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底，繼洛川會議宣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決議后，新就職八路軍正、副總司令的朱德、彭德懷向全軍發出了抗日通電：

隨即，改編后的第115師、120師和129師陸續踏上了東渡黃河、奔赴抗日一線的新征程。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一個看似行云流水的番號改編過程，背后卻經歷了國共雙方一段漫長且艱難的爭論、談判，乃至軍事對抗過程。

不過，相比于外部預料之中的壓力和挑戰，紅軍內部對接受統一改編的思想轉變也經歷了一段曲折歷程。一來戰士們從感情上難以接受將番號、帽徽等改成昔日對手的現實，二來是因部隊縮編而帶來的指戰員層層下放，使得不少人心存委屈。

這其中，曾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在舊部改編而成的129師中出任副師長一職，一度令當時許多四方面軍出身的干部頗為費解。

改編八路軍之初，以紅軍當時的干部和地方兵員儲備而言，多設幾個師的番號也綽綽有余。只是，老蔣這邊表現的卻并不怎么友好。

按照紅軍提出的方案，全軍組成一路軍，設總指揮部，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司令，下轄以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軍長的4個軍、12個師、36個旅。

而國軍方面給出的方案是，紅軍只能編為2個師、8個團共1.5萬余人，且師上面不設軍和總指揮部，2個師直屬西安行營領導；軍官配備方面，除師長由紅軍指派外，副師長以下軍官統由南京配備。

很顯然，4個軍與2個師的差距實在太過明顯，也注定了改編談判的首輪“較量”不歡而散。

之后，為盡早奔赴前線抗日，紅軍做出了讓步，將原計劃中的4個軍12個師，改為由紅軍三大方面軍和陜北紅軍第27—31軍編成的4個師、12個旅約7萬余人。4個師的師長仍是林、賀、劉、徐四人。

之后，受寧夏戰役進展的影響，加之抗戰形勢迫在眉睫，紅軍在1937年3月被迫做出最后一次讓步，即紅軍編為三個主力師。若此方案仍未通過，紅軍將單方面對外公開改編結果并獨立領導抗日。

最終，雙方談判于1937年3月8日，艱難達成一致意見。而徐向前的師長名額雖在最后關頭被拿掉，但能與“軍神”劉伯承搭檔，他仍舊樂此不疲：

而相比于115師和120師，129師的情況略顯復雜一些。就成分而言，129師是以原紅四方面軍第4、第31兩個軍，以及一部分陜北紅軍共約1.3萬余人構成，但去除抽調留守陜甘寧邊區的聯防部隊，129師的實際機動兵力僅9100人，是115師和120師各自兵力的三分之二。

兵力上的差距，主要還是源于此前紅四方面軍在草地分兵和西路軍寧夏戰役期間的巨大損耗。尤其是寧夏戰役期間的河西走廊血戰，四方面軍主力紅9軍、紅30軍，以及一方面軍的紅5軍均傷及元氣。

假使四方面軍能單獨成師，徐向前擔任師長順理成章，也是眾望所歸。不過，由多支部隊合編而來的129師，以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擔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顯然也是一次合理的配置。

此外，西路軍寧夏戰役受阻時，劉伯承曾出任“援西軍”司令員，奉命指揮日后組建129師的兩大主力——紅4軍和紅31軍由陜西淳化、三原出發，日夜兼程趕赴河西走廊。

這種情況下，反復臨陣換將顯然是不合適的，也犯了兵家大忌：一來指揮班子要大改動，二來部隊戰略戰術也要重新適應。相反，延續以劉伯承為師長、張浩為政委的歷史組合，外加回歸的徐向前副師長，在確保部隊穩定的同時達到強強聯合的效果。

之后的一系列事實證明，劉伯承的銳利輔以徐向前的沉穩，促成了129師在抗戰中的輝煌戰績。

值得一提的是，在129師首任政委張浩因病到后方休養期間，劉伯承曾主動向教員提出由徐向前任師長或政委，與自己搭檔配合的方案。

但秉持“多用”和“大用”原則的教員，卻拒絕了劉伯承的這一意見。在他看來，徐向前的能力絕不局限于129師，更不僅僅局限在“副師長”位置上。

八路軍成立之初，教員親自“點將”徐向前前往山西參加統戰工作，與閻錫山和一眾晉綏軍同鄉打交道。直至129師奉命開赴山西抗日后，徐向前才率活動在五臺地區的八路軍769團歸建129師。

繼徐向前在統戰方面的“多用”后，接下來的抗日戰場上，教員又對他進行了“大用”。

太原失陷后，徐向前率129師一部脫離主力，在和順縣西部山區開展游擊戰爭，配合駐守榆社的湯恩伯部打擊日軍，同時開辟晉東南根據地。次年4月，徐向前又率129師和115師各一部進入河北南部，創建了冀南抗日根據地。

對徐向前獨當一面且能迅速打開局面的能力，教員是深信不疑的，也正因如此，身為129師副師長的徐向前從未被局限于指揮體系內，而是經常被賦予獨自領兵征戰的重任。事實證明，無論走到哪里，徐向前率部創造的戰績，絲毫不遜色于八路軍其他任何一支主力部隊。

1938年初，因韓復榘不戰而逃，山東全境幾乎全部淪于日軍之手。為穩住抗日根據地形勢，教員再次派徐向前火速奔赴山東，統一指揮黃河以北、山東境內及冀魯邊各正規軍和游擊部隊堅持抗戰。

此后的數年間里，徐向前指揮的山東縱隊與肖華的抗日挺進縱隊，以及陳光率領的蘇魯豫抗日支隊一道，成為山東境內抗日戰場的三支中流砥柱。

而徐向前指揮的山東縱隊因人數和戰斗力優勢，又被國軍統帥部稱為八路軍“徐向前部”。

不久后，徐向前與羅榮桓、朱瑞等人奉命組建并領導八路軍一縱隊，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地區的八路軍部隊。短短一年時間，一縱隊在日軍反復掃蕩、圍攻的不利態勢下，規模不降反增，由8萬余人一躍增加到15萬人。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山東根據地在徐向前、羅榮桓的建設下，逐漸成長為我軍最為穩固、最靠近前線的大后方，為抗戰和之后的解放戰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源、補給。而教員在評價幾人取得的輝煌戰果時也是大加贊賞：

1940年6月的“七大”召開之際，徐向前奉命趕回延安參加會議。會后，原本負責率新一批干部赴山東根據地工作的他，卻因行至延安南門山路時馬匹受驚，意外造成自己脛骨骨折。

因為這次突發事件，山東根據地工作交由羅榮桓全盤接手。而康復后的徐向前因身體條件的局限，已不適合長途跋涉的奔波，最終被教員安排與賀老總一道，指揮晉西北和陜甘寧邊區合編的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徐向前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值得一提的是，這支在八路軍120師基礎上建立的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助力徐向前創造了兩個與眾不同的記錄：唯一一位指揮過八路軍三大主力師的元帥和整個抗戰期間指揮過的部隊總數最多的元帥。

在擔負保衛任務的聯防軍中工作沒多久，教員又將徐向前調往抗日軍政大學擔任校長，既是為革命培養前赴后繼的人才，又是發揮對當時一眾戰將們沉下心來學習的監督作用。

面對性格內斂、沉默寡言的徐向前主動向自己傾訴不適合辦軍校的緣由，教員表示了充分的信任：

事實證明，教員的選擇是對的。細數徐向前在抗戰八年間的履歷，從山西到冀南到山東，再到延安，從統戰到統兵到根據地建設，再到辦軍校，徐向前承擔的任務最為繁重，卻也完成的最為出色。

人們習慣于稱他為“布衣元帥”，但在樸素的布衣之外，又是一位職業革命家的超凡膽識與突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