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李德生的12軍駐守在蘇北地區(qū)，負責淮陰、鹽城地區(qū)的“三支兩軍”工作。一年后的夏天，12軍派出大批干部、戰(zhàn)士支工、支農(nóng)，將蘇北局勢進一步穩(wěn)定下來時，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軍區(qū)轉達的緊急通知：周總理要你限期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務。

情況似乎特別緊急，都不用回南京坐軍區(qū)飛機北上，而是派北京來的專機，停在鹽城空軍機場，等李德生到了就飛。他到機場才知道，安徽省軍區(qū)司令嚴光在那等候多時，跟著一塊去北京。

通過與嚴光的交談，李德生猜到自己此行，很可能是跟安徽的“三支兩軍”和嚴重局勢有關。李德生一到北京，就直奔大會堂。周總理在大會堂的北大廳等候。

周總理的神態(tài)是急促的，語氣是熱情的。握過手后，周總理領著李德生到福建廳談話。福建廳里，還有副總理李富春、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以及運動新貴姚文元。

周總理介紹過安徽自66年5月后復雜多變的情況后，便向李德生交代具體任務：12軍立即開赴安徽，執(zhí)行“三支兩軍”。這個“三支兩軍”，其實就是利用軍隊穩(wěn)定局勢。

周總理強調(diào)：“中央對安徽的形勢非常擔心、非常焦急。12軍去安徽，是毛主席親自做的決定。”周總理說完，李富春接著說——重點放在安徽的國民經(jīng)濟建設作用（李是協(xié)助周做經(jīng)濟工作的）。

楊成武主要講12軍開往安徽的情況：不許帶重型武器裝備，暫時留在蘇北；兵力部署，開進順序和方式；安徽的“三支兩軍”將由中央和軍委直接指揮；以及安徽省軍區(qū)獨立1、2師和所有駐皖部隊的“三支兩軍”，都由12軍負責。

楊成武還強調(diào)，要處理好軍政軍民關系，搞好軍內(nèi)軍外團結。

等周總理、李富春、楊成武說完，李德生說出自己的顧慮：12軍去了安徽，那蘇北的海防任務怎么辦？周總理知道李德生擔心什么，無非怕蘇北打起什么仗來。

周總理說：“仗，恐怕這十年里都打不起來，蘇北的防務問題你就跟南京軍區(qū)商量一下，可以讓別的部隊來負責，部分可以交給民兵管理。”

受領任務的當天晚上，李德生徹夜難眠，想著12軍到安徽去的種種困難。“三支兩軍”穩(wěn)定局勢，跟過去行軍打仗不一樣，這不是硬仗卻勝似硬仗。此行，對12軍、對李德生，都是一場極為嚴峻的考驗，一個弄不好就會引火上身。

次日，李德生就返回部隊，召開軍黨委常委會議，傳達中央和周總理的指示；然后又召開團以上干部參加的軍委擴大會，傳達中央決定，統(tǒng)一思想，部署行動。

部隊緊急集結后，除少部分留守外，其余部隊悉數(shù)開進安徽，分散到安徽各主要地區(qū)，軍部駐扎在合肥市，領導全省“三支兩軍”工作。

通過派出干部匯報上來的所見所聞，李德生很快抓住安徽形勢的主要矛盾：武斗問題。兩派武斗，鬧得不可開交，出人命也是常有的事。

因此，李德生進皖后，立即召開駐皖各部隊有關領導會議（除12軍外，還有60軍、68軍和二炮的部隊）。傳達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對安徽“三支兩軍”的指示，明確全省“三支兩軍”工作的領導關系——即以12軍和李德生為主。

其實中央特地調(diào)蘇北的12軍去安徽工作，不是因為安徽“三支兩軍”的部隊不夠用，而是引入一支外來的部隊，才能打破安徽混亂不休的奇異平衡。

12軍是毛主席和中央調(diào)來的，兩派熱烈歡迎他們的同時，又有各自的想法：勢大那派想得到繼續(xù)支持，勢小的那派想得到公平對待。

12軍到安徽的第二天，合肥市內(nèi)就爆發(fā)大規(guī)模武斗，李德生派出數(shù)百名干部戰(zhàn)士，高舉《毛主席語錄》，勇敢地站到兩派中間，隔絕雙方，又用高音喇叭宣講中央政策。

干部戰(zhàn)士們頂著槍彈和毆打，歷經(jīng)近10個小時終于平息這場武斗。若不是他們出動得及時，又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哪一派都不支持，公平公正，不知道會有多大的傷亡：有人不知道哪里找來幾個灌滿汽油的大油桶，隨時準備炸樓、燒樓，很是駭人。

后續(xù)還有類似的武斗情況，李德生都是果斷采取這樣的措施制止：不站任何一派，制止任何武斗行為。他一邊做兩派群眾的思想工作時，一邊做兩派頭頭的工作。

在李德生的調(diào)配下，“三支兩軍”的各級干部深入武斗最激烈的地區(qū)做工作。李德生本人也到過兩派總部，又是集體、又是個別地談話，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勸說他們不許再挑起武斗。

見李德生工作得不錯，中央為便于其后續(xù)其他工作，任命他為安徽省軍管委主任兼安徽省軍區(qū)司令。很快，12軍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繳武器的情況，被作為典型，由毛主席親自批轉全國。

但安徽全省的武斗情況這就徹底根除了嗎？當然沒有。李德生還有后手，他抽調(diào)大批軍隊和地方人員，組成一支包含軍人、干部、群眾、人數(shù)龐大的宣傳隊，前往武斗最頑固、最嚴重的蕪湖宣講中央政策，讓參與武斗和沒參與武斗的人都知道，武斗是錯誤的、是不行的、是毛主席所否定的。

1968年10月，李德生作為安徽省負責人，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在開幕式上，毛主席對李德生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寒暄一番后，問道：“安徽搞得不錯嘛，蕪湖問題可復雜了，你們怎么搞的。”

李德生不假思索地回道：“就大造輿論。”這話是簡單了些，但確實是12軍在安徽“三支兩軍”一年的經(jīng)驗概括。這話引起了與會同志們的大笑，毛主席也笑了，然后認真說道：“是啊，就是要造輿論。”

毛主席的笑跟其他人的笑不太一樣，毛主席是會心一笑，他懂李德生的意思，更懂這句話的含金量。

接著，毛主席，詳細論述起這個“大造輿論”，講我們鬧革命鬧了幾十年，就是靠造輿論，不然怎么拉起這么多隊伍，造輿論就是做群眾工作。

李德生的突出表現(xiàn)，為后來毛主席對他的不斷重用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