇薇

在華夏大地的中部，河南洛陽這座十三朝古都，正以獨特的方式續寫著歷史與現代交融的新篇章。隋唐洛陽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不僅承載著千年厚重歷史，更見證了洛陽在大遺址保護與城市發展協同共進方面的不懈探索。

時間回到20世紀50年代，在城市發展的關鍵節點，洛陽面臨著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的兩難抉擇。最終，洛陽做出“避開老城建新城”的決策，在澗河以西規劃建設工業區。這一決策展現出非凡的前瞻性，既為城市拓展了發展空間，又巧妙地避開了對老城區文物的破壞，為后續文物保護工作筑牢根基。

20世紀80年代，洛陽率先實施“先考古發掘后動土施工”制度，并嚴格避讓隋唐洛陽城22平方公里的里坊遺址，成功實現將文物“保起來”的目標。“十一五”期間，洛陽全力推進大遺址保護和考古遺址公園建設，3處大遺址成功躋身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行列。這些公園不僅是保護歷史遺跡的重要陣地，更成為洛陽的城市文化地標，實現從“保起來”到“美起來”的跨越，成為市民休閑、游客打卡的熱門之選。

近年來，洛陽積極探索大遺址保護利用新形態，打造隋唐洛陽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形成新時代遺址保護的“洛陽模式”。洛陽市委、市政府將大遺址保護規劃與城市總規、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統籌考量，依據《隋唐洛陽城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確立“一區一軸一帶、兩片三環”的保護展示空間格局。定鼎門、兩坊一街、天堂、明堂、九洲池、應天門等一系列保護展示工程有序推進。同時，洛陽積極推動文化遺產保護與市級國土空間規劃有機融合，推動大遺址保護規劃納入國土空間規劃“一張圖”，促進舊城改造、鄉村振興與大遺址保護協同發展。

大遺址的有效保護賦能城市發展的同時，也惠及市民生活。“00后”李曉認為，遺址的保護讓洛陽的文化內涵得到展示，而遺址公園的建設讓洛陽的文化生活更有魅力，她說：“周末和朋友去隋唐洛陽城看燈光秀、逛夜市、吃小吃，非常有氛圍。”

2024年，世界客屬第33屆懇親大會在洛陽舉辦，宮廷樂舞、皇家燈會、國風劇本動態游、《風起洛陽》VR全感劇場等沉浸式項目驚艷世界，洛陽知名度和影響力大幅提升，旅游業迎來新的發展契機。同年，隋唐洛陽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獲評全國考古遺址保護展示十佳案例，年接待游客達485萬人次。

洛陽在大遺址保護與城市更新協同發展的道路上穩步邁進，大遺址保護不僅守護了城市的歷史根脈，更成為推動城市發展、提升市民生活品質的重要力量。

實踐中的“考古前置”

泉州市文物保護中心世界遺產部部長蘇志明

“考古前置”入法既是對文物保護規律的科學回應，也是對城市發展邏輯的理性重塑，讓城市在開發建設中更好地尊重歷史文脈，在保護中實現高質量發展，使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現代化進程從“對立博弈”走向“協同共生”，為傳承中華文明基因、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筑牢法律根基。

“考古前置”不僅是文化遺產保護的“安全閥”，更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助推器”，其本質是將文化遺產保護的關口前移，體現了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續性三大核心原則。另外，通過“考古報告+規劃調整”的聯動機制，避免了“建設性破壞”，實現了歷史信息的最大化留存。以福建泉州為例，自2019年全面推行“先考古、后出讓”政策以來，有效避免了建設活動對地下文物的破壞。泉州古城街巷更新項目、羅城城墻遺址（龍頭山段）考古發掘等，通過系統勘探和科學發掘，不僅保護了地下遺址和文物，還揭示了“疊壓型”城市形態的歷史演變。同時，遺址保護與周邊街巷更新同步推進，形成了“遺址展示+文化體驗”的復合空間，吸引大批游客前來打卡。

泉州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更新協同發展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一是強化系統性保護，結合《泉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修編）》《泉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和《“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世界遺產保護管理條例》，編制考古計劃，對古城進行網格化管理，建立“考古前置+數字化管理”模式，構建地下文物“一張圖”；二是分片分段推進，針對古城基礎設施老化問題，采取“先地下、后地上”原則，分階段實施雨污管網、供水供電改造，避免大拆大建破壞歷史肌理；三是多學科協作，引入社科院考古所、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等機構，深化考古成果研究，如南外宗正司遺址、市舶司遺址等出土文物為宋元海外貿易研究提供了關鍵實證。

泉州通過保護與活化并舉，讓文化遺產賦能城市發展，推動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發展的關系從“資源約束”到“發展引擎”轉變。文化遺產豐富的城市往往具備獨特的發展基因。泉州22處世遺點，8處集中于古城，完整保留了宋元時期“漲海聲中萬國商”的歷史格局。泉州的實踐證明，保護與發展可以形成“文化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的良性循環。

當然，從近幾年的實踐來看，在落實“考古前置”的過程中可能會存在一些困境。一是認知不足，部分公眾對“考古前置”的必要性缺乏理解，認為考古不重要，而且程序繁瑣，影響項目的開發進度；二是經費問題，部分項目負責單位可能會為降低成本而規避考古申報；三是時間成本，考古勘探需要提前進場，可能影響場地的清理和前期開發進度，且存在考古周期長與開發周期短的矛盾；四是部門協同不足，土地出讓、規劃審批與考古信息共享機制尚未完全打通，存在信息孤島。

“考古前置”入法對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具有推動作用。在落實法律條款時，各地要強化普法與案例宣傳工作，比如制作短視頻在政務平臺、開發商協會等渠道傳播；優化流程與激勵機制，建立“多評合一”機制，將考古勘探納入土地出讓前期服務，縮短企業等待周期；開展財政補貼試點工作，對主動申報考古的項目給予稅收優惠等；建立“考古服務包”制度，將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等流程標準化，為業主提供“一站式”服務指南，同時分類實施，對重點區域實行“全面考古”，對一般區域推行“風險評估+局部勘探”，推動規劃局、住建局、文旅局、考古所數據共享，建立“土地出讓—考古前置—建設管控”全鏈條線上管理系統。

“考古前置”是城市發展的戰略選擇，要通過“保護優先、系統治理、創新賦能”理念，以及推動“考古前置+活態保護+社區參與”模式，讓文化遺產賦能城市發展，實現兩者之間的雙向奔赴。

（本報記者 劉海紅 采訪整理）

2025年5月12日《中國文化報》

第8版刊發特別報道

《當基建項目遇見遺址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