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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死于臺北馬場町的烈士中,有一位“中國第一代電力專家”,他叫劉晉鈺,育有五子四女,其中四子一女為中共黨員,1945年11月,他赴臺接收籌組臺灣電力公司,并成為“臺電”首任總經理。而他在子女的感召下,也1949年初在臺灣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3月被捕,被捕后寧死不屈,拒寫“自首書”。國民黨以“縱容左傾子女前往大陸”的罪名,7月17日他被槍殺于臺北馬場町。
1、“學霸”的求學之路
劉晉鈺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祖父劉壽藏是“學而優則仕”、仕則惠一方的儒家傳統士大夫,清光緒九年(1883年)進士,曾連任三屆江西分宜縣知縣,政聲頗佳,后升任江西袁州府(今宜春市)同知,仍克勤克儉,終不幸積勞成疾,病歿于任上。
劉壽藏出殯之日,袁州萬民哭聲震天,傳為當地佳話。
1898年,劉晉鈺在福建福州蓋山鎮浦下村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但始自祖父的仁義道德家風、知書達理家教猶存。劉晉鈺幼年時父母相繼病逝,由外公外婆撫養成人。在六位叔伯傾力資助下,他六歲入私塾開蒙,潛移默化間滋養了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經世致用的優秀品格,傳承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傳統士人風骨,蘊蓄了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文素養、以救世濟民為追求的家國情懷。
1905年,晚清政府被迫實行一系列改革,以維護風雨飄搖的統治地位,其中之一就是廢科舉、興學校。1906年,在兩年私塾積淀的基礎上,劉晉鈺轉讀福州當地新建的一所新式小學,很快就展露出新學尤其是理工方面的學習天賦,直到中學,每次考試成績都是一騎絕塵,被老師和同學驚為“天人”。1916年從福州揚光中學畢業后,劉晉鈺更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震旦大學物理系。
之所以選擇報考物理系,是由于在讀中學的幾年里,正值袁世凱賣國復辟、北洋軍閥混戰,內憂外患頻仍,亡國危機日亟,憂國憂民的劉晉鈺痛悟愛國必先救國,救國首重強國,而強國之基則是師法西方列強,盡力實現國家工業化。
在那個高小畢業即被視為新式知識分子的年代,劉晉鈺能考入千里之外的上海,攻讀新奇的洋專業,無疑是一件轟動鄉鄰的特大喜訊。加之他一表人才,被公認為蓋山鎮“第一美男子”,遂被臺江一位黃姓富商相中,許以自己的掌上明珠黃淑煊。1920年,劉晉鈺與黃淑煊結婚后,岳父出重金支持他偕新婚妻子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專攻電力工程專業,圓夢工業強國、電力先行。
在臺江碼頭送別時,岳父寬慰傷心垂淚的愛女,情深義切地囑托愛婿:“學成回來報效祖國,愛我女兒一生一世。”劉晉鈺鄭重地點頭應諾。事實證明,劉晉鈺是重諾守信的,學業卓然有成后,他便返回祖國,積極致力于推動中國電力事業發展進步。他心懷感激,與妻子黃淑煊感情深厚,育有五子四女,還在1945年舉國歡慶抗戰勝利之際,舉行了銀婚紀念儀式。
1923年,劉晉鈺以優異的成績,順利完成法國巴黎大學電力工程學業,獲工程碩士學位。由于導師的賞識和舉薦,劉晉鈺收到法國等歐洲國家多份工作或教學邀約,但他都一一誠謝婉辭,偕妻子黃淑煊如期歸國。
回國后,他應邀到母校上海震旦大學擔任教授,開設電力課程,很快蜚聲校內外,被求賢若渴的中國最大供電企業上海閘北水電公司延攬為總工程師。劉晉鈺十分珍惜這個實現人生抱負的機會,勉力兼顧并舉,工作上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教學上傾囊相授、誨人不倦,終以超卓的專業造詣、斐然的工作業績和桃李滿天下的教學碩果,成就了中國第一代電力專家的美譽。
2、電力專家的人生軌跡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犯上海。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狂轟濫炸,上海電廠設施嚴重損毀,電力供應屢屢中斷。為盡快恢復供電,劉晉鈺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連續幾天幾夜在一線組織指揮工人搶修。他還在敵機盤旋俯沖的危急關頭,奮不顧身攀上電線桿親自架線通電,為支持淞滬軍民抗擊日寇侵略作出了貢獻。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云南成為大后方,電力供應驟然緊張,劉晉鈺被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調任昆明電廠工程處主任。篳路藍縷,櫛風沐雨,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1939年2月初,劉晉鈺主持建設的昆湖電廠和發電量達4000千瓦的汽力電廠提前完工。1940年,劉晉鈺以非凡的專業造詣,化奇思妙想為科學可行方案,選址昆明市宜良、嵩明兩縣交界處的噴水洞,主持建成2000千瓦的火力發電廠,開創了中國在山洞內建設火電廠的先河,確保即使日本軍機密集轟炸也能持續發電,使抗戰戰略重鎮昆明供電得到了有力保障。
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對劉晉鈺在云南的突出功績十分滿意,為以后更堪大用,就近派調其出任中國運輸經濟部駐越南總代表,并特別交代他以休養身體為主。1943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又委任劉晉鈺為代表,赴英國、美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考察電力工業,追蹤電力工程最新研發進展。
1945年8月,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再次委任劉晉鈺為專門委員,赴臺灣接收電力行業。11月15日,劉晉鈺抵達臺灣,參加籌建臺灣省電力公司。1946年,臺灣省電力公司正式成立,劉晉鈺出任公司首任總經理。
1950年2月12日,劉晉鈺在動員臺灣省參議員支持島內電力事業發展的演講中表示:
“希望參議員諸公了解這個(電力)危機,主持正義,領導社會,同情我們的呼吁,維護動力的基礎,使可愛的臺灣保持著充分的光明和力量!”
他的躊躇滿志由此可見一斑。
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個偉大的女性,這對劉晉鈺的妻子黃淑煊而言,絕對是當之無愧的。他們結婚后相敬如賓,彼此恩愛。在他們的言傳身教和辛苦養育下,九個孩子繼承了父親的德才兼備和母親的賢淑溫婉,不僅品學兼優,而且其中的四子一女更繼承了父親愛國憂民的情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5年11月劉晉鈺赴臺后,黃淑煊夫唱婦隨,全家除次女劉逸同外,陸續遷到臺北。殊不知,四個兒子都是受中共黨組織指派,潛入臺灣開展地下工作的。根據黨組織指示,1949年初國民黨敗局已定之時,長子劉登峰向父親坦承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動員父親心向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把畢生所學奉獻給黨和人民。
留學歸來為國效力20多年,劉晉鈺雖然個人事業有成,但耳聞目睹了國民黨的黑暗腐敗,尤其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五子登科”式的“劫收”,以及在島內激起的二二八起義,他對國民黨逐漸心生不滿,直至極度失望。
3、英勇就義
劉登峰向他轉達了中共黨組織的期望:在臺灣省電力公司工人中組織可靠力量,等待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時,動員他們護廠護人,確保供電設施不會遭到破壞,技術專家不會遭到暗殺,以利于臺灣恢復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國為民的一片赤誠,與劉晉鈺自己的救世濟民理想高度契合。
“知子莫若父”,劉晉鈺相信,正直上進的長子選擇的一定是一條光明進步之路。面對中共黨組織的重托,劉晉鈺又如當年一般鄭重地點頭應諾。
然而,1950年3月,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遭到徹底破壞,劉晉鈺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
劉晉鈺被捕后,國民黨保密局為擴大“戰果”,祭出分化、瓦解的伎倆,稱只要交代其他“共產黨分子”的線索或愿意“自首”,即可免死。面對利誘,劉晉鈺不為所動,國民黨特務于是對他施以酷刑。
曾被蔣介石關進監獄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龔德柏在《保密局的酷刑》一文中回憶:
“與我同號而被打最慘的一人,則為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劉被打七小時,三十九年(1950年)五月二日晚九時上老虎凳,至次日上午四時,始拾至我住的四號。看守將門開啟,劉即倒入室內、動彈不得。他占了我的地位,我只得坐以待旦,由次早起,劉大小便均是我同一囚室共產黨施姓,抬之出入。”
劉晉鈺堅不吐實,拒寫“自首書”。絕望的國民黨特務以“縱容左傾子女前往大陸”的罪名,草草判處死刑結案。1950年7月17日,劉晉鈺從容寫好遺書,淡然地任由國民黨憲兵五花大綁并強行灌下“斷頭酒”,押往臺北馬場町刑場,慷慨就義,終年52歲。
劉晉鈺留下的那張傳世的“斷頭酒”照片,仿佛在其后70余年歲月的長河里,流淌著“狂飆為我從天落”的挽歌,印證了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血雨腥風,更展現了他舍生取義的浩然正氣和獻身精神。
2011年5月11日,劉晉鈺家屬收到了《革命烈士證明書》:
“劉晉鈺同志1950年因執行革命任務壯烈犧牲,經批準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
斯人雖逝,浩氣永存!
4、共產黨員的子女們
劉晉鈺血灑刑場后,遺體由堂弟劉晉柯背回家,黃淑煊悲痛欲絕,強撐著攜兩子三女妥為安葬。隨后,一家人被勒令搬出臺灣省電力公司宿舍,寄居在黃淑煊的弟弟家里艱難度日。1972年,黃淑煊病逝于臺北。
劉晉鈺的長子劉登峰,1924年生于上海。抗戰期間投身革命,畢業于云南大學。1946年奉命入臺,經過考試插班進入臺灣大學物理系二年級,化名“王健”,開展地下工作。1949年下半年,因單線聯系的聯絡人暴露,劉登峰受命撤回祖國大陸。
劉晉鈺的次子劉登元,1926年生于上海。1946年考入武漢華中大學物理系。1947年奉命入臺,考入臺灣大學物理系,化名“黃堅”,執行地下工作任務,其間由大哥、三弟為介紹人,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經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安排,1948年4月,劉登元偕同三弟撤離臺灣。
劉晉鈺的三子劉登明,1928年生于上海。1946年奉命隨母親赴臺與父親團聚,考入臺灣大學,化名“黃若海”,在校園開展地下斗爭,其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在臺灣領受新使命,而前來交接工作的正是準備前往宜蘭以中學教師身份開展地下工作的大哥劉登峰,兄弟二人方知彼此都是來臺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黨員。
劉晉鈺的四子劉登勝,1932年生于上海。1946年隨母親赴臺,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犧牲后,考入臺灣大學數學系,獲得博士學位,進入臺灣“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工作,在胡適院長的極力說項下赴美深造,成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
1974年,劉登勝以美籍著名數學家身份來北京講學,受到有關方面高規格接待。此時,三位兄長才知道,四弟早就是黨組織的人了。
劉晉鈺的次女劉逸同,1927年生于上海。抗戰期間參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云南建水參加游擊隊,參與解放云南。她由于身份早已暴露,未被黨組織安排赴臺工作。
劉晉鈺的三個曾在臺灣從事地下工作的兒子撤回祖國大陸后,不僅一直保守著黨的秘密,從未向外人包括后代說起過自己曾在臺灣血雨腥風中出生入死的經歷,而且一直沿用在臺灣的化名,兒孫也從未姓“劉”。
其中,長子劉登峰(“王健”)、三子劉登明(“黃若海”)的兒女皆隨母姓,次子劉登元(“黃堅”)的兒女姓“黃”。
究其原因,劉登元說:
“當時是為了保護還在臺灣的同志,也為了重新受命再赴臺為黨工作。所以我一直姓黃,這是當時黨組織給的姓,黨沒有叫我復姓,我就沒有復。”
當被問及一輩子不能姓“劉”,會否感到難過或遺憾時,他脫口而出:“這算什么!”
對于始終牢記永不叛黨的入黨誓言,時刻準備為黨的事業奉獻一切直至生命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還有什么生離死別不能承受、身外之物不能舍棄呢?
或許這就是我們從劉晉鈺的傳奇人生中,最應該體悟到的一種思想依循、信仰支撐、精神源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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