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3日，距離遵義會議結束后不滿一周的時間里，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收到一封標注“4A”符號的加急電文。

電文當中主要明確了兩個關鍵信息：一是中央紅軍已確定下一步入川的戰略目標；二是四方面軍應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敵后，策應中央紅軍北上作戰。

看完電文內容的徐向前眉頭緊鎖，立時陷入了沉思。原本紅一、紅四兩大方面軍會師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事，自己率部入川策應“老大哥”部隊也是責無旁貸的事情，可問題就集中在渡嘉陵江的戰略行動上。

嘉陵江中游以北水緩灘淺，適合大兵團橫渡，但過江之后，部隊將面臨劍門關天險阻隔和川軍鄧錫侯、田頌堯30多個團的圍追堵截風險，形勢并不樂觀。

記得在電影《血戰臺兒莊》中，川軍122師師長王銘章在奔赴藤縣一線戰場前，曾向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說了這樣一段話：

實事求是的講，川軍在長達20余年的軍閥混戰中雖留下了聲名狼藉的“雙槍兵”形象，精神萎靡、斗志消沉也成了川軍士兵們的常態，但這并不意味著川軍的戰斗力就可以忽略不計。

至少在徐向前看來，一旦四方面軍正面強渡嘉陵江，使川軍感受到兩大紅軍主力都將蜂擁而至四川境內，向來保存實力、厭倦內戰的他們難保不會使出渾身解數來拼死一戰。

果真那樣的話，紅軍在通曉地形且工事完備的川軍面前，免不了要栽一次跟頭。因此，大軍直接正面強渡嘉陵江的做法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隨后，在四川廣元蒼溪壩召開的緊急軍事會議上，四方面軍一眾名將就“渡江”話題爭執不下，正面強渡擔心傷亡太大，全軍偷渡又無法確保隱蔽性。討論到最后，還是徐向前一錘定音：

此言一出，眾人一時間都有些摸不著頭腦。出身于西北軍的孫蔚如是楊虎城手下最信任的得力干將，向來對內戰避之唯恐不及，算得上是個“老好人”。

而徐向前之所以舍近求遠，主動向駐軍漢中的孫蔚如所部發起攻擊，自然有他更為長遠的考慮，簡言之就是“調虎離山”。

川軍迫切希望將紅軍驅逐出省境，一旦四方面動身北上，出擊陜南，川軍鄧錫侯和田頌堯所部勢必會趁此向北進逼，直至將紅軍徹底堵截在四川省界以外。

而徐向前正是吃準了對方這種緊追不舍的心理，因此定下了這個調虎離山之計，最終目的是為四方面軍主力強渡嘉陵江爭取到寶貴時間和成熟條件。

另一邊的孫蔚如，雖然曾與紅四方面軍私下訂立“互不侵犯”盟約，但在一年多以前的川陜反“六路圍攻”期間，其所部迫于老蔣的壓力，還是出兵與四方面軍有所交鋒。

因此，無論從軍事行動還是戰略同盟的角度講，徐向前都認為有必要對陜南的孫蔚如敲打一番，一來為四方面軍主力強渡嘉陵江創造有利契機；二來對其形成震懾，徹底打破對方的內戰幻想。

當然，調虎離山的計劃雖然完美，但事態的發展走向卻有些出乎徐向前的意料……

1935年2月上旬，徐向前率四方面軍12個團奇襲陜南，并一舉攻占了川陜門戶寧強縣，而后一直向北推進到勉縣。

恰在此時，紅4軍軍長王宏坤從前線發來了緊急電報：

36團是紅四方面軍的王牌主力團，出現這樣的顯著傷亡，迅速讓徐向前意識到：迎面交鋒的對手不簡單。

果然，情報部門偵察后報告的消息顯示，36團的迎面對手，正是有著“老虎旅”之稱的陜軍第49旅，該旅編制齊全、裝備優良，是孫蔚如手下最精銳的一支部隊。旅長王勁哉更是曾洋洋得意的叫囂：

戰情緊迫，面對傷亡慘重的第36團，徐向前急需安排另外一支部隊來替補。思來想去，他最終敲定了有著“夜老虎團”之稱的紅30軍88師265團。

該團是軍長程世才傾全力打造出的“特種作戰部隊”，戰士們的槍法、刀法都是一流水平，且個個擅長翻山越嶺、穿插突襲，是全軍最具戰斗力的一支部隊。

隨后，在徐向前的統籌指揮下，一場堪稱教科書級別的夜襲戰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他一面令紅30軍擔任正面主攻，另一面讓紅4軍第10師從兩翼迂回，而最關鍵的一環，則是負責夜襲二郎山主峰陣地的265團。

全團戰士們兵分數路，在黑暗中翻山越嶺，憑借獨有的技巧開道指路、分辨敵我，悄悄摸上二郎山主峰陣地外圍，整個過程行云流水，神不知鬼不覺。至拂曉時分，265團團長鄒豐明以竹哨聲為號，瞬間讓主峰上的七八個險要處同時響起震徹云霄的爆炸聲，以及集體沖鋒的喊殺聲。

面對突如其來的265團，陜軍49旅被打得措手不及，慌亂中很快開始潰不成軍。面對紅軍的凌厲攻勢，王勁哉雖緊急收攏殘兵，試圖重占二郎山陣地，但終歸是有些蒼白無力。

整個陜南戰役歷時20余天，紅四方面軍先后殲敵4000余人，并成功調動胡宗南的中央軍和鄧錫侯的川軍換防，將嘉陵江中段的防線漏洞徹底暴露在紅四方面軍面前。

陜南戰役結束后，心情最難平復的大概就是陜軍主帥楊虎城了。

在他看來，紅軍的這次主動出擊無疑是違背了昔日雙方約定的“互不侵犯”盟約，但對四方面指出的“陜軍配合中央軍搞摩擦，率先違背盟約”的說法，楊虎城也是有苦難言。

簡言之，楊虎城認為，孫蔚如確實在紅軍入川后有過幾次交手經歷，但只是為老蔣準備的表面文章而已，因此所謂的“摩擦”也都是有苦衷的。

而更令楊虎城頭疼的是，隨著“老虎旅”遭受重創，老蔣令中央軍以此為由向陜西增兵，試圖架空并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由此導致陜軍與中央軍矛盾徹底激化，為之后的“西安事變”埋下了伏筆。

有意思的是，當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不久，楊虎城還曾專門就陜南戰役一事找周恩來“抱怨”，而當時隨一方面軍長征的周恩來并不清楚徐向前的這次秘密行動，更談不上出面勸阻，只能略顯感慨的安慰楊虎城：

當然，所謂的“不該打”主要還是基于影響紅軍、中央軍和西北軍，以及逐漸穩住陣腳的東北軍關系網，就戰略意義而言，陜南戰役卻是勢在必行的一次軍事行動。用徐向前的話講：

言外之意就是，當初川陜反“六路圍攻”期間，孫蔚如是做做表面文章，如今紅軍攻擊陜南也是出于同樣的戰略目的。

陜南之戰后，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一舉攻破川軍苦心經營3個月之久的400里江防，順利實現與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的目標。

至于調動中央軍入陜和促使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就都是后話了，無論是紅軍還是楊虎城，既無法做到事前預料，也無法做到事后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