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國大典前夜，工程師們為紅旗升降系統“萬無一失”徹夜奮戰的場景，構成了徐工軍工基因的原始密碼。1943年誕生于許世友將軍麾下魯南第八兵工廠的徐工，血液里奔涌著軍工人的使命：從抗戰時期修理槍械、生產彈藥，到60年代制造原子防護門，再到1968年研制5噸軍用起重機。這家企業的每個歷史節點，都刻錄著國防建設的印記。

軍工傳統賦予的特殊責任，使徐工區別于普通商業企業。當徐工高空作業車以“7小時極限操作”完成天安門廣場花壇布置，當APEC會議和一帶一路論壇現場閃現徐工設備的身影，這種對國家使命的忠誠，構成了徐工最核心的軍工品格。

然而世紀之交的徐工曾深陷生存困境。1999年王民接手時，集團賬面負資產5億元，靠貸款發工資成為常態。歷史包袱使徐工在市場賽道上負重前行：剝離22家下屬企業需支付天價補償，至今仍背負近10億元遺留債務。

正是這種困境將徐工推向了資本誘惑的十字路口。2005年與凱雷的并購案震動全國——外資試圖以3.75億美元換取85%控股權。更深層的動機源自此前與卡特彼勒的失敗合作：“它壓制你、控制你”，王民如此總結外資的“戰略目的”。選擇財務投資者凱雷成為規避技術控制的“次優選擇”，這種在資本與技術夾縫中的掙扎，埋下了身份認同的隱患。

更大的危機在內部發酵。2019年曝光的“圖紙失竊案”敲響警鐘：內部技術人員盜取核心挖掘機圖紙，勾結外部制假售假。此案雖告破，卻揭示了軍工技術外泄的風險通道。當涉及軍隊裝備的關鍵圖紙可能通過內部人員流失時，軍隊采購的信任基石便產生了致命裂縫。

徐工的發展史貫穿著刀刃向內的自我革新。王民上任首日便向腐敗開戰：嚴查私吞資產、取消干部專車、清退多占住房。十八年間七十余名干部因未達“精力充沛、精力集中、精神抖擻”的標準被免職。“國企干部是國字號的，必須比民營企業素質更高！”這句口號折射出對國企人員政治品格的苛刻要求。

當徐工加速布局“智改數轉”工程，2024年與京東共建MRO采購平臺時，數字化越是深入，數據安全防護網就越需嚴密——尤其涉及軍用設備參數和供應鏈信息。軍隊采購禁令猶如一記警鐘，在徐工擁有15個海外制造基地、40個代表處的國際化征程中轟然鳴響。

徐州重型機械廠里，五十年前刻著語錄的壓路機仍在運轉，見證著計劃經濟時代的忠誠；而巴西礦山上奔馳的徐工礦卡，則展示著全球化時代的野心。當軍隊采購渠道關閉的消息傳來，工程師胸前的“XCMG”工牌依然醒目，但此刻的寂靜在警示世人：軍工血脈企業的每次技術迭代，必須以國家利益為源代碼；每次國際握手，都不可松開握槍的手。

這不僅是徐工的生存命題，更是所有軍工血脈企業在資本全球化浪潮中必須解答的時代課題——如何在開拓世界市場時，永葆軍工本色的純粹性？答案關乎的不僅是企業存亡，更是國家安全的長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