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韓國國會通過了旨在調查前總統尹錫悅內亂真相的“內亂特檢法”和“金建希特檢法”。此前，這兩部法案曾多次在國會通過，但因時任總統或代總統行使否決權而被廢棄。

此前一天，剛剛上任的韓國新總統李在明下令成立了“緊急經濟應對工作組”，這也是他就任后下達的第一道行政命令，展現出其恢復韓國民生、振興經濟的決心。

經歷戒嚴事件引發尹錫悅下臺后的內政亂局，和三年來對美亦步亦趨與華交惡，李在明時代的韓國，將如何在實用主義政策之下，讓韓國政治、經濟走上正軌？中韓經濟合作能否迎來新的局面？

觀察者網《觀學院直播廳》第八期邀請上海外國語大學杰出教授黃靖、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教授、韓國世宗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鄭載興教授進行對話，解讀李在明時代的中韓關系與東北亞局勢。以下為文字稿上篇。

【整理/觀察者網 李泠、郭涵】

·外部環境會投射韓國內政，僅靠李在明很難改變

黃靖：觀察者網的觀眾和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我們知道韓國大選已經結束，李在明不出所料，以較大優勢贏得了此次大選，當選為韓國總統。這次大選無疑對半島局勢，以及半島周邊國家、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局勢都會產生一定影響。

在這里，我們非常高興地邀請到了韓國世宗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鄭載興教授，以及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教授，還有我本人，來就此次韓國大選及其影響和意義展開深入討論。

我們知道，在此次韓國大選中，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獲得了49.42%的選票。同時，國民力量黨候選人金文洙的得票率比預計稍好一些，獲得了將近41.15%的選票。改革新黨候選人李俊錫獲得了8.34%的選票。仔細分析會發現，如果把反對黨的金文洙和李俊錫的得票率加起來，是49.49%。這樣看來，與上一次李在明和尹錫悅對決的大選相比，實際差距并不大，兩次大選差距都是0.7%左右。

由此可見，韓國作為一個社會和國家，仍處于高度分裂的狀態，而且分裂的雙方似乎勢不兩立，這也導致了政治上的極化現象。此次大選似乎進一步印證了這一態勢。關于這樣的局勢，我想先問一下鄭載興教授，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鄭載興：這次大選非常重要。我們能看到，在尹錫悅上臺的這三年里，無論是國際局勢還是韓國國內，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回顧過往，不管是尹錫悅政府，還是之前的文在寅政府、樸槿惠政府，韓國無論是進步派政府還是保守派政府，雖然政治立場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有一個默認的共識，那就是中韓關系要維持友好。畢竟對于韓國來說，中國是其最大的貿易伙伴國，也是距離最近的鄰國。

觀學院直播廳|韓國世宗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鄭載興教授

然而，尹錫悅上臺之后，中韓關系出現了根本性的重大轉變。在我個人看來，這種變化著實有些不可思議。

從歷史角度看，1992年中韓建交時，雙方就已經達成了某種共識。盡管中韓兩國在政治、文化、價值體制上存在差異，但還是在睦鄰友好的關系基礎上建立了外交關系，并共同經歷了將近30年的快速發展。

尹錫悅上臺之后，其對華政策基調是所謂的“價值外交”。也就是說，在對待其他國家時，相較于國家利益，他更看重價值觀念。我個人特別反感這種以理念和價值為導向的外交方式，因為一旦用這種方式去審視一個國家，就很難與持有不同價值觀的國家建立友好關系。按照這樣的邏輯，像韓國和中國、朝鮮這樣價值觀不同的國家，似乎就無法成為合作伙伴，這有點類似于新冷戰的模式。

實際上，韓國目前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冷戰早已結束，但朝鮮半島乃至韓國本身仍未擺脫冷戰的陰影。韓國國內仍有許多政治團體利用這一點來謀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尹錫悅上臺后提出的對外政策，尤其是針對中國的政策，其核心就是以價值觀來評判對方。再加上印太戰略、韓美日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使得中韓關系在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后，開始出現倒退，摩擦和糾紛不斷增多。

而李在明上臺后，韓國的對華政策預計會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變得更加務實，會以實用主義的視角來看待中韓關系。我認為，這將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不過，目前韓國國內保守和進步兩方勢力對立嚴重，因此中韓關系在未來仍面臨諸多挑戰。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工作，來探討雙方如何相向而行、達成共識。

黃靖：鄭教授認為，如果將價值觀作為外交和內政的主軸，不僅會導致東亞地區關系緊張——畢竟利益沖突尚可通過妥協解決，但價值觀沖突卻很難調和。我們也注意到，尹錫悅的這種做法進一步深化甚至惡化了韓國國內的社會對立。進步力量和保守力量由于價值觀不同，產生了所謂的身份政治對立和價值觀對立，社會撕裂程度非常嚴重。

1月21日，尹錫悅出席韓國憲法法院彈劾審判庭審辯論央視新聞

我們都清楚，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團體，如果內部出現了這種難以彌合的嚴重分裂，對整個國家的內政外交以及未來發展都會造成極大的危害。所以詹教授，您認為李在明當選之后，是否有助于改善甚至修復韓國這種內在的分裂，讓韓國能夠更加團結一致地向前發展？還是說，您覺得這種分裂已經難以修復了？

詹德斌：簡單來說，我認為李在明當選后要緩解韓國內部分裂局面的難度很大，下面我從兩個方面來闡述。

首先，從本次大選李在明的得票率來看，僅靠他本人的努力是比較困難的。

尹錫悅政府在過去三年的執政表現實際上非常失民心，特別是去年經歷戒嚴到彈劾的過程后，我們可以看到韓國六成國民實際上都希望實現政權交替。然而，投票結果顯示，李在明實際上只拿到了接近50%的選票。這說明什么？這些人可能希望政權交替，但對李在明本人可能不太滿意，當然其中有保守勢力和保守媒體惡意塑造形象的因素，這是第一個方面。

其次，我認為還有一個結構性因素在起作用。這個結構性因素是從冷戰到現在一直遺留下來且未被打破的韓國外部環境。

韓國的外部環境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朝韓之間的對立，這是一種敵對型的二元零和對立。2023年，朝鮮將韓國列為“交戰中的敵對國家”，而非同一民族。韓國的每次保守政權上臺時，也會把朝鮮視為敵人。所以，朝韓之間是一種敵對性的關系。

如果我們再把結構往上拓展一層，即朝韓背后的陣營，或者說從東北亞層面來看，最近幾年我們一直用“新冷戰”這個詞來形容東北亞局勢。大家可以看到，美俄關系緊張，中美戰略競爭激烈，這實際上導致韓國所處的外部環境更加敵對化。

觀學院直播廳|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教授

這種敵對的外部環境會投射到韓國國內，使得韓國國內的兩大陣營分別代表著這兩種情況。比如，韓國的保守陣營以國民力量黨為代表，他們認為整個大韓民國是他們建立起來的，因此要奉行親美、親日的政策。而隨著韓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進步政權開始上臺，他們推行對朝緩和、對華交流的陽光政策，主張同中國、俄羅斯緩和關系。這在保守陣營看來，幾乎就是“投敵”行為。所以，尹錫悅在戒嚴過程中就把以李在明為代表的進步陣營稱為“反國家勢力”。

也就是說，韓國處于這樣一個敵對的結構之下，如果外部環境得不到改善，韓國國內兩大陣營之間的對立很難在短期內得到緩解。換句話說，僅靠李在明總統一個人去推動國家和解、國內團結，我估計很難做到。

·韓國保守勢力依然強大，短期內推動司法改革困難重重

黃靖：我認同這樣的觀點，即韓國面臨的是雙重矛盾。一方面，朝鮮半島內部，韓國和朝鮮之間的矛盾正以越來越敵對的方式發展；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

倘若中美關系較為緩和，朝鮮半島的局勢或許還能有所緩和；但要是中美關系持續惡化，再加上日本日益右傾化，這就很容易讓韓國國內的一些政治領袖利用這雙重矛盾，將其作為旗幟性或標志性的政策，比如像鄭教授所說的，推行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核心的政策取向，而這勢必會造成韓國內部的分裂。

顯然，新當選的李在明總統已經意識到這種分裂對韓國今后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比如他曾表示要修憲。

我個人一直認為，韓國民主化之后存在的一個最大問題或缺陷，就是總統的一任制。由于總統只有一屆任期，在任總統就會試圖在短短五年內將自己的政見全部付諸實施。然而，韓國的經濟和社會由財閥主導，總統不得不與大公司建立良好的聯系，再加上韓國的人情文化，這就容易滋生一些不太正常甚至不光彩的關聯。要是下一任總統來自反對黨，就必然會抓住前一任總統執政期間的一些漏洞，導致前一任總統陷入牢獄之災。所以，人們常說青瓦臺的工作充滿危險，甚至有所謂的“青瓦臺的詛咒”。

這一次，我看到李在明提出的一些想法，實際上直擊要害。例如，他提出實行四年制的總統連任制，讓總統能在較長時間內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時，他還表示國務總理應由國會推薦，并認為新政府應該更加向中間靠攏。那么，大家覺得他這些理念，尤其是修憲理念，像總統連任制、總理由國會推薦等改革，能否實現？如果不能實現，主要的阻力又在哪里？倘若實現了，又會對韓國今后的政治產生怎樣的影響？

觀學院直播廳| 上海外國語大學杰出教授黃靖

鄭載興：您剛才提到韓國的修憲問題，其實這并非是今天才提出的，上次大選時就已經有過相關討論。不過，您也知道，在韓國，這個問題極為復雜。就我個人而言，是比較支持修憲的。

韓國為何會采用總統制？這是因為在樸正熙和全斗煥這兩個獨裁政府統治幾十年后，韓國進行了民主化變革，之后才有了總統選舉——以前都是他們說了算的。為了防止總統權力過大，所以規定總統任期為五年。但如今，韓國人的民主意識和政治水平早已不是上世紀80年代的水準了。

然而，對于修改總統任期這一問題，存在支持者，也有不少反對者。就拿保守陣營來說，他們認為，如果修憲成功，而進步陣營在下次選舉中又繼續獲得連任，那就意味著保守陣營將在野八年，這對他們而言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因為這樣一來，他們能發揮的空間將受到極大限制。

目前，很難對修憲問題的進展做出預測。比如這次大選，我個人原本預測李在明會獲得55%左右的支持率，沒想到他最終只獲得了大約一半的選票。所以，修憲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要知道，要想成功修憲，必須先經過國民投票；而要想在國民投票中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提出這一提案的政府執政表現必須得到民眾認可。而且，剛剛詹老師也提到過，韓國國內的問題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此外，我們韓國國內以尹錫悅為代表的保守陣營，非常懷念冷戰時代，也就是類似樸正熙、全斗煥執政的那個時期，因為那是他們認為最好的時期。這些因素也使得如今韓國的內部斗爭異常激烈。

換言之，如果新政府執政表現糟糕，再加上在野的保守力量持續攻擊，那么到最后國民投票很可能會以失敗告終。

黃靖：還有一個問題，我想聽聽詹德斌老師的看法。我們知道，李在明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建議，即建立獨立檢察官制度，同時削弱總統對檢察官的影響。

在韓國民主化之后，由于長期處于軍政權的獨裁統治之下，韓國非常重視對總統權力的限制和監督。這就導致在韓國政治中，檢察官群體的權力極為強大。一旦在任總統和檢察官的政治立場一致，就很容易對反對派形成強有力的打壓，甚至把前一任總統送進監獄也不在話下。

我認為李在明顯然看到了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所以他提出了一個看似一箭雙雕的政策，一方面要設立獨立檢察官，另一方面要限制總統對檢察官的影響。那么，在您看來，在這個關鍵點上，李在明的想法和建議能夠實現嗎？如果實現了，未來會產生怎樣的影響？要是不能實現，會不會反而起到進一步的反作用？

詹德斌：韓國的檢察官問題由來已久。從民主化之后來看，實際上盧武鉉政府時期就曾下定決心大力推進檢察官制度改革。我記得他剛上任時，就和那些檢察官們舉行座談，結果卻遭到了檢察官群體的無視、蔑視或輕視。這也反映出檢察官制度改革困難重重，其難點就在于檢察官是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團體。

今年4月24日，韓國檢方以受賄嫌疑起訴前總統文在寅 圖自：韓聯社

尹錫悅之所以能夠成為總統，恰恰與此相關。他抵抗或抵制了文在寅政府對檢察官的改革，最后甚至拿起檢察官這把“刀”，將矛頭指向當時的法務部長曹國，反而把自己樹立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尹錫悅的案例本身就說明檢察官改革相當困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檢察官向來是歷屆總統上任后的政治工具。每一屆總統上任后，又想利用檢察官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總統上任后到底有多少動力真正推動這一改革，是要打一個問號的。

當然，這可能取決于時間點。因為在政權更迭初期，如果手上有聽話的檢察官、警察機關這樣強大的武器，對執政是非常有幫助的。比如文在寅政府初期迅速啟用尹錫悅，就是打著清算樸槿惠時期弊癥的旗號；而到了執政中后期才進行改革，而改革也是不徹底的。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李在明擔任總統初期，我記得他在當選前一天晚上于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到的第一點就是要克服內亂。而克服內亂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實際上就是要進行清算。

因為尹錫悅這個派系，特別是發動戒嚴之后，在韓國社會仍有強大力量，就像剛才鄭博士提到的金文洙居然還能拿到41%以上的得票，可見支持尹錫悅的保守勢力非常強大。在這種情況下，我估計李在明上臺初期的第一項任務可能就是在國會通過“特檢法”，還是要動用檢察官的力量去對付檢察官。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

所以，我認為李在明執政的初期，恐怕還是要先借力檢察官這個群體，等完成了這樣一個任務，到了執政中后期再去推動司法改革。但是大家都知道，韓國總統是五年單任制，政權到了中后期會訊速地出現離心，導致推進檢察官體系改革時遭遇非常強大的阻力。現在看，這個改革能否成功還真不好說。

回過頭看文在寅總統時期的檢察官改革，倒是有一大成果，即成立了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簡稱公調處。該機構在尹錫悅宣布戒嚴事件中也多次上新聞。但你會發現公調處非常的“無能”，一點用都沒有。現在韓國國內反倒出現了廢除公調處的呼聲。所以我覺得，與其說又出臺一個新的獨立檢察官制度，李在明不如著重限制檢察官的權力。

韓國檢察官之所以能夠被總統拿來做刀槍去對付反對派，說白了就是他們同時掌握調查權和起訴權。我想，分離、剝離檢察官的調查權和起訴權，可能才是韓國檢察機關改革的根本路徑。

·如果總把中國當對手，韓國經濟發展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黃靖：我同意，自韓國民主化以來，歷任總統都有這樣的經歷，最開始利用檢察官鞏固權力，推動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尾大不掉，又想限制檢察官權力，遭到反噬。

李在明就任總統后，實際上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經濟問題，我們還沒有看到答案。二是國內政治分裂。此外還有如何處理南北關系的問題。說到經濟問題，我曾在韓國做過一年訪問學者，感受到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很大，主要體現在房價的炒作、投機上，讓年輕人感到很無力。現在韓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大，且財閥壟斷經濟也是長期的問題。

李在明提出了一些他認為非常關鍵的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到每小時1.5萬韓元，大概是人民幣82元，且要推動住房政策改革、控制投機，大舉投資半導體、新能源等戰略產業，拉動韓國經濟增長。這些主張在大都市如首爾、仁川、大邱等地得到選民的支持。

我想問鄭載興教授，對于李在明這些志向遠大的經濟改革政策，您認為能否成功？根據韓國目前的情況，經濟改革能否有效振興韓國經濟社會中的長期弊端，尤其是貧富差距、財閥壟斷經濟等問題？您怎么看？

鄭載興：剛才您提到的問題確實很難有簡單的答案，因為太復雜了，涉及到許多社會矛盾、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大概20多年前，包括上世紀90年代，那個時候韓國還沒有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有一些經濟上的問題，但那時韓國還是發展的不錯。而且中韓當時有一定的合作共贏關系。許多韓國企業在中國投資生產。

現在韓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不再像過去那樣，存在一個發展非常景氣的東西。因為我們現在說的芯片、人工智能（AI）產業，比如說中國也在發展，而且發展速度比韓國還快。這樣的話，韓國在經濟方面的一些發展空間越來越小，不再像以前那樣空間很大了。

第二個問題剛才也說了，經濟發展空間縮小后，韓國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集團，比如大財團，或是剛才說的檢察院也好，都在鞏固各自的利益。這導致剛才說到的貧富差距、權力差距等問題越來越浮現。因為，如果經濟發展的蛋糕越做越大，這些問題就不會出現；但是蛋糕沒有擴大，反倒縮小的時候，就會出現那些小規模的利益集團，為了自己而不考慮別人的利益。

韓國首爾的江南區街景

比如韓國現在的房價問題，我簡單舉例，十年前，首爾江南區的房子跟其他地方的房子價格差別就兩到三倍。今年，我前幾天剛剛看到數字，差距已經是20倍。你想一想，十年時間，韓國社會發展到這樣的兩極分化，一部人太富有了，但是大部分人還是沒錢。當然這個問題也不僅僅是在韓國，比如美國1%的人口占全國總財富的50%以上。某種程度上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毛病。

從韓國自身的角度來說，當然需要改革，但是經常會出現一些人支持、另一些人反對改革。所以我們需要在這個斗爭中取得突破，通過各種手段來改革。但實際行動中還有許多困難，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這里面的社會結構性矛盾的確是存在的。

我一直希望韓國能改善同中國的關系，因為中國還是一個最大的市場。然而，如果我們總是把中國當做一個競爭對手，或者僅僅關注這一視角的話，我覺得韓國以后的經濟發展空間會越來越縮小。所以這（中韓關系恢復）也是我個人的一個希望。

黃靖：從鄭教授剛才講的來看，韓國經濟好像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對外與對內都面臨越來越僵化的局面。詹教授本身也是經濟學家，您怎么看韓國的經濟問題？能否在李在明總統的改革建議下重新振興與恢復制造業強國的榮光？

詹德斌：我覺得這是比較艱難的。韓國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無論是從過去的“漢江奇跡”，還是今天它的經濟結構來說，總體上是依賴外部經濟環境的。韓國的外貿依存度曾經一度超過100%（據世界銀行數據，2023年韓國外貿依存度為87.9%，觀察者網注），這意味著面對外部環境的沖擊，它的經濟非常脆弱。實際上現在全世界都處在不景氣的狀態，韓國僅靠自身的力量要去改變，難度是相當大的。

我們也看到李在明講要擴大內需。但是大家知道，韓國雖然有5100多萬人口，這個內需規模與韓國的產能相比是遠遠不夠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于，尹錫悅執政時期推行的親美政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深韓美之間的經濟聯系，導致韓國的對美貿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現在特朗普上臺加征關稅以后，韓國對美出口的鋼鐵、汽車、半導體等幾乎所有方面都是大幅減少。這樣的外部因素當然是韓國僅憑自身也無力改變的。

此外，剛才提到韓國內部的經濟結構，前三十大財閥占據了韓國GDP的70%水平。這也是韓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如果一個韓國人在大企業上班，總體上來說他/她屬于中產階級，其它的中小企業也要依賴大企業去從事生產。

在韓國，每一次進步派政黨上臺后都表示要改革財閥的體制，但是都沒能做到。我記得許多年前我在韓國，那是盧武鉉政府時期，他也提出了改革財閥、打破舊結構的目標，派國稅廳的人去三星調查。三星連門都不開，不讓人進來，一點辦法都沒有。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韓國越是經濟困難，越是需要財閥。就像您剛才講的，要發展經濟，但韓國的經濟基本面掌握在大財閥手上，所以政府又得去求財閥搞親大企業的政策。這些大企業通過自己的研究機構，比如三星經濟研究所、現代的經濟研究所出臺報告，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大企業的政策。

所以當韓國經濟困難的時候，提出去改革財閥，那將是難上加難。面對國內的經濟結構與外部環境，我認為李在明提出的大規模改革、實現較快經濟增長的目標比較困難。當年李明博時期也提出過類似的目標，比如經濟增長每年達到7%、人均GDP達到4萬美元。現在20年過去了，也沒有實現。原因就在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從此以后的全球經濟到現在都沒能完全恢復。

韓國過去5年來GDP同比增長率（棕）與季度增長率（綠） 數據來源：韓國銀行

那么韓國能怎么做？尹錫悅上臺后這幾年來，中韓關系惡化，韓國有意地想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其實韓國恰恰失去了最好的時機，因為中國經濟正處在結構性轉換的時期。韓國應該去利用這樣的機會與中國深化合作。但尹錫悅單方面地想要依賴美國。這屆韓國新政府才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來要分散對大國的過度依賴。這話首先是針對美國，當然也包括對中國。韓國如果要完全依賴某個大國，自身經濟會非常脆弱。大國的行動實際上也會影響全球經濟環境。

對韓國來說，要想宏觀層面通過大范圍改革恢復經濟增長，短期內我是比較悲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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