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她本該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女作家，卻成了臺灣最危險的中共間諜。

一個名字，一把晃動的晾衣桿，撕裂了生與死的界限。

——《壹》——

從文學(xué)天才到地下黨員

“你考上了，你要去讀。”母親把通知書扔在她床上，沒有表情，她接過紙張，愣了一下，重慶師范學(xué)校，1939年，日本飛機轟炸嘉興。

蕭明華像是被火灼過的麥子，一夜成熟，她開始寫日記、寫詩，寫得驚人，寫得像是在記錄逃亡，她的作文被全校傳閱。

教務(wù)主任說，這孩子不是普通人。

“將來會是有前途的女作家。”謝冰瑩這么評價她，臺靜農(nóng)在講座上說魯迅，說小說里的刀光劍影，也看見了角落里安靜的她。

她的同學(xué)都說：她天生是寫字的人。

可沒人知道，1941年她第一次被國民黨傳訊，理由是她在文章里用了“舊社會”“人民疾苦”這樣的詞，她第一次感受到，筆是可以致命的。

1946年，她到北平繼續(xù)讀書。

時局已經(jīng)混亂得像鍋粥，街頭是特務(wù)，宿舍樓下是憲兵，她住在西直門一個老式胡同里，和幾個女學(xué)生合租。

屋子里最怕的是沒煤球，一冷就是刺骨。

就是那一年，她遇到了朱芳春，一個看上去普通的男人，戴眼鏡，說話輕，穿舊呢子大衣，他們一起在小飯館吃燒餅，一起在北海公園坐船。

朱芳春不問她寫什么，只告訴她哪里可以買到進步書刊。

他遞給她一本《聯(lián)共黨史》，她說，書不好看，但翻了三遍，半年后，她被吸收入黨，她說了一句：“我愿意，寫字不夠，我想做事。”

她從來沒后悔，只是沒想到，她要“做的事”，最后會送她上刑場。

——《貳》——

她是講師，也不是

1948年，她接到了一封信，是臺靜農(nóng)寫的，臺要她赴臺大中文系任教，她愣住了，朱芳春把信放在火盆上燒掉，說：“組織決定了，走吧。”

這不是邀請，這是命令。

她上船前只帶了三樣?xùn)|西：一本小說，一件旗袍，一雙舊皮鞋，到臺北那天，她用新的名字登記入住，講師身份，對外公開。

真正的任務(wù)，藏在枕頭底下。

她被安排在臺灣省立師范學(xué)院教古文，兼做《國語日報》編輯，她在課堂上講《離騷》《史記》，學(xué)生說她講得動人。

她卻只記得哪個學(xué)生的父親在“警總”任職，哪個同事在軍情處。

她的任務(wù)只有一個：打入軍政系統(tǒng)，收集情報，她和朱芳春在臺北某條巷子里租了套舊公寓，假裝是夫妻。

房東每天來收房租，坐在門口曬太陽。

她每天早出晚歸，帶著裝滿書的布袋，里頭其實夾著細密手寫的情報紙條，他們創(chuàng)辦了“臺灣新民主主義青年聯(lián)盟”，開始物色年輕人。

很多人是她的學(xué)生，才20歲出頭，滿臉熱血。

她會約他們在中山堂后門見面，說是推薦他們參加進步文學(xué)講習(xí)班，實際上，是讓他們加入組織，她知道，一旦暴露，這些人一個都活不了。

1949年，他們第一次傳遞情報。

她負責(zé)抄寫，寫在特制的軟棉紙上，貼在內(nèi)衣夾層，穿上旗袍，什么都看不出來，文件是《臺灣兵要地志圖》。

地圖上的每一條山脈、每一條道路，她抄得都不敢喘氣。

她把紙藏進裝老年用品的袋子里，送一個“老太太”回大陸，老太太不會說話，是另一個地下交通員，她送了六次情報。

每次都靠這個方法，每次都像走鋼絲。

最后一次，是1950年春節(jié)前夕，臺北下著雨，她撐傘在街角等接頭人，那天，她心里有種說不清的壓迫感，她回家，把旗袍掛在陽臺晾干。

朱芳春說：“等這批送出，我們可能要轉(zhuǎn)移。”

她點頭，她沒說的是，她已經(jīng)聽說，蔡孝乾叛變了，她知道暴風(fēng)雨來了，但她沒退，她說：“我死了沒關(guān)系，你得走。”

——《叁》——

被捕與犧牲，骨頭一寸寸斷

1950年2月，寒潮來得比往年猛，臺北城被冷風(fēng)剝開，夜里只剩警笛和狗吠，天剛亮，他們來了，特務(wù)直接撞門。

不是敲門，不是盤問，是砸門，端槍。

她還在廚房燒熱水，聽見門板裂開那一刻，她先是站住，然后突然撲向陽臺，她沒有試圖逃跑，她抬手扯下旗袍。

不是為了穿，是為了搖。

那是她和朱芳春約定的信號，她像瘋了一樣甩旗袍，對面樓的窗戶亮起一盞燈，朱芳春知道，情況變了，他走了，她留下。

她這一招，只為換他一條命。

國民黨特務(wù)沖進屋時，她坐在床邊，一言不發(fā)，桌上的書攤開，是《春秋左傳》，她被押往“保密局”在臺北設(shè)立的秘密監(jiān)獄。

真正的地獄，不在地下。

她從被抓那天開始，身上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電椅、電針、老虎凳，有人記錄過她被拷打的順序，前3天不讓睡覺，第4天灌辣椒水，第5天開始骨折。

她的左腿被折斷三次，右臂骨裂，肋骨塌陷，鎖骨碎裂。

她暈倒6次，被冷水潑醒，每次醒來都問一句話：“你們問的，我都不會說。”他們不信，他們讓她聽學(xué)生的錄音，說誰誰已經(jīng)交代你是主謀。

她聽完后冷笑：“他說了你們想聽的，不是我要說的。”

他們試圖逼她寫自白，她咬斷鋼筆尖，她沒有交代過一個名字，沒有承認過一個任務(wù)，甚至連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始終沒有暴露。

她是在看守記錄本上寫下“無名氏”的。

直到半年后，他們才確認她是蕭明華，她已經(jīng)被打得站不起來，可每次審訊，她都堅持坐直，一次都沒有下跪。

她把自己的骨頭一寸寸留在了臺北看守所的水泥墻上。

1950年11月7日，法院宣判，死刑，隔天執(zhí)行，她在押赴刑場前洗了臉，還換了件干凈的衣服，那是當(dāng)年從嘉興帶來的旗袍。

她說：“總要像樣一點。”

她拒絕跪下，特務(wù)舉槍，她開口：“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槍聲打斷了她的聲音，她只說完了一半，那年，她28歲。

——《肆》——

“歸來兮”三個字，重了三十二年

她死后沒有墳，她的兄長蕭明柱偷偷托人，把骨灰從看守所要出，沒立碑，沒告別人，只是藏在一個瓷罐里，埋在后山一棵芒果樹下。

整整32年，沒人敢說她的名字。

她像從來沒來過這個世界，1970年代末，兩岸形勢緩和，1982年，蕭明柱決定：要讓妹妹“回家”，他托人申請、聯(lián)系、備案，走了一整年。

那年秋天，他把裝著骨灰的罐子放進一個木箱里，從香港轉(zhuǎn)到深圳，然后進京。

9月11日，骨灰到了北京，迎接他的，是中央調(diào)查部的專人，他們說不出話，只鞠躬，9月15日，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

只有一幅黑白照片，她年輕，安靜。

像一個剛畢業(yè)的老師，朱芳春也在，他站在墓碑前很久，碑文只有三個字：“歸來兮。”是他寫的，他沒有說話。

只是把手放在墓碑上，輕輕按了按。

很多年后，有人問他，這三個字是什么意思，他說：“她回來了，不是我?guī)貋淼模撬约鹤呋貋淼摹！?/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