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不是父母叫的，是戰友喊的，是將軍記得的，是領袖提的。

一個女娃子，頭發黃，性格野，就這么被人記住了。

她剛打完一仗，臉上濺著血，笑著朝一個長官走過去，那個男人笑了：“這黃毛丫頭，打仗真猛。”

——《壹》——

她不是普通人，也不是女英雄

陶萬榮出生在湖北麻城，這個地名，對外人來說陌生，對紅軍來說熟到骨頭里，紅安、麻城，一半紅軍從這兒走出去。

她家什么樣？破，她父親是赤衛隊的，起義失敗被砍頭，哥哥姐姐，也死在路上。

到她11歲，她成了家里唯一能拿刀的，她不懂什么是“革命”，只知道有一天有人對她說：“走，跟我們打仗去。”

她就跟著去了，她不是被逼的，她說：“我那時候，就想活著打回來，把那些人殺了。”

她第一次參軍是14歲，她說，自己是“假小子”，不是扮男裝那種，是跟男的打一架，能贏的那種。

沒幾天，她扛著背包，跟著部隊一路北上，長官問她怕不怕，她說：“怕死的人，早死了。”

她身上有傷，有一次右臂被子彈擦過，她咬著牙，沒吭聲，把綁帶撕下來綁好，接著打，戰友看呆了，那時誰也不信，這個黃頭發、細胳膊的丫頭能撐這么久。

1933年，她帶著一隊全是女兵的營，叫“婦女獨立營”。

400多人，大部分沒打過仗，她讓她們操槍、爬壕溝、夜行軍，有女兵哭，她吼：“哭什么？子彈會等你擦眼淚嗎？”

她帶著這支部隊，在川北山區，守了整整三個月，沒一個人掉隊。

敵人以為這是一群民兵，結果等進了山，被她“放空炮”、敲鑼打鼓地一嚇——跑了，扔下的是整整一個團的武器，她一個兵沒死，搶了幾百條槍。

徐向前知道這事后，拍了她肩膀一句話：“這丫頭，比穆桂英還狠。”她沒說話，只笑了下。

——《貳》——

毛主席記住了她，但不是因為仗打得好

1935年，長征，她不是領導，也不是指揮官，她走在普通戰士中間，踩著雪，一步步往前走，衣服薄得穿不住，鞋子爛得看不出樣，她走得快，別人都跟不上。

她說：“我不敢停，停下來，就不想走了。”

她被派去廚房幫忙做飯，鍋是破鍋，米是雜糧，她剁野菜、炒糠皮、燒干糧，戰士都搶著吃她做的菜，她手藝好，但更重要的是，她在笑。

火堆旁，她蹲著攪粥，嘴里哼著歌，沒人知道她嗓子怎么那么好。

那天晚上，她唱了首《紅軍會師歌》，徐向前聽到了，笑著把她推到前頭，她站在眾人前，嗓音一出，沒人敢講話，歌唱完后，旁邊有人鼓掌，她一轉頭，是毛主席。

主席說了句：“黃毛丫頭唱得好。”從那以后，這個稱呼成了她的“名片”，但她的那頓飯更值得人記得。

1957年，沈陽，她早已退下前線，成了一家工廠的副廠長。

那天，毛主席南下視察，行程緊張，安排密不透風，他突然說：“沈陽，有個老朋友，我想見。”

沒人知道是誰，直到主席指名說出：“陶萬榮。”廠里人傻眼了，沒人知道她還有這一層身份。

她換了件舊衣服，把廠里的灶臺清空，親自下廚，煮的是最普通的家常菜：土豆燒雞、白菜燉粉條，還有她最擅長的一道野菜餅。

主席來了，走進廚房，第一句話：“又吃你做的飯了，我還記得你那鍋野菜粥。”

她站直了身子，說不出話，火苗在爐子里跳，她眼圈紅了，這頓飯，沒有官話，也沒有儀式，是兩個老戰士，在灶臺前回憶過去。

吃完，毛主席沒有留長話，只說了一句：“又讓我想起長征和延安的那些日子。”

外面下雪了，她站在門口送人，看著那輛車遠去，有人問她：“他記得你什么？”她說：“他記得我做的飯，也記得我是個黃毛丫頭。”

——《叁》——

你不是黃毛丫頭，是頂梁柱

很多人以為，陶萬榮只是那個“燒野菜粥”的人，她只當過營長，只唱過歌，只煮過飯，她真正的硬仗，不在槍林彈雨里，而在戰后——在工廠，在家里，在沒人看見的地方。

1950年代初，她被調到沈陽某機械廠，領導找她談話：“組織考慮你的經歷，準備讓你當廠長。”

她沒答應，她說：“我不懂機器，我先去學。”她去的是車間，不是辦公室，她換上工服，從學徒干起，擰螺絲、銼鋼板、拆齒輪。

別人三個月，她干了九個月，人家背后議論：“一個女干部，怕是混政績吧。”

她沒解釋，有人故意把油潑她工作服上，想看她發火，她脫下衣服，自己洗，第二天照常上班，有人打算看她倒，她偏不倒。

后來廠里要上馬一個難活：軍工訂單，技術要求高，誤差不能超過0.1毫米，沒人敢接。

她站出來：“我來帶這個組。”這句話不是勇氣，是底氣，她用的辦法很“土”：畫圖紙時不靠照相儀，靠眼，測數據時不只信標尺，也用手感。

三天三夜，她不回家，就睡在車間后頭那個木箱上。

她的眼睛發炎，吃飯靠別人送，但她堅持：“干完這個活，我就歇。”項目完成那天，驗收組來廠，結果是：合格率98.6%。那年，這組數據，放在全國軍工系統，能進前三。

她沒去領獎，只說：“這是我們車間的事，不是我一個人的。”

但那天晚上，老廠長偷偷跑去找她，說了句：“你可不是黃毛丫頭，是我們廠的頂梁柱。”

她沉默了一會兒，說：“你錯了，我一直都是黃毛丫頭，只是，現在沒人再敢笑我。”

——《肆》——

她不想留下雕像，只想守著一口鍋

1980年代，陶萬榮退休了，省里、軍區、廠里、各級單位，都來找她，想給她“立傳”“出書”“做口述史”。

還有人建議她：“建個紀念館，把你帶過的營、做過的項目、得過的獎章，擺出來。”

她一口拒絕，她說：“我打仗不是為了留名，做飯也不是為了留影，要立碑，去給死去的戰友立。”

有人問她后悔嗎？她答得干脆：“我不后悔，我是窮人家的孩子，我能有今天，是因為那個時候給了我一條路。”

但她留下一樣東西，不是文章，是一個破搪瓷鍋，那個鍋，她一直放在廚房，上頭燒過野菜、煮過干糧，也煮過雞湯、紅燒肉。

別人勸她換，她說：“我不缺鍋，我缺的，是那時候的心氣。”

晚年，她一個人住，每到清明，她會去老戰友的墓前，把飯煮好，一口口喂在墓前的土堆邊，“你們走得早，別餓著。”

她講得最少的一段，是她唯一一次差點死。

1934年，她在戰斗中中彈，躺在雪地里一夜，沒人發現，第二天，一個四川籍的小兵發現了她，把她背回來，那人最后凍死了。

她后來打聽名字，找了一輩子，沒找著，只記得那人說的最后一句話：“你要活著，回去給我多煮兩頓飯。”

她記住了，她一生做飯、打仗、干活，都是在還這頓飯的債。

一個戴圍裙的老太太，站在車間門口，背后是那臺她曾修過的銑床，手里拿著一把鐵錘，沒有勛章，沒有獎狀，只有火光，還在她眼里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