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海文

《園丁之歌》電影海報

華國鋒推薦《園丁之歌》

1972年冬至1973年春，華國鋒回湖南時，在長沙看了幾場小戲，有《園丁之歌》《送貨路上》《兩張圖紙》。《兩張圖紙》講青年干部想蓋隊部，老年干部想修水庫，最后老年干部說服了青年干部，沒有蓋隊部，而是修了水庫。

《園丁之歌》原是長沙碧湘街小學師生創(chuàng)作的花鼓戲《新教師》，后經(jīng)專業(yè)作者加工，改名為《園丁之歌》。后又改編為湘劇。戲的內(nèi)容講小學生陶利淘氣，不愛學習，一心想當火車司機。他認為自己的父親沒有上過學也能當火車司機，所以自己交白卷也可以當火車司機。男老師方覺（年長）教育他：讀書也是為革命，你這樣不愛學習將來當不了火車司機。但是方老師態(tài)度生硬，見陶利不聽，就不準他進課堂。家訪時，方老師沒收了陶利的小火車。另一個年輕女老師俞英，認為適當?shù)募o律是必要的，但要根據(jù)學生的特點，耐心細致地做轉變學生思想的工作，并幫助陶利修好了壞的小火車。她因勢利導問陶利：這列火車開到目的地有2520公里，每小時行駛60公里，多久能開到？陶利算不出來。俞老師給他講：你的父親因為受壓迫不能上學，到鐵路上當了童工，沒有文化憑死記才學會開火車。他現(xiàn)在刻苦學習。你們要接班，沒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擔。要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陶利頓時醒悟過來，拿出練習本做作業(yè)。這時，方老師趕來，將沒收的小火車還給陶利。俞老師看見一列火車駛來，說：“新的一代在茁壯成長，讓我們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前進。”

編劇小心地避開了教育革命的重點——大學、中學，僅以小學教育為例，宣傳了毛澤東所提倡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宣傳“讀書也是為革命”“沒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擔”，批判了不學習交白卷的錯誤做法。為了表現(xiàn)路線斗爭，增加戲劇沖突，特別安排了兩位老師，年長的態(tài)度生硬，年輕的對學生滿腔熱忱。最后，年長的老師承認了錯誤，肯定年輕人的正確，以表現(xiàn)“文革”以來“教育革命”的成果。

華國鋒看到“文革”以來學校停課“鬧革命”，“讀書無用論”甚為流行，認為長久下去貽害無窮，應該批判“讀書無用論”，反對交白卷，應該提倡教師敢于管理，敢于教學。這個戲反映的問題很普遍，切中時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要求，因而受到群眾的歡迎。“九一三”事件后，批判“左”的錯誤，人們要求學校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老師敢于教書，學生努力學習。如果連小學生都交白卷，普及小學教育就會成為一句空話，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zhì)大幅度下降，怎么發(fā)展科技，怎么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他知道毛澤東喜歡看家鄉(xiāng)戲，回來向汪東興、吳德推薦，說：“能不能拍成電影？”吳德是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汪東興、吳德認為這個戲很好，1973年3月，派人到湖南拍成彩色舞臺藝術片帶回北京。

誰也沒有想到，《園丁之歌》卻引起一場波瀾。

電影拍回來后，華國鋒因為忙工作，沒有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負責意識形態(tài)工作，第一次看了電影，沒有講話；第二次又看了一次，看出問題了。

毛遠新樹“白卷”典型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為什么第一次沒有“看出”問題，而第二次就看出了問題呢？他們?yōu)槭裁茨谩秷@丁之歌》大做文章？他們批判《園丁之歌》，在小學生中提倡交白卷是為了聲援遼寧。

1973年7月10日，毛遠新得知下鄉(xiāng)青年張鐵生的考試成績?yōu)檎Z文38分，數(shù)學61分，物理化學6分，并在卷子背面寫了一封信，希望能上大學。毛遠新如獲至寶，認為這是反擊周恩來、國務院恢復教育的正常秩序的有力武器。他說：張鐵生“是塊有棱有角的石頭，我要拿起這塊石頭打人了”。他刪掉信中露骨的話，修改編者按。為了制造轟動效果，明明物理化學考試有成績（6分），卻說成“白卷”。7月19日，《遼寧日報》發(fā)表了這封信并加上編者按：“他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面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fā)人深省的答卷。”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要反“回潮”，正苦于找不到材料，“白卷”典型提供了重型炮彈，他們大喜過望。8月10日，《人民日報》以《一份發(fā)人深省的答卷》為題轉載并加上編者按。《人民日報》的按語更加嚴厲，上綱上線，提出：“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zhàn)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斗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江青說：張鐵生“真了不起，他敢反潮流”。江青將他封為“反潮流的英雄”。張春橋一語道破：“這樣搞是復辟，把我們寄予希望的人都給卡住了。”遲群說：考試是“復辟”“反攻倒算”。

華國鋒推薦的《園丁之歌》批判學生交白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支持、鼓勵學生交白卷，真是針鋒相對，斗爭激烈。

對《園丁之歌》的批判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說《兩張圖紙》是給青年干部抹黑，對《園丁之歌》批判得就更厲害了。江青說：“《園丁之歌》，劇名就不合適，園丁應是共產(chǎn)黨，怎么是教師、知識分子呢？教育路線也有問題。學生受教師擺布。（劇中的）女教師熱愛工農(nóng)，最后又給小孩子出了難題。還是讓孩子成為火車司機好。‘沒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擔’，這句話問題大了。什么沒文化就不能干革命，簡直是反攻倒算，應是有文化更好革命。女的表演簡直是青衣花旦，化裝像少奶奶。矛盾也沒有很好解決。”

江青迫不及待下令寫批判文章，于是文化部以“初瀾”的筆名寫批判文章。同時受到批判的還有山西的晉劇《三上桃峰》，這樣這幾個戲都沒有公演。

1974年4月，初瀾的批判文章《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贊歌？——評湘劇〈園丁之歌〉》寫好。文章一開始就以勢壓人：“湘劇《園丁之歌》，是一出名為反映‘教育革命’，實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的壞戲。它所歌頌的路線和人物都是錯誤的，其要害就是否定無產(chǎn)階級教育革命，向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在鸚鵡學舌般重復江青的批示后，文章指出：“這些觀點都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舊調(diào)重彈，是對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戰(zhàn)線上一系列革命變革的反攻倒算。對此，必須堅決批判。”“俞英、方覺是什么樣的人物呢！他們都是堅持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因而，這就不只是一個劇名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教育事業(yè)的領導權究竟應該掌握在誰手里的大是大非問題。”“作為教育者，‘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在我們社會主義的學校里，革命的教師和革命的學生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同一條戰(zhàn)線上的戰(zhàn)友和同志，應當互教互學、共同前進。《園丁之歌》否定這種新型的師生關系，要恢復幾千年來剝削階級所鼓吹的‘園丁’和‘桃李’的關系，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無產(chǎn)階級教育制度，否定了黨對教育事業(yè)的領導。”“在這出戲出籠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教育戰(zhàn)線上的資產(chǎn)階級復辟勢力鼓噪一時，胡說什么‘教育質(zhì)量下降’，要走‘關門教學’的老路，妄圖迫使學生‘兩耳不聞窗外事’，死啃書本知識，其目的就是為了扼殺無產(chǎn)階級教育革命這個新生事物。聯(lián)系這一現(xiàn)實的階級斗爭背景來看，《園丁之歌》宣揚這樣的謬論，也就不足為怪了。”“‘沒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任承擔’，這是歷史唯心主義的反動觀點，它完全經(jīng)不起革命實踐的檢驗。”

1973年，全國小學教師有467.9萬人。當時小學教師的文化程度一般為中等師范（相當高中）或初中文化。1978年統(tǒng)計，初中肄業(yè)以下的教師占教師總數(shù)的34.6%，在民辦學校中占65.4%。俞英、方覺“是堅持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邏輯，初中肄業(yè)、初中、高中只要是擔任教師就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那什么樣的人是無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呢？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為了保證權力永遠在無產(chǎn)階級手中，那中國人只能受小學教育，他們鼓勵小學生要交白卷，就是連小學程度都沒有。他們提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觀點。

小學教師的收入和二級工人差不多，一般是20多元到40元。20世紀50年代參加工作的教師可以達到60～80元，和四五級工人一樣。他們的生活狀況和一般工農(nóng)群眾一樣。只是因為他們從事教育，就被扣上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成為臭老九，低人一等。

1974年4月25日，江青在初瀾的批判稿件上寫道：“請春橋、文元同志先閱，并請?zhí)岢鲆庖姟！?/p>

江青一發(fā)話，姚文元、張春橋不敢怠慢。當天，姚文元批示：

看了一遍，覺得有兩個問題需要研究：

一、是否要肯定教師的大多數(shù)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進步，壞人是很少數(shù)。教育戰(zhàn)線上兩條路線斗爭是長期的，此劇的路線，及其歌頌的人物，都是錯誤的。

二、關于學文化的問題，在批判這個電影的修正主義觀點同時，是否要肯定學生學社會主義文化及學馬列、毛主席著作也是必要的。以全面說明毛主席的教育方針是培養(yǎng)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妥否，請斟酌批示。

該文件作為急件，傳到張春橋手里，張當即批示：

同意文元同志意見，可以考慮先發(fā)兩篇，看看反應再發(fā)別的文章。文章不多，在質(zhì)量。

當天文件回到江青手上，她批示：

同意春橋、文元同志意見，請照辦。

文件傳得快，他們?nèi)齻€都住在釣魚臺，更主要的是這三個人早商量好了，共同唱一出戲。

為了貫徹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旨意，1974年7月19日國務院文化組向北京、天津、上海市和湖南省發(fā)出《關于批判〈園丁之歌〉的通知》，強令湖南先批。8月1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初瀾的文章。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煽動下，一時間發(fā)表了近百篇批判《園丁之歌》的文章。

拿《園丁之歌》大做文章，其實是針對周恩來、華國鋒的

為什么拿《園丁之歌》大做文章？“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開始在各方面批極左思想。他明確提出：“對學習社會科學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fā)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yè)后，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1973年４月，國務院批轉了國務院科教組《關于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意見》，提出要“重視文化考查，了解推薦對象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華國鋒贊同、支持周恩來對教育革命的這些意見。華國鋒深知：中國要富強，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首先是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只有實現(xiàn)了科學技術現(xiàn)代化，才有可能實現(xiàn)其他三個現(xiàn)代化。為了更快地發(fā)展，必須將有限的財力、資源用于刀刃上。高等教育承擔的主要是提高的問題，培養(yǎng)大批的合格的工程師、教師、科學家、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也是分許多層次的，如果都是培養(yǎng)從事簡單勞動的勞動者，對農(nóng)藥六六六只會使用，不必懂分子式，那就不用辦高等院校，只要辦小學，辦培訓班就可以了。將高等院校辦成中等技術學校，是對人力、物力極大的浪費。那中國永遠都不會有重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永遠跟在別人的后面爬行，永遠受制于人。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一句空話。既然存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就要縮小差別。如何縮小呢？只有老老實實地發(fā)展經(jīng)濟、發(fā)展教育。首先是普及小學、初中教育，發(fā)展高中、高等教育，逐步地普及高中，讓更多的人能上大學。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批《園丁之歌》，就是針對周恩來、華國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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