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8年，隨著劉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黨內政治斗爭告一段落，各地該造的反都造完了，武斗也得到了初步的制止。

這時候，出現了兩個“人口”問題：

其一，對于數以百萬計處于“靠邊”狀態的干部，應如何妥善處理。顯然，不能每日都以批斗會的形式，強迫他們交代那些毫無根據的所謂罪行。

其二，面對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學生，應如何妥善處理？鑒于當下國民經濟處于空前蕭條的狀態，眾多工廠要么停產，要么處于半停產狀態，這種情況下，工廠根本不具備招收新工人的條件。

如此一來，那些無書可讀的青年學生，在城市中猶如一股肆意泛濫的“失業洪流”。他們在城市里游蕩，隨時可能對現有的社會秩序造成沖擊，而他們對于行為可能產生的后果，幾乎毫無顧慮，完全是“不計后果”的狀態。

于是，“五七干校”和“上山下鄉”被發明了出來。

1968年5月，黑龍江省把大批機關干部下放到農村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了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干校”。

它迅速被認定是一條疏散人口的經驗，10月《人民日報》刊登《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并發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

隨后，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員被下放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

僅中央所屬各部委就先后創辦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10多萬名下放干部和3.5萬名家屬，各省市地縣開辦的“五七干校”更是數以萬計。

這一“干校制度”前后延續了11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

上山下鄉運動則“解決”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業問題。

據胡鞍鋼的研究，自“文革”爆發后，各校“停課鬧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積累了大量的初高中畢業生，僅66屆、67屆和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就超過1000萬人，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各行各業停產、半停產，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業人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旋即，一場聲勢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全面拉開帷幕。

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屆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他們后來被通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

這些被稱為“知識青年”的學生被送到云南、貴州、內蒙古和黑龍江等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后、條件較差的農村。

在此后的將近10年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700多萬，約占全國城市人口的1/10。

這是繼1961年之后，第二次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前者是“大躍進”的后果，這次則是“大造反”的后果。

上山下鄉運動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

40年后的2009年，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和下鄉青年鄧賢在《南方周末》上寫道：

“我們這代人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個社會秩序顛覆，我們做許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實際上危害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機；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被迫完成了自我歷練和自我教育的殘酷過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紅衛兵運動相比，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挽救了我們這一代人，它讓我們體驗苦難，也認識苦難。”

從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4點08分，北京火車站都有一趟“知青專列”在震耳欲聾的口號和鑼鼓聲中鳴笛啟程，駛往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各個偏遠村莊。

一位時年20歲的人大附中畢業生郭路生在開往山西汾陽農村的列車上，寫下了激情蕩漾的詩句：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任何極端的社會運動都是有后遺癥的，當“革命”失去了具體對象的時候，它要么“反擊”于自身，要么消弭于悲觀，無論如何，這都是與“革命”有同樣能量的代價。

一年后，貧乏、枯燥而苦悶的農村生活終于露出了它嚴酷的一面。一首首悲觀哀怨的知青詩歌開始在地下流傳，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

“世上人，譏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沒/有誰同情我。”

在9月的一個幽暗深夜，郭路生寫下了讓他名垂詩史的《相信未來》:

“當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我頑固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