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一個月前（5月6日），今年將滿70歲的默茨終于當上了聯邦德國戰后的第十任總理。

可是，即便在其政治生涯的“頂峰級”高光時刻，挫敗依然與其如影隨形：在聯邦議會的第一輪選舉中，本應穩操勝券的他卻因聯合執政雙方三黨內部有人“背刺”而落選，創下了歷史記錄。

這一“美中不足”再次顯示，這位據說“能力超強，堪當大任”的政治家不僅命中注定當不了“福將”，而且每到關鍵時刻似乎總有“被人下蠱”的感覺。

5月6日的聯邦總理選舉，默克爾也出現在聯邦議院貴賓席上。她依然是默茨的政治“克星”？ 圖源：德媒

的確，政治挫折對默茨而言已是“家常便飯”：他在仕途上升期曾被默克爾排擠出局，重新出山后連續競選三次才當上基民盟（CDU）黨魁，今年大選的結果低于預期等等。

然而，即便他對各種“失意”已有相當的“免疫力”，這次的打擊在默茨心里投下的陰影依然不可小覷。畢竟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失敗記錄，讓他很沒面子。關鍵是，聯合執政雙方內部均有人“反水”，這不僅完全出乎他的預料，而且給他帶來極大的不安全感。

第一輪落選后，默茨身體僵硬、面色凝重。 圖源：德媒

人們不得不問：此番開局不利是否會扭曲他的從政心態，并給日后的政治決策和聯合執政帶來“后遺癥”？

有一點基本可以肯定：本已“躊躇滿志”的他如今更需要用“政績”去證明自己的能力和手腕。要知道，默茨蓄勢待發所“蓄”的并不只是從政多年的經驗和謀略，更是二十多年來的“隱忍失落”和“懷才不遇”。

現在，他來了，帶著滿臉的滄桑和滿腦的計劃。

“外交總理”

默茨5月6日當選為總理，并成立內閣；5月14日發表首份政府聲明，闡述了他的施政綱領。

新政府在內政方面的工作目標包括重整軍備、緊縮移民政策、為企業減稅、推動數字化、減少行政拖沓（官僚主義）等。從實際情況看，默茨在首月中唯有在移民/難民領域有所舉措。

顯然，內政的其他領域積重難返，新政出臺需要時間去周全考慮。而移民/難民事務雖然也是爛攤子，但拿外國人“開刀祭旗”，阻力相對會少些。關鍵是，默茨要以此堵住聯邦議會中最大反對黨“選項黨”（AfD）的嘴，為自己在外交舞臺上樹立威望爭取時間。

默茨之所以把自己的先期工作重點放在外交領域，主要出于以下考慮：

德國今年舉行大選，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行動力，缺席一系列國際重大事件和決策，在歐洲方面讓法國和英國占得先機，事實上削弱了德國在歐盟中的主導地位，所以需要盡快扭轉這一被動局面；

默茨是內政問題專家，在外交領域還是個“素人”，因此，他必須盡快在歐洲和國際舞臺上留下自己的腳印，樹立個人威望；

內政問題盤根錯節，牽一發而動全身，既要面對輿論，又受制于反對黨，執行計劃不會很快見效；外交方面相對“簡單”，在參與、斡旋、搭橋、拉攏、設局時，掣肘的因素比內政問題少很多。

基于以上考慮，默茨在組閣時決意把外交領域緊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外長只是他的意志執行者而已。

政府專機成為默茨執政首月的主要辦公地點之一

默茨也的確很努力，上任頭一個月內馬不停蹄地奔波在巴黎、華沙、布魯塞爾、基輔、地拉那、羅馬、梵蒂岡、維爾紐斯（立陶宛）、圖爾庫（芬蘭）、華盛頓等城市之間；在柏林總理府還接見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希臘總理米佐塔斯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等。

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默茨被德國媒體稱為“外交總理”（Au?enkanzler）。這個稱謂是被杜撰出來的，是外長（Au?enminister）和總理（Kanzler）的復合詞。它既包含對默茨外交努力的肯定，也有對其可能因此忽略內政的擔憂。

總理與外交的關系

眾所周知，外交是政府的關鍵部門之一。總理一般都很重視外交工作，有時甚至直接兼任外長一職，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總理就兼任過外長。

在德國，總理對外交事務有最后的決定權。也就是說，如果總理府與外交部出現意見分歧，前者可以最終拍板。但在具體實踐中，歷屆政府的做法又有所不同。這取決于聯合執政伙伴之間的權力分配。

德國政府的職權架構反映了國家內政外交方面的大背景和聯合執政的基本需求。總理來自聯合政府中的大黨，統領政務；而小黨的黨魁則會主管某一重要部委并兼任副總理，以此加強本黨的分量。譬如：

1）戰后第一任總理阿登納的內閣中，兼任副總理一職的是聯合執政的自民黨黨魁布呂歇（Franz Blücher）。他主管的部委叫“馬歇爾計劃事務部”，即后來的“經濟合作部”。為何？

當時，聯邦德國成立不久，主權有限，新政府的外交斡旋余地不大。對于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戰敗國德國而言，第一位的不是外交，而是經濟復蘇；而經濟要復蘇，自然離不開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因此，布呂歇執掌此部與此目標密切相關。

2）上世紀60年代末社民黨的勃蘭特（Willy Brandt）出任總理時，聯邦德國已擁有大部分主權，經濟奇跡也成就了戰后的復興。但面對冷戰格局，作為地緣處境介于東西方之間的德國，推行“主動”和“特色”外交便成了德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根據聯合執政協議，“小伙伴”自民黨的黨魁謝爾（Walter Scheel）擔任外長兼副總理。他在任內協助勃蘭特推動了旨在緩和與蘇東集團關系的所謂“東方政策”（Ostpolitik），包括1972年與中國正式建交。

1972年10月11日，聯邦德國外長謝爾、中國外長姬鵬飛在北京簽署建交公報。

之后的歷屆政府（施密特、科爾、施羅德、默克爾的第一至第三內閣），外交部始終掌握在聯合執政的“小伙伴”（小黨）手中。

作為德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大使，外長的出鏡率頗高，內政上又不太得罪人，不處在社會矛盾的風口浪尖上，所以，在政治家排行榜上，外長的得分往往最高。

這個局面直到默克爾的最后一屆政府才發生變化。

彼時的外交部雖依然重要，但不再是聯合執政“小伙伴”社民黨的首要目標，其目光已轉向“錢袋子”——財政部。外長由“第二梯隊”的馬斯（Heiko Maas）出任，而財長一職（兼副總理）則由黨內重量級人物朔爾茨（Olaf Scholz）執掌。

這一“轉識”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常青樹”默克爾任內對外交政策的主導作用越來越明顯：無論是調解俄烏沖突（明斯克協議）還是對華政策（先后12次訪華），處處都有這位鐵娘子的手筆；而外長基本上成了“跑腿的”或“擺設”，很難再體現聯合執政“小伙伴”在政府中的份量。

其次，2007年的次貸風暴、2008年的環球股災、2009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2020年的新冠病毒以及隨后的國際金融恐慌，均凸顯了國家金融財力的重要性。再加上默克爾執政后期德國經濟開始低迷，國內財政緊縮在所難免。因此，掌握權力很大的財政部便成了聯合執政“小伙伴”追逐的首要目標。

到了上屆“交通燈”政府執政時，人氣頗高且躊躇滿志的綠黨為了強力推行其政治理念（“以價值觀和女權主義”為主導的外交政策，環境保護和經濟轉型），對傳統的“形象部委”外交部和權力擴充后的經濟部勢在必奪。

最后，貝爾波克（Annalena Baerbock）出任外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則執掌“超級大部”經濟及氣候保護部并兼任副總理；而社民黨的朔爾茨雖然入主總理府，但對經濟和外交的影響力明顯降低。

當時，總理府與外交和經濟部的矛盾日益突出，對外發聲不僅不一致，而且觀點時常相悖。綠黨執掌的部委幾乎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也是“交通燈”政府提前解體的原因之一。

今年大選后，社民黨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由 “大黨”淪為“小黨”，但它給默茨政府帶來了以下兩大經驗教訓。第一，不再拘泥于自縛手腳的“債務剎車”（Schuldenbremse）機制，在新政府成立前便大規模舉債，以應對棘手的內政外交挑戰。第二，政令統一：總理必須重新拿回外交及經濟政策話語權。

默茨“首月外交”的得與失

默茨的外交思路不難辨析，它既包含了“舊規”，也增添了“新意”。

所謂“舊規”即指鞏固德法軸心，立足歐盟；所謂“新意”體現在擴大德法軸心范圍，把中東歐的代表波蘭拉入其內，建立“德法波”新軸心。

默茨當選總理后第二日首訪巴黎，并于當天飛往華沙。

德法關系歷來被視為歐盟的“定海神針”。阿登納與戴高樂、科爾與密特朗、默克爾與薩科齊/奧朗德的合作雖然主次關系發生了傾向于德國的變化，但相對還算平穩和諧。唯有朔爾茨和馬克龍之間頗有嫌隙，德法軸心“偃旗息鼓”，各唱各的戲。所以，默茨上臺前后努力拉近與馬克龍的個人關系。

這不是作秀，而是政治需要。

與前任朔爾茨一味追隨拜登治下的美國不同，默茨認為，普京的“侵烏戰爭”在用武力肢解歐洲，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則在摧毀北大西洋聯盟關系。面對這“東西夾擊”，歐盟的唯一出路和應對良策就是統一發聲，進而推動政治一體化。

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單靠業已式微的德法“雙套車”顯然不夠，重新啟用德法波的“魏瑪鐵三角模式”（Weimarer Dreieck）勢在必行。

首先，俄烏戰爭讓北約和歐盟東部承受不小的壓力。在援烏國家中，波蘭一直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面對歐盟內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國的親俄政府，利用并籠絡懷有“仇俄”情結、又同屬中東歐“維謝格拉德集團”的波蘭至關重要。

最后，波蘭是美國插在歐洲的一根“楔子”，將華沙納入歐盟的新軸心等于將權力和責任分攤給它，這樣有利于弱化美國對歐盟的影響力。

面對咄咄逼人的俄羅斯和越來越不靠譜的特朗普，德國亟須共享獨立于美國的歐洲核保護傘。而要實現這點，就繞不開英法這兩個歐洲擁核國。這恰巧又與脫歐玩了個寂寞的英國不謀而合，首相斯塔默上臺后一直試圖拉近和恢復與歐盟的緊密關系。

默茨想在歐盟內立威，外交是一條捷徑。但是，捷徑雖好走，攔路石卻不好搬，其中一塊就是烏克蘭問題。

難搬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沒有美國的支持，歐盟和英國無法自己解決持續三年的俄烏戰爭。普京只想與特朗普談，根本就不搭理這些美國的跟班們。而特朗普又有自己的算盤，他無意繼續糾纏在歐洲事務中，所以再三迎合莫斯科結束戰爭的條件。

默茨等人對特朗普雖然多次失望，但無奈還得設法拉華盛頓的那位“交易大師”上船。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5月11日發表在德國《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文章上的這張配圖。文章的標題是《然后，馬克龍掏出手機，按了通訊錄中“唐納德·特朗普”的名字》。

“電話那頭是華盛頓”——從左至右：英國首相斯塔默、烏克蘭小澤總統、法國總統馬克龍、波蘭總理圖斯克和德國新任總理默茨。 圖源：德媒

德國媒體的相關報道語焉不詳，但據事后內部傳出的消息稱，特朗普的態度讓圖片上的這幾位相當“震驚”，失望至極。顯然，老特沒鉆進他們設的局。

最失敗的是默茨在行前厲聲警告莫斯科：若不無條件停火，將遭到歐盟以及美國更嚴厲的制裁。

他是不知道西方制裁俄羅斯三年都未見效這個事實？還是相信手中還有更好的牌可打？

如此高調行走在外交舞臺上，結果一定很難堪。話說得那么滿，彰顯出默茨還缺乏外交經驗。

還有一個瑕疵也得記在默茨的賬上：他立足歐盟的外交思路沒毛病，只是在具體操作中沒有很好地體現這個思路，無意中“得罪”了被邊緣化的意大利。與特朗普頗有私交的美女總理梅洛妮感到被冷落了。于是，默茨借著去參加新教宗的就職典禮，趕緊去羅馬拜會梅洛妮，修補關系。

值得贊賞的是，默茨在以色列問題上的立場調整和直言不諱。支持以色列雖然是德國政府的所謂“國家理性”（Staatsr?son），也就是基于懺悔的既定國策，但面對內內塔尼亞胡政府在加沙地帶的濫殺無辜和反人道行為，默茨還是大膽提出了批評。德國外長瓦德富爾（Johann David Wadephul）周四（6月5日）在接待以色列外長時也不避諱，直接稱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政策（Siedlungspolitik）違反國際法。

默特會晤“有驚無險”

默茨外交路上另一塊更大的“攔路石”，就是周四（6月5日）的華盛頓之行。

按原計劃，默爾茨與特朗普應于華盛頓時間周四上午晚些時候先進行閉門會談，以便兩國領導人先私下解決可能的分歧。隨后雙方代表團共進午餐，之后才在著名的橢圓形辦公室共同亮相面對記者。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周三深夜，白宮方面臨時通知德方議程有變，橢圓形辦公室會晤被挪到午餐前，先面對記者。這讓默茨團隊措手不及，擔心特朗普又要搞“小動作”。

默茨本人似乎比較坦然，他行前多次表示，見特朗普之前，他不會服用任何安神藥，也不會以“乞求者”（Bittsteller）的姿態出現在白宮。

盡管如此，德國新總理及其團隊還是為此行做了精心準備，據說還推演排練了遇到各種情況時的應對方案。譬如，要把特朗普的作用放到美國解放歐洲（周五是“D-Day”紀念日）的歷史維度去加以贊揚（或提醒）；多讓特朗普說話（切忌打斷插話），這樣也能避免己方“語多必有失”；仔細觀摩以往成功會晤的范例（如北約秘書長呂特）等。

總之，德國代表團一行誠意滿滿，有備而來。

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默茨做到了少說多聽：他和特朗普的發言比例是1:9。

說到“有備”，默茨此次給特朗普帶去了一大一小兩份禮物。

“小禮物”是個人性質的，行前一直保密，直到在飛往華盛頓的政府專機上，默爾茨才現場錄制了一段視頻，展示他為特朗普準備的禮物：特朗普祖父弗雷德里克的德國出生證。這段29秒的視頻由默爾茨團隊在總理官方賬號發布，畫面中他自豪地手持這份歷史文件，顯然希望給特朗普一個驚喜。

至于這張“感情牌”是否能真正拉近默茨和特朗普的私人關系，并對之后雙方的實質性會談產生積極影響，眼下還不好說。但俗話說得好，“禮多人不怪”“官不打送禮之人”。特朗普愉快地接受了這份禮物，并承諾會把它懸掛在“榮譽位置”上，他的團隊隨后也在其社交平臺“Truth Social”轉發了相關片段。

“大禮物”則是未來幾年德國和歐洲將為提高國防力量投資數千億歐元。有了這筆巨款，歐美軍火生意未來可期，美國軍工企業將收到一筆又一筆的訂單。眾所周知，沒有什么比實惠的“交易”更讓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心的了。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賓主在橢圓形辦公室的會晤相當祥和順利，事先擔心的“澤連斯基時刻”并未發生。美國總統甚至贊揚默茨的英文很流利標準，并表示愿意發展對德友好關系。

默茨訪問白宮結束后接受德國媒體采訪中，也表示這次會晤效果出乎意料地順利。他說，雙方建立了不錯的私人關系。在之后的午餐過程中，他還就其他一些問題（包括雙邊貿易、關稅、俄烏戰爭等棘手話題）與特朗普深入交換了看法。有了這個不錯的開端和基礎，加上本月還有兩次見面機會（加拿大G7峰會和荷蘭北約峰會），默茨相信兩人的關系會進一步得到加強。

結語

本周五（6月6日），默茨任職總理滿月。

能到白宮去喝自己執政的“滿月酒”，不管是巧合，還是其他原因，默茨此舉多少說明他“夠膽”，多少有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氣概。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執政風格和行事方式產生了一個很怪誕的效應：對于外國政府首腦而言，在橢圓形辦公室只要沒有壞結果就是好結果。

德國媒體在評論默茨-特朗普會晤時，都為“沒有發生意外”舒了一口氣。有人甚至開始幻想德美關系和歐美關系或許會由此而“轉暖”。

對于此等想法，馬斯克-特朗普關系的結果應該成為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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