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當天，賴清德通過“企業并購論”與“平等尊重論”度過了他上任一周年的日子。

不少人覺得這是他在立場上的退讓。

不過深入思考一下，把兩岸關系比喻成大小公司的關系，雖然表面上看似承認了兩岸一家親，但實際上卻是在偷換概念。

在局勢緊張的時候，馬英九頂住了臺灣當局的壓力，給出了大陸期待的結果。

520之后，臺灣方面繼續維持著對外的封鎖節奏。

盡管賴清德在就職一周年講話中罕見提到“愿意和大陸對話”，

但同時強調必須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進行，實際上延續了其一貫的強硬態度。

在這種背景下，馬英九參加了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的“賴清德執政一周年研討會”。

“賴清德已經當了一年領導人了，去年我們滿懷希望和祝福，希望他能讓臺灣更加團結穩定。可是一年過去了，我們都很失望，只看到‘復議、釋憲、罷免、內斗’這些負面現象不斷發生，這讓人非常痛心！”

馬英九提出了三條建議：

1．呼吁賴清德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恢復與大陸的各類交流，確保民眾的安全、福祉和權益。

2．今年是抗戰勝利以及臺灣光復80周年，臺灣當局應該組織紀念和追思活動。從1895年到1945年，臺灣人民經歷了日本殖民五十年的血淚歷史，賴清德難道都忘了嗎？

3．面對內外困境，賴清德應立即停止與在野黨斗爭，不要再激化社會對立的‘大罷免’行動。

這一舉動打破了目前兩岸互動相對低迷的狀態，傳遞出對話與交流仍有可能的信號。

此舉在島內引發了不同的聲音。

民進黨批評他的言行可能削弱臺灣對外表達的立場。

也有輿論認為他的行為不符合當前主流政策方向。

在安全議題高度敏感的社會氛圍中，涉及大陸的交流常常被賦予較高的政治解讀色彩。

盡管如此，馬英九仍然重申了他的基本主張。

包括依據“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

馬英九近期還以民間身份訪問了大陸。

成為少數在當前兩岸高層幾乎無互動的情況下仍然推動接觸的臺灣政治人物。

他以“青年交流”“文化互動”等名義展開行程。

隨團出訪的部分企業人士也與大陸地方部門展開了初步接觸。

雖然沒有涉及協議簽署，但對于近年來面臨政策不確定性的臺商而言，這類渠道具備一定的實際價值。

馬英九此行，在降低政治敏感性的同時，也為經貿交流提供了非正式平臺。

這種“非官方、有限度”的溝通形式，體現了在對抗態勢中仍可探索的務實路徑。

從結果來看，大陸方面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回應態度。

臺灣內部也出現了部分關于政策彈性空間的討論。

馬英九此次大陸之行的意義，不僅在于具體成果，更在于推動社會對當前兩岸關系可能性進行反思。

在“統一或獨立”議題長期主導輿論的情況下，政策討論往往受到價值觀的影響，導致務實評估的空間受限。

此次訪問路徑，與當前當局政策取向形成對比，也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實踐樣本。

當前臺灣政策方向集中在“強化本土意識”。

包括教育課程調整、公務語言規范、對外交往定位等多個層面。

盡管受到部分民眾支持，但對于教育、經濟與中長期發展，其整體成效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特別是在國際環境快速變化、中國大陸綜合國力持續上升的大背景下。

采取趨于單向排他的政策路徑，可能會帶來一定的結構性壓力。

馬英九此次交流主張，并未挑戰臺灣現有法制體系。

也沒有提出制度性調整，而是呼吁在保持臺灣自主性表達的基礎上，建立“結構明確、風險可控”的對話機制。

他的倡議基于其任期內兩岸相對穩定的經驗。

盡管已過去多年，但其部分政策思路仍具有現實參考價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團隊在項目設置上刻意避開了政治敏感領域。

重點放在青年、教育、文化等相對低敏感度議題。

這種安排的策略意圖在于，通過技術性交流來逐步積累基礎信任。

逐步改善溝通氛圍，而不是直接推動高層政治談判。

例如，行程結束后，馬英九基金會公布了多所臺灣高校與大陸高校建立初步聯系意向。

包括學術合作平臺、師生交流與研究對接。

這類合作雖然不涉及國家定位問題，但在實際層面上可以為臺灣教育界提供一些替代資源。

從大陸回應來看，也顯示出對“非政府對話”形式的關注與接納。

在訪問安排中，大陸方面并未特別強調政治符號，反而更加注重實質議題的推進效率。

比如青年就業、文化旅游合作等。

這種操作方式與此前對其他島內政治人物的處理方式有所不同。

也可能反映出一種更為精細化的分層溝通策略。

某種程度上，馬英九雖然不是現任官員，但其身份在當前語境下成為一種“可交流代表”。

表明大陸方面在處理臺灣社會內部多元性方面的策略正在逐步調整。

此次訪問的實際影響或許不在于是否推動政策轉變，而在于提供了一種已經被實踐過的選項。

在當前主流話語以對抗為主導的情況下，馬英九以“行動而非勸說”的方式，嘗試推動實質互動，挑戰了“交流即妥協”的刻板印象。

根據部分島內民調數據顯示。

自2024年底以來，主張“維持現狀、加強對話”的民眾比例有所上升。

這一群體大多經歷過兩岸和平發展階段，也更直接感受到脫鉤政策帶來的經濟與就業壓力。

盡管這一變化還不足以撼動整體政治格局，但它引發的議題重構可能在未來選舉和政策辯論中提供新的討論維度。

對于執政黨來說，如果現有路線無法有效轉化為治理績效，相關政策的正當性基礎可能面臨審視。

對于在野黨來說，則需要更清晰地論證“交流”政策的邏輯架構和風險控制能力。

總體而言，馬英九此行并未改變兩岸政治結構，也無法取代制度性溝通機制。

但他的行動展示了，在當前環境下具備公共信任的政治人物，仍可在一定范圍內發揮溝通和疏導功能。

這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緩和契機提供了有限但可參考的方向，也促使臺灣社會對兩岸政策路徑進行更廣泛的討論。

參考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