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北京，秋意漸濃。
中南海菊香書屋的書房里，毛澤東正坐在他那張寬大的書桌后面，處理著日常的文件。
這時，一位秘書輕步走了進來，將一個從甘肅蘭州寄來的郵政包裹放在了桌上。
包裹不大，牛皮紙封面上寫著寄件人的信息：“甘肅省蘭州市 鄧寶珊寄”。
毛澤東的目光從文件上移開，注意到了這個包裹。
當他看到“鄧寶珊”這三個字時，他停下了手中的筆，眼神定格在了那個熟悉的名字上。
他伸手拿過包裹，動作并不快。
他拆開了包裹外層的牛皮紙，里面露出了一個用厚紙仔細包著的小包。
他繼續打開這個紙包。
紙包里裝的，是一捧干燥的、顏色有些發黃的粉末狀東西。
當毛澤東看清楚紙包里的這捧粉末時，他臉上的神情立刻變了。
幾乎是同時，他的眼眶毫無征兆地紅了起來。

01
要從鄧寶珊說起。
這位日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甘肅省首任省長的人物，其大半生，卻是在國民黨的陣營中度過的。
鄧寶珊，名瑜，字寶珊，甘肅天水人。
他并非黃埔嫡系，也非行伍莽夫，而是一位在清末民初的亂世中憑借自身才干嶄露頭角的將領。
他早年投身軍旅，能征善戰，屢立戰功，逐漸在西北地區站穩腳跟，成為一方重要的軍事力量。
與許多赳赳武夫不同，鄧寶珊頗具儒將風范，他喜好讀書，關心時局，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有著深切的思考。
在派系林立、關系復雜的國民黨內部，他以其相對開明和務實的態度，贏得了不少人的尊重，但也因此顯得有些“特立獨行”。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共兩黨摒棄前嫌，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鄧寶珊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長期駐守在陜西北部的榆林，肩負著守衛西北門戶、屏障陜甘寧邊區的重任。
榆林，這個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的古城，地理位置極其特殊。
它既是國民黨在西北的重要據點，又與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毗鄰。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延安不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更是無數愛國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而對于駐守榆林的鄧寶珊來說，延安是他前往西安、重慶等地參加國民黨軍事會議或處理公務時，一條無法避免的、也是最便捷的通道。
起初，盡管同屬抗日陣營，但國共兩黨之間的隔閡與猜忌并未完全消除。
鄧寶珊每次途經延安，都盡量保持低調，通常是車馬疾馳而過，并不與共產黨方面進行接觸，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他深知，在蔣介石的眼中，與共產黨走得太近，絕非好事。
然而，命運的絲線，總是在不經意間悄然編織。

02
1939年4月的一天，鄧寶珊處理完公務從西安返回榆林，再次路過延安。
他依舊行色匆匆，未作停留。
可就在他回到榆林后不久，卻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電報。
電報措辭懇切，大意是：“鄧總司令此次路過延安，未能提前得知，以致未盡地主之誼，未能接待，深感歉意，望鄧總司令海涵！”
這封充滿誠意和尊重的電報，讓鄧寶珊頗感意外，也心生暖意。
他能感受到，這并非簡單的客套，而是共產黨方面釋放出的一種積極溝通的信號。
出于一個中國軍人的愛國之心和對團結抗戰大局的認同，鄧寶珊對中共的這種友好姿態抱以積極的回應。
機會很快就來了。
同年5月，鄧寶珊因公再次需要前往西安。
這一次，當他路過延安時，天色已晚。
為了不驚動邊區政府，也為了方便第二天一早趕路，他沒有選擇官方招待所，而是隨便找了一家普通的車馬店住了下來。
他想著，悄悄住一晚，明早就走，神不知鬼不覺。
但他低估了延安方面的情報工作和待客熱情。
幾乎就在他住下的同時，延安市公安局就掌握了他的行蹤，并迅速上報給了負責外事聯絡的中共交際處處長金城。
金城不敢怠慢，立刻將此事匯報給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并最終請示到了毛澤東那里。
“鄧寶珊將軍是著名的愛國將領，又是我們的鄰居，現在路過延安，我們一定要盡地主之誼，熱情接待，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
毛澤東當即指示。
接到指示的金城，不敢有絲毫耽擱，連夜親自趕到了鄧寶珊下榻的那家簡陋的車馬店。
昏暗的油燈下，金城找到了鄧寶珊一行，熱情地邀請他移步到條件更好的邊區招待所休息。
鄧寶珊的副官于俊渡見狀，連忙婉言謝絕：“金處長太客氣了。我們軍座只是路過暫歇，明早還要趕路，就不麻煩邊區政府和各位領導了。”
金城見夜已深，對方態度堅決，也不好再強求，便留下問候，囑咐店家好生照料后，先行離開。
但他并沒有放棄。
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金城便再次來到了車馬店，態度更加誠懇地邀請鄧寶珊：“鄧將軍，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聽聞您路過延安，都希望能與您見見面，聊一聊。我們已經備下便飯，務請將軍賞光。”
面對主人家如此盛情，鄧寶珊心中不禁感動。
他本就對中共并無惡感，加上此前那封電報的情誼，此刻再見金城的熱忱，實在難以推辭。
他略作思忖，便點頭應允：“既然毛先生和各位如此盛情，恭敬不如從命。那就叨擾了。”

03
簡短的準備之后，鄧寶珊一行在金城的陪同下，來到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所在地。
不久，一個身材高大、穿著樸素灰色中山裝、目光炯炯有神的中年人，和另一位氣質沉穩的將領快步迎了出來。
“鄧將軍，歡迎你到延安來！”為首的那人伸出寬厚的手掌，笑容爽朗，聲音洪亮，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
鄧寶珊立刻認出，這正是他早已聞名、卻素未謀面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
旁邊那位，則是八路軍的高級將領肖勁光。
“毛先生，久仰大名！”鄧寶珊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動。
眼前的毛澤東，比他想象中更顯隨和與質樸，絲毫沒有大權在握者的架子，反而像是一位學識淵博的長者。
毛澤東親自設下便宴款待鄧寶珊。
延安條件艱苦，宴席算不上豐盛，幾樣當地的家常菜，一壺自釀的米酒，卻充滿了真誠與熱情。
席間，沒有官場的繁文縟節，氣氛輕松而融洽。
鄧寶珊本就是健談之人，加上他儒將的底蘊，與同樣熱愛文史、談吐風趣的毛澤東一見如故。
兩人從當前的抗日形勢，談到歷史典故，從西北的風土人情，聊到治軍用兵之道。
毛澤東的博聞強識、深刻見解和幽默語言，讓鄧寶珊深為折服；
而鄧寶珊的開明務實、坦誠直率，也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鄧將軍，我看我們是相見恨晚吶！”毛澤東舉起酒杯，笑著說道，“這次既然來了，就在延安多盤桓幾日，也好好看一看我們這個窮家當，給我們提提意見嘛！”
鄧寶珊被毛澤東的真誠所打動，欣然應允。
他確實也想借此機會，近距離地了解一下這個在國統區被妖魔化、卻又在敵后戰場創造了無數奇跡的共產黨，究竟是怎樣一番景象。
更讓他感到一絲意外和欣慰的是，在延安期間，他還見到了自己的女兒鄧友梅。
原來，這位進步青年早已瞞著父親，投身革命洪流，進入了陜北公學學習，并加入了中共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起初，鄧友梅還有些忐忑，擔心父親會責備她“誤入歧途”。
但在同學們的鼓勵下，她鼓起勇氣去見了父親。
沒想到，鄧寶珊見到女兒，非但沒有絲毫責備，反而仔細詢問了她在延安的學習和生活情況，看到女兒朝氣蓬勃、意志堅定的樣子，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還勉勵她好好學習，追求進步。
父女倆在延安的這次特殊重逢，也成為了一段佳話。
此外，他還遇到了故交楊虎城將軍的兒子楊拯民。
楊拯民當時正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得知鄧伯伯來到延安，這位晚輩特地前來拜會。
鄧寶珊看著眼前英氣勃勃的青年，想起了那位蒙冤的摯友，心中感慨萬千，對楊拯民表達了深切的關懷。
在延安的那幾天，鄧寶珊參觀了抗大、陜北公學等學校，觀看了充滿活力的文藝演出，與普通的干部、戰士、學生和老百姓交談。
他親眼看到了延安軍民在艱苦條件下展現出的樂觀精神、高昂士氣和嚴明紀律。
這一切，都與他在國統區所見所聞形成了鮮明對比。
延安之行，徹底改變了鄧寶珊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
他看到了一個雖然物質匱乏，但精神飽滿、充滿理想和希望的新興力量。
尤其是與毛澤東的數次暢談，更讓他感受到了這位共產黨領袖的非凡魅力和戰略遠見。
他對毛澤東的評價極高，曾私下對身邊人說：“毛先生這個人，看問題高瞻遠矚，入木三分，再復雜的問題，經他一說，往往變得簡單明了，而且妙趣橫生，讓人不能不服。”
從此，延安不再僅僅是地圖上的一個地名，而成為了鄧寶珊心中一個特殊的存在。
他與毛澤東之間，也建立起了一種超越黨派界限的、基于相互尊重和欣賞的特殊友誼。

04
自那次延安相見之后，鄧寶珊與毛澤東以及中共高層的聯系日益密切。
每次因公途經延安，只要時間允許，他都會提前打個招呼，前去拜會。
而延安方面，也總是給予他極高的禮遇和熱情的接待。
兩人年齡相仿（毛澤東僅比鄧寶珊大一歲），都酷愛讀書，都有著豐富的軍事斗爭經驗，共同的志趣和經歷讓他們總有聊不完的話題。
他們有時會互贈一些小禮物，比如鄧寶珊會帶一些榆林的土特產，而毛澤東則會回贈一些延安出版的書籍或繳獲的戰利品。
這些小小的互動，不斷加深著彼此的情誼。
然而，他們的友誼，始終是在國共合作又暗流涌動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蔣介石對于非嫡系將領，尤其是像鄧寶珊這樣與共產黨有所接觸的實力派，向來心存芥蒂。
1943年6月，蔣介石再次電令鄧寶珊前往重慶參加軍事會議。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電報中特別“指示”了一條迂回的路線，要求他繞道寧夏，避開延安。
蔣介石的心思昭然若揭，就是不希望鄧寶珊再與共產黨方面接觸。
鄧寶珊接到電報，看著那條明顯繞遠且路況更差的路線，不禁冷笑一聲，對身邊的參謀說：“委員長真是煞費苦心啊！他不指定路線也就罷了，既然指定了，我偏不聽他的，我還是要走延安這條路！”
這不僅僅是賭氣，更是鄧寶珊內心立場的一種體現。
在他看來，抗日大業高于一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御侮是當務之急。
他對蔣介石排斥異己、貌合神離的抗戰態度頗有微詞，反而對中共真心抗日的決心和行動日益認同。
于是，鄧寶珊沒有理會蔣介石的“指定路線”，依舊按照慣例，備好行裝，帶著隨從，打馬揚鞭，直奔延安方向而去。
毛澤東早已得知鄧寶珊即將到來的消息，并且了解了蔣介石電令繞道的內情。
他對鄧寶珊這種不畏壓力、堅持原則的行為十分贊賞。
為了表示對這位特殊朋友的尊重和歡迎，毛澤東特意指示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一個歡迎會。
不僅他親自出席，朱德、賀龍等中共中央和軍隊的主要領導人也悉數到場。
規格之高，前所未有。
當鄧寶珊一行風塵仆仆地抵達延安，看到如此隆重的歡迎場面時，心中再次感受到中共方面的真摯情誼。
“毛先生，我看你好像胖了點嘛！”老友相見，鄧寶珊放下拘謹，輕松地開起了玩笑。
“哈哈，托鄧先生的福，我們邊區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日子過得還不錯嘛！”毛澤東爽朗大笑，拍了拍鄧寶珊的肩膀，“我看鄧先生也是精神矍鑠，氣色好得很吶！”
兩人相視而笑，那種親密無間的朋友之情溢于言表。
隨后的宴席上，氣氛更加熱烈。
毛澤東談笑風生，縱論天下大勢。
當談到國民黨胡宗南部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時，毛澤東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胡宗南幾十萬大軍包圍我們，就像一個人挑著兩擔雞蛋叫賣。看起來氣勢洶洶，其實不堪一擊。只要我們瞅準機會，丟過去幾塊石頭子兒，他那兩擔雞蛋就全完了！”
座中人都被這個形象的比喻逗得哈哈大笑。
鄧寶珊更是撫掌大笑，他深知胡宗南部隊外強中干的實情，也佩服毛澤東這種藐視強敵的戰略氣魄。
他笑著接話道：“不過，毛先生也要當心，胡宗南那兩擔雞蛋里頭，說不定也摻雜著幾塊石頭子兒呢！”
“說得好！說得好！”毛澤東聞言，更是開懷大笑，贊賞鄧寶珊的機敏和審慎。
兩人目光交匯，笑容中充滿了默契與理解。
這一次延安會面，無疑將他們的友誼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然而，歡聚的時光總是短暫的。
抗日戰爭的烽火仍在燃燒，國共之間的矛盾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難以調和。
鄧寶珊身處兩大政治力量的夾縫之中，他的內心充滿了掙扎。

05
1945年，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于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然而，當日本侵略者被趕出中國，和平的陽光卻并未如期普照大地。
國共兩黨之間圍繞著勝利果實和國家未來道路的爭奪，迅速取代了抗日戰爭，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內戰的陰云，再次籠罩在飽經創傷的中華大地上。
對于鄧寶珊而言，這是一個極其痛苦和艱難的時期。
一方面，他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建立了深厚的個人友誼，對共產黨的理念和作為有著相當的認同；
另一方面，他畢竟長期服務于國民黨政府，與許多同僚袍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麾下的部隊也是國民黨的正規軍序列。
更重要的是，他發自內心地厭惡內戰，期望國家能夠實現真正的和平統一。
為了避免過早卷入這場他極力想要躲避的沖突，抗戰勝利后，鄧寶珊抓住一切機會“稱病”，或是借開會之名長期逗留在重慶、南京等地，盡可能地遠離榆林這個處于國共沖突前沿的是非之地。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隨著內戰全面爆發，特別是在西北戰場，國共兩軍的較量日趨激烈。
作為國民黨在西北的重要將領，鄧寶珊的“逍遙”日子很快就到頭了。
坐鎮西安指揮西北戰事的胡宗南，看中了鄧寶珊的軍事才能和在當地的影響力，更需要他回到榆林去穩定防線，對抗日益強大的人民解放軍。
一封封催促他返回榆林的電報雪片般飛來，措辭也越來越嚴厲。
鄧寶珊知道，自己再也無法置身事外了。
無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行裝，啟程返回榆林。
就在鄧寶珊左右為難之際，中共方面也在積極地爭取他。
1947年，毛澤東和朱德審時度勢，認為爭取鄧寶珊起義的時機可能已經成熟。
他們通過秘密渠道向鄧寶珊傳遞信息，希望他能效仿傅作義將軍，認清形勢，率部起義，并許諾讓他擔任新組建的“西北民主聯軍總司令”。
這是一個極具誘惑力的提議，也符合鄧寶珊內心的某種期望。
然而，鄧寶珊最終還是拒絕了。
原因很復雜，既有他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尚存的一絲幻想，也有他對跟隨自己多年的舊部屬難以割舍的情感。
他不愿意在沒有絕對把握的情況下，讓手下的弟兄跟著自己冒險。
他回復中共方面，表示自己需要時間考慮，也希望戰火不要燒到榆林。
鄧寶珊的猶豫和徘徊，不僅讓中共方面感到失望，也引起了胡宗南的警覺。
胡宗南本就對鄧寶珊與共產黨的關系心存疑慮，再加上鄧寶珊遲遲不肯在戰場上對解放軍下狠手，胡宗南對他的信任度降到了冰點。
大量的特務被安插到鄧寶珊的部隊和身邊，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了嚴密的監視。
鄧寶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不自由，他知道，自己正被一步步推向懸崖邊緣。
1947年7月，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的指揮下，決定對榆林發起攻擊。
戰前，鄧寶珊憂心忡忡，他曾試圖通過自己的秘書與彭德懷取得聯系，希望能夠避免這場戰斗，或者至少能達成某種默契，減少雙方的損失。
然而，在當時的大形勢下，個人的努力顯得微不足道。
戰火，最終還是在榆林城下點燃了……

06
榆林戰役的炮火，雖然暫時未能攻破城池，卻像一道驚雷，徹底打碎了鄧寶珊心中僅存的幻想。
他深切地感受到，國民黨的大勢已去，繼續追隨下去，不僅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更會將自己和部下拖入毀滅的深淵。
同時，胡宗南對他的猜忌和監控日益加劇，讓他在國民黨陣營內步履維艱，如芒在背。
時間推移到1948年底，遼沈、淮海兩大決戰相繼結束，國民黨精銳主力損失殆盡，解放戰爭的 victory天平已經完全傾向了共產黨。
此時，解放軍揮師入關，兵鋒直指華北最后兩個重要據點——北平和天津。
坐鎮北平的是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
傅作義手握數十萬大軍，但面對解放軍的強大攻勢和政治爭取，他也陷入了戰、和、走之間的痛苦抉擇。
就在這決定北平數百萬生靈命運和千年古都前途的關鍵時刻，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了北平城內——鄧寶珊。
原來，鄧寶珊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和與國共雙方的關系，成為了傅作義與中共方面溝通的重要橋梁之一。
他深知戰爭的殘酷，尤其不愿看到文化古都北平毀于戰火。
憑借著對抗戰時期與中共領導人建立的聯系和信任，以及他對時局的清醒認識，鄧寶珊在傅作義身邊，堅定地主張和平解決北平問題。
他多次與傅作義進行長談，分析利弊，曉以大義：“宜生（傅作義字宜生），眼下的形勢已經很清楚了。打，我們沒有勝算，只會讓北平玉石俱焚，成為千古罪人；走，又能走到哪里去？只有和談，接受改編，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既能保全北平，也能為國家保留一些元氣，為你自己和數十萬將士找到一條生路。”
鄧寶珊的勸說，懇切而實在，對傅作義最終下定決心走向和平起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他還親自參與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具體談判工作，與中共代表反復磋商，為協議的達成付出了諸多努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這座飽經滄桑的古都，在關鍵時刻避免了戰火的摧殘，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鄧寶珊站在城樓上，看著解放軍隊伍有序入城，受到市民們的熱烈歡迎，他的心中百感交集。
他知道，一個舊的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
而他自己，也在這歷史的洪流中，作出了順應潮流的選擇。

07
新中國成立后，鄧寶珊的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
鑒于他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以及在北平和平解放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加上他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之間早已建立的友誼和信任，他沒有像許多其他國民黨高級將領那樣前往臺灣，而是選擇留在了大陸。
新中國的領導人們并沒有忘記這位老朋友。
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多次與他談心，對他過去的經歷表示理解，并歡迎他參與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來。
起初，鄧寶珊或許也曾有過解甲歸田、安度晚年的想法。
但國家百廢待興，特別是他熟悉的西北地區，地處邊陲，情況復雜，正是需要人才的時候。
毛澤東親自找他談話，希望他能為建設新中國，特別是建設大西北貢獻力量。
面對老 friends的信任和新中國的召喚，鄧寶珊最終接受了任命。
他先是擔任了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隨后被任命為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后改稱省長）。
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鄧寶珊來說，能夠為家鄉人民服務，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甘肅省省長的崗位上，鄧寶珊兢兢業業，勤奮工作。
他利用自己對西北情況的熟悉和在當地的聲望，團結各方力量，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生產，為新生的甘肅政權付出了大量心血，也贏得了當地干部和群眾的尊敬。
盡管身份發生了轉變，從昔日的國民黨軍長變成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省長，但他與毛澤東等老朋友的情誼并未中斷。
每次到北京開會或出差，只要有機會，他都會去看望毛澤東。
毛澤東也總是熱情地招待他，兩人常常一談就是幾個小時，從國家大事聊到個人生活，氣氛依舊如同當年在延安時那樣融洽。

08
現在，讓我們再次回到1960年那個秋日的午后，回到中南海菊香書屋。
毛澤東看著手中那捧泛黃的粉末，眼眶濕潤。
周圍的空氣仿佛凝固了，時間也在這一刻倒流。

“好些年沒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