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掐指一算，我已經到過倫敦五次。這五次經歷，類似萬花筒，每一次的旋轉，都給我帶來異樣的感受——可以說一次比一次真實，但是也有可能一次比一次缺少詩意，一次比一次更加現實、更加卑微，甚或因為一次比一次突出了“異鄉人”的形象，才一次比一次更加間離。

第一次倫敦之旅的標題可以是“誤讀”。那是2010年，我以上海戲劇學院和利茲大學交換生的名義，第一次來到倫敦。從希思羅機場到城區，我花費的時間比常人足足多了一倍。但是，在一個印度客棧（28英鎊一天的三人同住房間）住下之后，我就出發看戲去了。那天我匆匆趕到倫敦西區已經是落日西下，我不知道我住的地方原來就在蘇荷區旁邊，一個特鬧騰的地方。我安頓下來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區。我住的地方十米開外有一家書店，里面堆滿了琳瑯滿目的戲劇指南書籍，我隨手拿了本倫敦的戲劇地圖，這樣可以按圖索驥。我知道西區螺螄殼大小一般的區域在整個世界戲劇界的地位，也知道它為倫敦的旅游和稅收作出的貢獻。我走到唐人街、特拉法加廣場附近，見到了百老匯音樂劇《邪惡》在阿波羅·維多利亞劇院演出的巨大海報，這種巨大，與上海南京西路恒隆廣場的LV箱子廣告可以媲美。

西區是一個十分熱鬧的地方，這里演出的劇目與百老匯一起引領著世界的劇場風范。這里也充斥著《三十九級臺階》《劇院魅影》《媽媽咪呀》《芝加哥》《獅子王》的大型戶外廣告，這些音樂劇在世界各地長演不衰。除了恢宏巨制的音樂劇，一些中小制作的話劇和各種表演形式（諸如雜技和單人秀）的蓬勃瘋長的態勢就是西區的特色了。那一年，我看到了一些比較新奇的面孔，如吉爾古德劇院在上演政治劇《是的，首相》，多米尼劇院在上演《我們都來搖滾》（搖滾在這里可以解讀為動詞），新倫敦劇院在上演后來捧得普利策獎、托尼獎和勞倫斯獎的話劇《戰馬》。

話雖這么說，我第一次進入劇院——確切地說是踏進倫敦西區的多米尼劇院，一開始卻以為是眾人在參加一個婚禮。我從沃倫街地鐵站出口步行往南邊的泰晤士河走，到了牛津街的交叉口，就看到了這座醒目的劇院。那天上演的劇目就是《我們都來搖滾》。我的誤解足足持續了五分鐘，然后才意識到，我正在進入倫敦的戲劇表演核心地帶，不是身處一個婚禮，而在目睹一出戲劇——被一群具有主體性的觀眾觀看的節日盛會。

在倫敦待了一些日子之后，我便發現，在這座有著四十個以上著名劇場的城市，時時上演著這樣的儀式：人們西裝革履，將參加婚禮一般的莊重儀式感騰給了觀看戲劇。劇場在英國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一個比酒吧還要愜意、比唐寧街還要可愛的處所，在倫敦，除了劇院會散發出這種儀式般的氣息之外，沒有事物可以比擬了。

參加每年一度的愛丁堡戲劇節

2.

相比于第一次的誤讀，我的第二次倫敦之行是鈍痛。同年10月的一個周末，我又從利茲乘坐廉價大巴趕往倫敦，參觀了這個幾乎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地方——大英博物館，一個以大英帝國擄掠的各國珍貴文物和所謂“啟蒙主義”標簽聞名世界的文化地標。但是，與別人的感覺不同，我的參觀帶著某種與我的詩人本性相關的東西。一種痛和快樂并行不悖的東西。

我發誓今后再不去大英博物館，是因為這里陳列的東西，大部分都是通過戰爭和不人道的方式獲得的。尤其是啟蒙主義主題館。這個館的名字聽著非常震撼，帶著不言自明的正義感。但是，當你研究這個詞——啟蒙主義——它背后到底暗藏了哪些西方觀念，它塑造的西方精神和思想形構，到底是正義的還是邪惡的？這里面的悖論大海一樣深邃。西方人的啟蒙，開辟的是西方人自我、對外（殖民、他者意識）的一種定位系統。這種系統規約了西方的文明。因此，當你知道了以后，就像古時候的人知道了巴別塔的建造秘籍之后，上帝是要發怒的。是的，今天我們心平氣和，已經可以解構啟蒙這個詞匯——它不過是所謂的西方人理性意識的萌發，也指的是對上述這些歷史、精神觀念的重構。在這種啟蒙意識之下，西班牙人、法國人、葡萄牙人、英國人就通過殖民，對別國的歷史信物進行了掠奪——然而在這個大英博物館里，啟蒙館的陳列告訴你，啟蒙就是一道光線穿過你蒙昧的頭顱，抵達你的思考領域。

我記得當時的情境，我有一種被蒙蔽的感覺。

我查閱資料，發現大英博物館的一些數據：這個博物館最初的收藏包括文物、錢幣、獎章、自然歷史標本和一個大圖書館的藏書。如今英國國家博物館的藏品由跨越世界文化史的800多萬件文物組成：從原始人類的石器到20世紀的版畫，從漢斯·斯隆爵士在1753年遺贈給國家的包括書、自然標本在內的71000件文物，到古埃及木乃伊，以及庫克船長三次太平洋航行帶回的大量手工藝品……盜竊加上捐贈，這就是大英博物館陳列品的歷史屬性。為此，在那個參觀的下午，我感覺到了一種悖論，某種沾染了鮮血和殖民（掠奪）史加上現代感雜糅在一起，讓你左右為難的悖論。

3.

第三次去倫敦，是在圣誕節期間，我數度來到泰晤士河南岸。我選擇了這樣的路線：穿越白金漢宮大街，走過議會大廳，在唐寧街、BBC大樓、大英博物館一帶參觀，在國家劇院小憩之后，經過威斯敏斯特大橋，直抵莎士比亞環球劇場，再從TATE藝術畫廊門口的千年橋回到北岸。倫敦南岸——這里曾經是荒蕪之地，因為有了橫亙泰晤士河的橋梁，特別是威斯敏斯特大橋，北岸的興旺便傳染到了這里。戲劇、藝術、狂歡……無所不包。經過時間的淘洗，今天的倫敦南岸，坐落著這個文化帝國的許多地標，也坐落著諸如IBM這樣的商業公司的大本營。

我花了兩天的時間在南岸和北岸之間行走。北岸駐扎著一個經典的倫敦，南岸，則像一個撒野的村姑，正在用她原始的藝術野性和創造力，征服著北岸的經典和保守。兩個河岸，連穿著和內容都截然不同，像煞了兩個性格迥異的兄弟或姐妹。

第一天我選擇了在英國國家劇院看《季節的問候》這個圣誕話劇，第二天我則選擇了在南岸的滑鐵盧車站到莎士比亞環球劇場來回走動。在莎士比亞環球劇場，我欣喜于這里靠河岸且雅致的地理位置和溫馨的文化氣息，星巴克就在劇場大門口。在TATE的門口，則是白色橡樹林，千年橋就在它的注目下。“千年”的命名和這個藝術機構，對應著某種交相輝映的東西。我說不出來，我習慣不用成語思考。許多中國人到了英國、美國或者其他國家，會用中國的手勢，用中國語言特有的語氣交往，包括用成語思考和交流。但，由于我正在經歷一座城市的多樣性，我想——不再用約定俗成的成語，于是我走啊走，在四座泰晤士的橋上來回奔波。我感知到了倫敦的博大、寬容和多樣化的文化元素。

倫敦街頭一隅（櫥窗內展示著英劇《殺死伊芙》的海報）

第四次去倫敦是2013年春寒料峭之時，彼時我參加利茲大學當代戲劇研究中心的一個論壇。其間與上戲的王云教授、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的劉思遠（剛好是美國亞洲戲劇年會和夏威夷大學主辦刊物《亞洲戲劇》雜志的那一輪主編）、浙江大學的胡志毅教授和著名導演田沁鑫等同行，在利茲還遇到了后來成為我出國訪問學者邀請方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也是國際著名劇場年輕學者）的費萊麗。我又一次碰見了我的恩師蘇珊，以及繼蘇珊之后利茲大學表演和文化創意學院的兩任學院院長，并有友好的合作和交流。總之這次論壇是劇場界的大家云集之所。

這次論壇，后來催生的一個學術成果就是，大牌出版社Palgrave在紐約首版了李如茹主編的《上演中國——21世紀劇場和社會、市場、文化的交互》一書，我的第一篇英文論文《構建民間——草臺班和〈小社會〉》有幸被收入。這是我艱難的學術之路上的一個小小成果，但給我無限希望。

4.

第五次去倫敦，是2018年，我已經成為副教授，并以正式訪問學者的身份去亞非學院訪問。這次的倫敦之行為期一年。因此，我得以近距離體會和觀察倫敦的許多細節。我頻頻參加學校的各種學術活動，頻頻去西區看戲，去南岸參觀美術館，北上愛丁堡、利茲看戲劇節和參加各種文學活動。我見證了一個混沌的倫敦，一個分裂但又團結的倫敦，一個危險但又平和的倫敦，一個潛伏著許多種族、性別暴力問題又表面平靜的倫敦。

站在威斯敏斯特大橋上遠眺

如同一個老朋友，通過10年時間的沉淀，我終于可以心平氣和地這樣在我的筆記里寫道：

倫敦是這樣一座渾身散發現代品格的城市——它的跨國公司遍布泰晤士河兩岸，它的人口、種族、膚色、文化體現了一個現代移民國家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它的白天和夜晚是不同的。白天屬于資本主義，一個資本運轉特別快速的城市。夜晚，屬于波西米亞，屬于社會主義，充滿了和諧和生動。酒吧林立的蘇荷、考文特花園或者像霍洛威這樣的寬街是倫敦人夜生活的一個縮影。西區的唐人街一帶也是夜生活特別豐富的場所，因為它就坐落在倫敦劇院聚集區。在這個區域，從歌劇、芭蕾到劇院區，形形色色的話劇表演，中醫按摩、街頭雜耍、雜技、脫口秀表演，攫取了大眾的目光。在倫敦，目光是可以產生利潤的。目光就是關注，就是資本的一個符號。目光的吸引力指數就是資本的升值指數。在倫敦，等號特別多。一聲尖叫=一次商業表演的成功。一聲汽車的汽笛聲=一次資金的周轉。一次地鐵的啟動，就是生命和死亡儀式的一次日常性交換。金錢=交換。一張戲票=35英鎊，這是觀看（眼睛的福利和身體腦力付出的交換，白天工作和夜晚消費的交換。有時候，一張價格不菲的戲票等于一次少女初吻的情感價值，一次披薩的消費，等于一個小時辦公室勞動）的交換。

它的涇渭分明，它的不可救藥的藍天，讓我忍不住喜歡這座城市。

這一次，我對倫敦的細節可謂觀察細致，比如倫敦的建筑、倫敦的劇場、倫敦的書店、倫敦的交通、倫敦的馬路。

就來說說倫敦的馬路吧。如果你有足夠的時間漫步倫敦，那么，這座城市的宜人處之一就是馬路。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之：它的交通和馬路管理系統健全，人行道寬廣，充分考慮了行人的需要。且這些馬路在功能性方面非常豐富和完善。比如在離國王十字車站不遠的小道里，在一個馬路和馬路之間的轉彎口，我發現這條馬路的單行路線，在馬路建造之初的規劃里，就已經劃定。所以我看到的是被馬路設施引導的行車系統和行人系統。這種科學市政管理在亞洲發達國家如日本、新加坡和韓國也很常見。

這次訪問，可以稱之為祛魅之后的返魅——我從資本主義的異化里跳出來，一不小心，又見到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下的城市實踐范例。如果說，前四次的倫敦之行，都未免帶著一絲驚恐未定，唯獨第五次，給了我十分堅定的信念：一座現代的城市，也必然是文化交融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