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0日，香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筆尖劃過《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文本。來自近60個國家和20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共同見證了這一歷史性時刻——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組織正式誕生。

會場不見美國代表身影。這座昔日象征殖民權力的灣仔警署大樓，正在改造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成為這場“和平外交革命”的新地標。

01歷史性轉折，西方壟斷的終結

當美歐國家還在揮舞制裁大棒、濫用“國家安全例外”打壓他國時，發展中國家已悄然開辟新賽道。國際調解院的誕生，源自2022年中國與11個發展中國家的聯合倡議，短短三年便擴展至近60國參與。這一速度背后，是國際社會對傳統西方主導機制的集體失望。

現有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早已暴露嚴重缺陷。聯合國海牙國際法院常陷入“零和博弈”困局，耗時耗資的訴訟程序更讓發展中國家望而卻步。WTO上訴機構停擺多年，美國濫用“國家安全例外”條款實施單邊關稅，導致國際貿易規則形同虛設。

國際調解院如同一劑對癥良藥。其獨創的“友好、靈活、經濟、便捷”四維解決方案，使調解相比訴訟節省70%以上時間與費用。正如埃塞俄比亞代表所言：“我們需要的不再是強權裁判，而是能讓各方坐下來對話的圓桌。”

創始成員國名單折射出全球權力格局的變遷。印尼、巴基斯坦、老撾、柬埔寨、塞爾維亞、白俄羅斯、蘇丹、阿爾及利亞和吉布提——這些長期被西方忽視的國家，成為新機制的主導者。

02選址玄機，香港的“超級連接器”角色

為何是香港？這座城市的獨特優勢使其在三年全球競逐中脫穎而出。

香港的普通法體系成為關鍵因素。作為中國境內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香港法庭判決與仲裁結果在152個《紐約公約》簽署國通行無阻。這種法律兼容性使香港既能對接英美法系國家，又能依托內地龐大經濟體量。

此外，舊灣仔警署位于維港黃金地段，三分鐘直達國際金融中心。“法律+金融”的疊加效應使調解結果更容易獲得資產執行等配套支持。當菲律賓與越南代表已在香港就南海問題進行調解試水時，這座城市的“矛盾不上交”東方智慧正悄然改寫國際規則。

香港法律界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今年香港成為亞太地區最受歡迎的仲裁地點，全球排名第二。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中，香港在“爭議解決”領域位列全球第八。

03美國缺席，國際新秩序的鏡像

創始國名單中美國的缺席引發諸多解讀。這并非偶然的技術性遺漏，而是國際力量重組的重要信號。美國的法律霸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當美國濫用東道國地位，頻繁對特定國家外交人員拒發簽證、限制旅行自由，其國際信譽已嚴重受損。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直言：“美方做法違反國際法義務。”簽證自由是《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保障的基本權利，而美國“將‘美國優先’凌駕于國際規則之上”。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價值取向的根本分歧。當美國固守對抗思維，中國提供了一種新選擇：不選邊站隊的“第三條道路”。“國際調解院打破西方壟斷，匯集各大法系優長，標志著發展中國家在規則制定上獲得更多話語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武長海點明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國家與聯合國等20個國際組織仍派代表出席簽署儀式。這表明國際調解院并非封閉俱樂部，而是為所有認同“和為貴”理念的國家敞開大門——只要放下霸權思維。

04中國智慧，從沙特伊朗到香港實踐

國際調解院的理念根基，深植于中國近年成功的外交實踐。2023年沙特與伊朗在北京達成“世紀和解”，中國憑借經濟合作建立的信任基礎，促成這兩個中東大國恢復外交關系。更具示范意義的是2024年巴勒斯坦各派在北京的對話。14個政治派別結束17年分裂局面。

這些案例展現了中國式調解的獨特方法論：以經濟合作培育信任，用中立立場調和矛盾，最終實現政治突破。如今，這套方法論將通過國際調解院實現機制化、常態化運作。

香港本地調解文化為此提供了肥沃土壤。特區政府已將“在所有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列為一般政策。有律師指出：“調解在香港是解決爭端很普遍的方式，是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這種文化基因使香港成為東西方法治理念的轉換器——將東方的“以和為貴”智慧，轉化為普通法體系認可的操作規范。

05時代更迭，寫在舊警署墻上的未來

如今外界形勢變幻莫測，國際調解院的誕生正當其時。俄烏沖突硝煙未散，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洶涌，傳統國際仲裁體系因大國博弈陷入癱瘓。當WTO爭端積壓達25件、半數涉及美國單邊關稅時，世界迫切需要更靈活高效的解決方案。對香港而言，這不僅是榮耀，更是轉型契機。

舊灣仔警署的磚墻靜靜矗立，百年前這里發出的指令服務于殖民統治；如今，同一空間將誕生勸和促談的國際調解書。當菲律賓與越南代表已在香港就南海問題嘗試調解，當亞非拉國家紛紛簽署公約，美國法律霸權的圍墻正悄然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