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孩子，如果爸爸今天能出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你。"周建國聲音顫抖，緊握著電話，五十八歲的臉上布滿皺紋，眼里噙著淚水。法院宣判聲響起的那一刻，他的雙腿一軟，差點跪倒在地。

三十年，整整三十年的牢獄生活，幾千封上訴信如石沉大海，如今終于等到這一天——周家沉冤昭雪。窗外，他的妻子淚流滿面，已是白發蒼蒼。

01

1986年，湖中省林城市，夏天的夜晚悶熱潮濕。二十八歲的周建國是林城鋼鐵廠的一名普通工人，與妻子李梅和三歲的兒子周小軍住在廠區的家屬樓里。那是一個平凡的家庭，周建國勤懇踏實，李梅溫柔賢惠，小日子過得緊湊卻也幸福。

那天下班后，周建國和幾個工友在廠區小賣部買了幾瓶啤酒，聊著家常。席間，車間主任趙明提起了廠里即將分房的事情，說自己已經打點好了關系。周建國一直住在狹小的單間里，為了能分到一套兩居室，他試探著問趙明能不能幫忙。

趙明拍著胸脯保證會照顧他，但需要兩千塊錢的"活動費"。

"兩千塊？那可是我一年的工資啊！"周建國猶豫著說。

趙明冷笑一聲："那你就等著一輩子住單間吧。"

周建國回家后，和李梅商量了這事。李梅沉默了很久，最終嘆了口氣："咱們東拼西湊，向親戚借一點，湊齊這筆錢吧。小軍長大了，總不能還擠在一個屋里。"

第二天，周建國把錢交給了趙明，對方拍著他的肩膀保證："放心，這事我記著呢。"

當分房名單公布時，周建國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他找到趙明質問，趙明卻翻臉不認人，甚至威脅他："你要是敢聲張，小心工作都保不住！"

周建國氣得渾身發抖，但在那個年代，普通工人對抗車間主任幾乎沒有勝算。他只能咬牙忍下這口氣，李梅安慰他說："算了，咱們再等等吧。"

02

不甘心的周建國開始調查，發現趙明在分房過程中收了不少好處，至少有十幾戶家庭像他一樣交了錢卻沒分到房。他悄悄收集證據，打算向廠紀委舉報。

1986年8月15日晚上，周建國在車間加班到很晚。回家路上，他被幾個蒙面人拖進了一個廢棄的倉庫，遭到毒打。

"你小子不識好歹，這是給你的教訓！"為首的人聲音很熟悉，周建國幾乎可以確定是趙明的心腹張剛。

當晚十一點左右，滿身是血的周建國被路過的同事發現，送往醫院搶救。他的肋骨斷了兩根，頭部受到重創，昏迷了三天才醒來。

李梅在醫院守了三天三夜，她紅著眼睛問周建國："到底是誰干的？咱們報警吧！"

周建國搖搖頭："沒用的，他們有人撐腰。"

就在周建國住院期間，廠區內發生了一起命案——趙明被人殺害在辦公室內，兇器是一把沾滿血跡的扳手。由于周建國與趙明有過節，加上他被打的事情，警方很快將周建國列為嫌疑人。

盡管周建國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他當時正在醫院里昏迷，但警方卻提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推測：周建國可能是偽裝昏迷，趁夜溜出醫院實施了謀殺，然后又返回。

最關鍵的"證據"是，在趙明辦公室附近的垃圾桶里，發現了一條沾有血跡的毛巾，上面有周建國的指紋。后來證實，那條毛巾確實是周建國的，但他解釋說那是之前在車間擦汗用的，可能被人偷走栽贓。

在那個年代，刑偵技術有限，加上當地公安機關急于破案邀功，周建國的解釋沒有得到重視。很快，他就被正式逮捕了。

03

1987年春天，周建國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我沒有殺人！我是冤枉的！"法庭上，周建國嘶吼著，聲音嘶啞。

李梅抱著四歲的周小軍，淚如雨下。小軍不明白發生了什么，只是奇怪地問："媽媽，爸爸為什么在籠子里？"

判決后，李梅變賣了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四處奔走申訴。她找律師，找媒體，甚至嘗試聯系高層領導，但都如石沉大海。那個年代，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聲音太微弱了。

最讓李梅心碎的是，廠里的人開始疏遠她，鄰居們看到她就繞道走，小軍在幼兒園也被其他孩子孤立，被稱為"殺人犯的兒子"。

"媽媽，為什么他們都不和我玩？"小軍經常這樣問。

李梅只能強忍淚水，抱緊兒子："因為他們不懂事，媽媽永遠愛你。"

周建國在獄中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他一次又一次地寫申訴信，詳細描述案件中的疑點：為什么他在醫院昏迷的情況下能去殺人？毛巾上的指紋如何證明他就是兇手？

真正的兇手動機是什么？

這些信件如同石沉大海，很少有回音。偶爾收到的回復也只是簡單的"已收到，正在調查"，然后就再無下文。

兩年后，周建國的死刑被減為無期徒刑。這本應是個好消息，但對周家依然是漫長的煎熬。李梅不得不獨自撫養兒子，同時四處奔波為丈夫申冤。

04

十年過去了，周建國的頭發開始花白，李梅也早已憔悴不堪。小軍已經十三歲，是個懂事的少年。雖然他幾乎沒有父親的記憶，但母親常常給他講述父親是如何被冤枉的。

1996年，周家迎來了一線希望。一位名叫陳剛的記者偶然聽說了周建國的案子，對其中的疑點產生了興趣。他開始深入調查，發現案件中確實存在許多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