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瑞是華人科學家在西方打破職場天花板的典范，這位64歲的美國馬里蘭大學杰出教授幾乎拿到了所在領域的所有榮譽。但他毫不在意這些“帽子”。他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國國內追捧“帽子”和論文的風氣，“那其實是一種自卑的反應。當有了自信、做出好的工作之后，就不會規定出這么多的事情出來”。

　　撰文 | 孫滔（《中國科學報》記者）

　　作為無線通信和人工智能領域的領軍人物，劉國瑞是從中國臺灣的陋巷起步的。他獨自一人奔赴美國，突破重重困境，最終成為國際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首位華人主席（劉國瑞任2022年IEEE主席，任期一年）。包括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院院士在內，這位64歲的美國馬里蘭大學杰出教授幾乎拿到了所在領域的所有榮譽。

　　但他毫不在意這些“帽子”：“你叫我Ray或劉國瑞就好”。他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國國內追捧“帽子”和論文的風氣，“那其實是一種自卑的反應。當有了自信、做出好的工作之后，就不會規定出這么多的事情出來”。

　　他是華人科學家在西方打破職場天花板的典范，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今年4月，劉國瑞在國內出版了題為《本心：科學與人生》的自傳，是用中文寫就的。在這部自傳中，不管是在文化沖突中還是面對西方人對華裔的偏見，抑或是身在復雜微妙的人事斗爭中，書中的描寫都“刻畫了他在遭遇學術不公時挺身而出的學者擔當”（清華大學張亞勤語）。

　　赴美近40年后，他的中文書寫比較困難，但還是借助iPad完成了，“在這個過程中不知不覺流了不少淚”。 “獻給追夢的人”，他希望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華裔年輕人。

　　5月，這位如今致力于無線感知技術研究的科學家接受了《中國科學報》記者專訪。

　　2022年，劉國瑞以IEEE主席身份頒獎。

　　01

　　火車與夢想

　　我總喜歡和同學到鐵道上散步，看火車疾駛而過。那轟隆轟隆的聲響震撼我的心頭，頓生一種莫名的感動。冥冥之中我注定日后會成為一個馳騁科學的工程師。

　　——摘自劉國瑞自傳《本心：科學與人生》

　　《中國科學報》：你在高中時候看到火車轟隆隆疾馳而過，“冥冥之中我注定日后會成為一個馳騁科學的工程師”，如今看來這是使命的召喚嗎？

　　劉國瑞：如果現在在月臺上看到火車駛過，那種震撼感仍然會有。那時候真的震撼了我的靈魂，尤其是距離很近的時候，一個快速移動的巨大機器真的讓我感覺到了偉大。我太想說，這太偉大了，這是工程師、科學家做出來的。

　　現在我做的東西都與AI相關，比火車還復雜，比（造）火車還難，但是當我接近火車而不是遠遠地觀望時，仍然會有那種感動。

　　我那個時候沒有想到要做工程師，只是不想當醫生，而是想當科學家，因為那時候爸爸媽媽說，“這個地方窮，你當科學家，我們可能得養你跟你的小孩子。”

　　1983年，劉國瑞畢業于臺灣大學，獲得學士學位。

　　《中國科學報》：天賦這個詞對你來說重要嗎？或者說它在你的職業生涯里體現得明顯嗎？

　　劉國瑞：天賦很重要，能決定一個人做什么事。每一個人對于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悟性，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長處，所以你必須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天賦。

　　我從小有一個很好的環境，讓我可以摸索，可以自由思考，那是很重要的。我一直都沒有認為自己特別突出，但是我知道自己數學能力不錯，物理也很好，對這兩科很有悟性。

　　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期間的一堂數學課上，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叫做basis，一般來說那是坐標的意思，可是這個單詞還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我就問老師：這個basis究竟是什么意思？為什么這里這樣講，那里那么講？真的，全班所有的人都看著我大笑，說竟然有人問這個問題，似乎這個人應該回去讀小學。

　　老師讓大家不要笑，他說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很少有人能夠問出這個問題。這時候全班鴉雀無聲。他的那句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也給了我很大的自信，這說明我可以深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

　　我真的很喜歡那個老師，他講得實在是好，令人聚精會神，以前數學課我都不聽老師講。反觀我們中國人雖然對知識、對老師很尊重，可是大部分老師只是在授業解惑，很少達到傳道這個地步。

　　《中國科學報》：那么到底什么是傳道呢？

　　劉國瑞：這個道就是我說的學問，就是學會怎么問。

　　第一個學問，就是勇于去發問。你一定要有好奇心，要有勇氣去追問人家不敢問的問題；第二要有敏銳的觀察力；第三就是我要求的扎扎實實的態度和方法，這也是為什么我是個很嚴格的老師。

　　韓愈講“傳道授業解惑”，我認為這之上還有一點就是inspire，就是激勵學生，激發他們的志向。老師要創造一個環境，讓學生胸懷大志。

　　其實我最驕傲的就是我有很多學生，他們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他們在跟我學習的時候，我讓他們看到世界很大，激發出他們的志向。我認為這是韓愈沒有講到的。一個老師有多好，不是說這個老師的成就有多大，而是看他的學生中有多少人有成就。

　　02

　　沖浪與機遇

　　加州的海岸邊會有很多沖浪客等待著他們的機會，一個波浪到時便起身站上沖浪板，向灘頭滑去。可是并非每次都可以順利搭上浪頭，很多時候，時間沒有拿捏準或是技術不夠，那個浪頭已過。這一幕讓我深深體會到，做學問何嘗不是如此。

　　——摘自劉國瑞自傳《本心：科學與人生》

　　《中國科學報》：在你的一生中，天賦、選擇、時代、機遇，哪個是更重要的呢？

　　劉國瑞：剛來美國讀書的時候，我喜歡在加州的海灘上看人沖浪，那時候覺得這就是我們的人生。我等著一波一波的浪來，每一個浪是一個機遇，等到位置和大小合適的那個浪來了，我就要在適當的時機踩踏上去，乘浪而去。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必須找到適當的時機才能踩上去。

　　我怎么做到呢？那就是靠我的努力。我要讓自己擁有這個技術，在適當的時機到來時就能踩上去。所以機會跟努力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科學報》：在你60多年人生里，最重要的機遇是哪個呢？

　　劉國瑞：不好說哪一個機遇對我影響最大。比如我為什么選擇美國，我為什么選擇走學術的路，我為什么選擇競選IEEE學會主席。一旦作出了選擇，之后就不在我控制范圍之內了。

　　為什么選擇當科學家、當工程師？因為我們有一個夢，我們想要改變世界，我們想要讓世界更美好。當我們選擇做科學家，那個夢想不是功利的，我們就應該放手去實現它，去追求我們的夢想。

　　當我們在作決定的時候，一定要回頭想想當初為什么選擇走這條路。因為如果不走這條路，你當初去學商科，可能現在已經發大財了。這就是為什么要保持初心。

　　《中國科學報》：這個初心應該就是這本自傳標題中的“本心”，那么你是什么時候把自己的初心想明白，并且堅定認為它是你的初心的？有那個時刻嗎？

　　劉國瑞：其實我沒有想明白。只是每次在選擇、做決定的時候，我就會問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我能夠貢獻什么。我每次做的決定不是從功利著眼，而是就像書里最后提到的——希望因為有我的存在，這個世界會更美好。

　　03

　　眼界和胸襟

　　我常跟我的學生說，做研究要有高遠的眼界和寬廣的胸襟，眼界決定格局，胸襟決定氣度。這不是每天在實驗室里能磨煉出來的。多出去走走，看看這個世界有多大，有多少不同的人和文化，和他們交流，你就能提升自己的格局和氣度，做出更好的東西。

　　——摘自劉國瑞自傳《本心：科學與人生》

　　《中國科學報》：你是怎么理解“頂尖”的？如何才能在一個領域里做到最好，或者說達到自己能力范圍之內的極限？

　　劉國瑞：是不是頂尖，這不是自己決定的，它是別人決定的。我們能決定的是我們對自己的期許，所以我們會設定一個目標，努力去達成。

　　我剛到馬里蘭大學的時候跟系主任講大話，我要做第一個IEEE fellow（會士），我要成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不管怎么樣，那是我的期許，我就努力去做了。

　　我們的成就有多高，是由他人來認定的。我們不應該扮演他人的角色來作自我認定，那就會出現自大的問題，或者自卑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想當頂尖的人。我們先有一個夢想，然后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去追求夢想。有一天達到人生終點或者這個舞臺謝幕了，別人會給我們評價。我們到底在頂尖還是在哪里，那是別人認為的事。

　　《中國科學報》：對于體育運動來說，或許可以更直白地理解一個人的極限在哪兒。作為一個科學家，你是怎么理解一個人的極限的？

　　劉國瑞：科學家真的不知道。對于運動員，因為他只做一件事。假設我是百米跑運動員，知道最快跑9秒8就了不起了，我每天練習，從來沒有超越，卻知道極限在那里。

　　作為科學家，我們不是只做一件事，我們一輩子的成就不是拿一個浪頭來決定的。從開始到最后，我們會沖上無數個浪頭，會一次又一次地踏浪而去。旁邊、后面的人為你喝彩，期待的是你整個過程，是你踏上多個浪頭的過程。所以一個科學家是不是有極限、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為什么呢？因為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并且有太多的失敗，有待你去嘗試。

　　《中國科學報》：如今流行這么一句話，有時候選擇比努力更重要。你是怎么理解的？

　　劉國瑞：在岔路口的時候，你要選對，因為一選錯，很可能是個死胡同，所以選擇可能比努力還重要。努力是什么？努力是選擇之后去優化你的決定。選擇決定你成功與否；努力只能優化你的選擇，不可能決定成功的大小。當然了，要成功就一定要努力，這是一個必要條件。

　　《中國科學報》：年輕人經常會迷茫，說明他們正處于一個岔路口，正是作選擇或決定的時候。

　　劉國瑞：我來舉一個例子。其實我有一個很大的節點，就是1987年我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讀完碩士的時候。貝爾實驗室給了我一個offer，薪水很高，3.7萬美元。那時候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Kung Yao教授打電話讓我讀博，一個月1000美元，一年1.2萬美元（那是系里僅有的一個Fellowship獎學金名額）。

　　我決定先讀博士。當初如果因為3.7萬美元薪水選擇了去貝爾實驗室，我可能不會再回到學校了。我那時候有五十幾個同學，他們在讀完碩士后去找了工作，后來只有一個人回來讀博士。因為工業界的薪水是做學生的三倍，接下來就是買車、買房、結婚、生小孩，你可能再回來領取只有原來1/3的薪水去當學生嗎？

　　所以我跟我的學生說，做決定的時候，不要用金錢、功利來衡量，你要找一個有前景的方向——起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前景。

　　《中國科學報》：你在自傳里提到，“眼界決定格局，胸襟決定氣度”，我們應該怎么理解這句話？

　　劉國瑞：我有機會認識很多成就特別高的人，這些人都有很大的格局跟氣度。我仔細觀察他們的為人處事發現，他們經歷的事情很多，有寬廣的胸襟、不狹隘。

　　我經常跟我的學生說，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實驗室里，要出去看看這個世界有多大，甚至可以去紐約看百老匯大道的音樂秀，或者到美國大峽谷去。周圍的環境會給你刺激，不要做井底之蛙。

　　2009年，劉國瑞在辦公室。

　　《中國科學報》：在格局和胸襟上，你有沒有最佩服的人？

　　劉國瑞：我真正佩服的不是那些成就很偉大的，反而是那些我平常不在意的人。

　　其中一個故事是關于一個9歲小女孩的。她在9歲生日的時候有一個愿望，就是要籌300美元，捐到非洲去買清潔水。在她生日的時候，她大概只籌到了200多美元，就把這個錢拿去捐了。小女孩生日過后沒多久就出車禍死了。

　　很多人知道了這個故事，深感震撼。于是在小女孩過世后一兩個月，人們紛紛響應，有上百萬的籌款捐給了非洲。這件事情我可能做不到。

　　《中國科學報》：在學術界，有些人總想著跟同行去競爭，一定要更快發表文章，這算不算格局很小呢？

　　劉國瑞：對，那種需要很短的時間去競爭的都是小的工作，因為只有一點點進步。對于進步很大的工作，你不怕（競爭），因為其他人要么沒做出來，要么沒看到。

　　《中國科學報》：中國學術界近些年一直在倡導“破五唯”，也就是評價學術成果時不能“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在你看來， “五唯”是不是人們達到更高水平的一種阻礙呢？

　　劉國瑞：沒錯，這個是中國特色。在美國學校不會告訴你要發表到Science或者發表到Nature，或者說你需要什么title。其實院士這個稱號在美國很“淡”，它只是一個榮譽而已。

　　我認為當有了自信、做出好的工作之后，就不會規定出這么多的事情出來。所以需要一段時間，需要走出一條自信的路，這個很重要。不要覺得一定要戴上“帽子”，才有自信。

　　《中國科學報》：你說的這個自卑，是指個體還是說系統性存在？

　　劉國瑞：都有。因為你沒有自信，所以只有戴上“帽子”，你才覺得能夠站得住腳。因為沒有自信，所以就產生了很多這樣的“帽子”。其實沒有必要，這些獎項是他們應該得的。它只是一種獎項，一種成就的認定、認可，你把它過度渲染之后，就成了自卑變自大的反應了。

　　04

　　打破天花板

　　我參與競選IEEE主席有幾個重要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要確定一個亞裔，尤其是華裔，可以在全球得到廣泛的支持，贏得主席的位子，做出重大的貢獻。我要打破這個天花板，打破西方人對亞裔的錯誤觀感。從此之后這便是一條通道，任何族裔的任何人都可以以能力坐上這個職位。

　　——摘自劉國瑞自傳《本心：科學與人生》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華裔科學家在美國的職業天花板？

　　劉國瑞：天花板是有的，這個天花板是一種偏見。以前在歐美社會里，他們會認為亞裔不是領導人物，而只能被管理。他們也不會選你。

　　有一個在美國出生的日本人，他的祖先來美國兩三百年了，他也做得很好，在美國一家很大的公司當過副總裁，經手多達100億美元的項目。但他不敢在IEEE參加選舉，他給了自己一個暗示，覺得亞裔不會被選上。在我打破這個天花板之后，后來他也參選了，不過還是沒選上。但從那之后，很多人都出來參選，因為他們覺得這不再是一個打不破的天花板。

　　這個偏見是無形的，我在書里講到一個例子。我當IEEE主席的時候，手下有一個高階白人雇員，曾經是美國的國防部助理部長。當我們站在一起，很多人都會認為他是老板，會先跟他握手，包括東方人都這么認為。

　　《中國科學報》：能做這個學會主席，還是需要有些個人特質的，你覺得這個特質到底是什么呢？

　　劉國瑞：要做leader，尤其在歐美，除了自己的成就之外，要有人格魅力。那個魅力不只是能說會道，你要讓人家信服你，覺得你這個人可以信任。你站出來，必須像一個領導，然后帶大家一起。很多亞裔，尤其是華裔，很少有這種人格魅力。

　　2013年，IEEE首席財務官要把財務管理費用增加到30%。作為當時的學術期刊副主席，我第一個舉手反對，現場其他人沒有人敢說話。會后他們就找我當頭，各專業技術協會和技術委員會前前后后的150多個會長通通都加入了。我們就是“反對黨”，成立了一個體制外的草根組織——財務透明委員會，來推動財務透明運動。我們要求全面改革財務報表，最終取得了勝利。

　　另外一件事，考慮到電機電子信息科學的貢獻絕對不亞于基礎科學和計算機，我在擔任IEEE主席期間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打算把IEEE的最高獎IEEE榮譽勛章的獎金從5萬美元增至100萬美元。在2024年5月董事會上，我作了一個很精彩的報告（注：當時劉國瑞已卸任，以前任主席身份作報告），大概不到5分鐘。

　　我就問他們：過去100年來，電機電子信息科學、計算機這個領域對世界產生了最大的影響，從發電到電燈泡，再到電視、收音機，再到現在的手機，都是我們這個領域發明的，你們同不同意？其它領域科學家拿諾貝爾獎，而我們這個領域卻沒諾貝爾獎；他們得到的認可比我們更大，甚至圖靈獎只是我們涵蓋其中的一個領域，他們獎金都有一百萬，你們咽得下這口氣嗎？

　　我本來打算只申報一個100萬美元的獎項。一個月以前當時的主席才被董事會拒絕，只好請我來作報告。到我作了報告后，他們就給我加碼變成了200萬美元。

　　2022年，劉國瑞擔任IEEE主席/CEO職務時的董事會成員。

　　《中國科學報》：有一些大陸科學家很少出現在世界的舞臺上，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劉國瑞：我來過大陸幾次，我的看法是，在大陸有自己的游戲規則，很多人因為這個游戲規則的限制，定的目標跟志向不夠大，都被框在小格局里頭。我知道大陸有很多學者做得很好，可是很多人的眼界都只在中國國內，不是在世界的舞臺。

　　可是在國外，人家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做什么工作。我覺得他們有機會應該到世界的舞臺上來，然后得到更高的認定、世界級的認定，而不是把自己的目標跟自己的期許，統統都被中國自己的游戲規則框到一個小框框里，那格局就小了。

　　《中國科學報》：你在書里選擇把學會內部的沖突公開，這個做法好像跟我們“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觀念不一樣。

　　劉國瑞：“家丑不可外揚”是很典型的東方思維。那是發生過的事，是事實，不要當作家丑。為什么？因為我要讓大家知道，縱使再好的組織，再有聲望，制度再怎么好，還是人治。只要是人治，自然就會有人的偏差。不止在IEEE，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很多人身上，在世界各個角落也都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發生。

　　尤其在國際上，我們需要用對的文化思維來處理這種事情。這就是我碰到過的一個教訓。我寫出來，是因為不希望以后的人再走彎路。其實這種事情攤開在陽光之下是最能得到妥善解決的。

　　《中國科學報》：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華裔科學家面臨的政治壓力增大，華裔應如何應對這種局勢？

　　劉國瑞：我只能這么說，冬天來了，春天不會太遠。中國不是也有這個說法嗎？五行陰陽循環，物極必反。你看進化有好的時機，也有壞的時機。壞的時機會淘汰掉一些不適應的事物，等到好的時機來了之后，更好的基因才會蓬勃發展。我認為這只是一個挑戰，不會是永久的，所以只要繼續去做，認真去做該做的事，一切都會過去的。

　　《中國科學報》：還有一個更宏大的問題——對于人類整體而言，你覺得我們個體奮爭的意義在哪兒呢？

　　劉國瑞：我們個體其實是不重要。比如說你每年秋天去海邊會看到很多鮭魚，它們要從海洋洄游到出生河流去產卵。你會care（在意）哪一條鮭魚叫Ray嗎？它們要在這個洄游的過程中來做挑選，到最后只有最強的雄性和雌性活下來，它們的基因也就保留了下來。

　　一個人，一匹馬，一頭牛，一條魚，他們都是為了他們的種族能生存下去，那沒有辦法做到的個體就可能變成了化石，供后人憑吊。所以你跟我現在做的事情，事實上都是在延續我們這個種族。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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