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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濤,29,毛澤東說,我們要把紅軍大學建成紅軍的黃埔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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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8日,黨中央在陜北延長縣交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 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與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提出了辦紅軍學校的建 議。

他指出:"要弄清西北局面及全國大局面,則要辦個高些的大的紅軍學 校,否則將來無干部。沒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會 犯罪。我們有責任引導同志們看得遠些,辦一所紅軍大學來培養干部,以適 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會議決定,在瓦窯堡創辦紅軍大學。

5月14日至15日,毛澤東在陜北延川縣大相寺召開紅軍團以上干部的會議 上強調指出,應利用全面抗戰之前的時機,抽調大批干部,從軍團領導到連 排基層干部,進紅軍大學學習,并要求各部隊必須把選送干部入學作為一項 戰略任務,保質保量地把優秀干部送到學校培養。

5月20日,由毛澤東主持,中央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研究建 立紅軍大學的具體問題。

我作為李德的翻譯,陪同出席了上述三個會議。

當時,紅軍學校的基本情況是:

一、四方面軍分裂后,干部團解散,所 屬干部戰士分配到戰斗部隊。 一方面軍到達哈達鋪后,重新成立了干部營, 營長陳奇涵、政委宋任窮、政治處主任莫文驊,繼續專職干部訓練。

1935年 11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 "干部營”與陜北根據地的“紅軍干部學校”在瓦窯堡合編為“紅軍學校”,1936年初,又改名為“西北紅軍大學”,校長周昆、政委宋任窮、政治部主任莫文驊、訓練處長郭化若。

軍事教員和政治教員總共有十幾人,在校學員只有一百多人。這是當時中央紅軍 唯一的辦學班底。中央決定在此基礎上,建立紅軍大學。

中央決定籌建紅大

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批準,宣布了對紅大領導班子的任命:

校長林彪、 教育長羅瑞卿、校務部主任周昆、教務部主任何滌宙、政治部主任袁國平。

教育委員會由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羅瑞卿、楊尚昆、周昆組成。

教員由 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張浩、凱豐、李維漢、楊尚昆、葉劍 英、林彪、羅瑞卿、羅榮桓、張如心、袁國平、董必武等擔任,并宣布將于1936年6月1日開學。

在宣布領導班子時,毛澤東說,我們要把紅軍大學建成紅軍的黃埔軍校,而且要比黃埔軍校強得多、好得多。辦學校最重要的是選擇校長和教員,同時,也要找個像鄧演達那樣精明強干、雷厲風行的人來當教育長。毛 澤東將羅瑞卿比作鄧演達,是很高的評價。

因為時間太緊迫,離開學只有不到十天時間,什么準備工作都還沒有 做,毛澤東決定成立籌備組。

組長羅瑞卿,成員有劉亞樓、莫文驊、周昆、 袁國平、何滌宙、伍修權、周文龍、郭化若、張如心和我等十幾人。

毛澤東 說 : “我們這里要教員沒有,要房子沒有,要教材沒有,要經費沒有。怎么 辦?就是要艱苦奮斗。”

羅瑞卿指派劉亞樓、周昆和袁國平負責與總政治部協商辦理學員選調,

周文龍負責校舍和教學條件的準備,張如心負責政治教材,

何滌宙、伍修權負責教學計劃,郭化若和我負責軍事教材。

我們夜以繼 日奮戰了一個星期,發動指戰員建造了窯洞,平整了訓練場,籌集和制作了 簡陋的桌椅板凳和教具,編寫和油印了教材,制訂了教學計劃,具備了因陋 就簡開學的條件。

1936年6月1日,在瓦窯堡米糧山一座廟堂前的大場院,舉行了紅軍大 學開學典禮。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出席,毛澤東講了話。

他 說,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軍校,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軍的骨干,為 北伐的勝利作出了杰出貢獻。我們紅軍大學要繼承、發揚、光大黃埔精神, 為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要辦好紅大必須要有堅定正確 的政治方向,要有團結緊張、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要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周恩來宣讀了彭德懷代表正在征戰的紅軍將士給林彪和紅大全體教職員 工發來的賀電。

1936年10月,紅二、紅四方面軍相繼結束長征,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 師。12月下旬,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隨后東北軍主動撤出延安,紅大隨 中央和軍委遷至延安。

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發展起 來,全國民眾抗日熱情日益高漲,白區成千上萬的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踴 躍奔赴延安。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軍委于1937年1月19日決定, “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

同月,我調離保安衛戍司令部,到抗大三科(又名慶陽步兵學校)擔任軍事教育處長。

到職后,我即對學員現狀進行調查研究。

首先是填表摸 底,準確掌握學員的姓名、年齡、籍貫、軍齡、黨齡、文化程度、原單位、 任職、參加過的戰斗、立功受獎和處分等基本情況。

然后是文化測驗,我出 了一些簡單的中文、算術、政治、時事、自然常識的題目,對學員進行筆 試,分出了優、良、中、差。然后按照文化程度編班,因人施教地進行文化 補習。

軍事摸底主要是通過組織實彈射擊和投彈、刺殺、軍體測試,了解他 們的水平。

我的教學指導思想是:從零開始、打好基礎,技術為主、戰術為 輔,學以致用、速見成效。

安排的教學內容是三分政治,主要講形勢、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黨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紅軍的基本任務等。

七分軍事,主要 是射擊、投彈、刺殺、土工作業、軍體等技術訓練。也講授單兵、班、排和 連的進攻、防御戰術。還要講授如何帶兵,并組織學員座談討論。

開學后不 到兩個月,周昆、袁國平、郭化若通知我,要對全校學員進行階段考核,檢 驗教學質量。文化考試,由校訓練部統一出題。軍事考核由我負責,分為實 彈射擊、投彈(投遠和投準)、刺殺(基礎動作和對刺)。全校一千四百余 學員,文化考試,只有六人不及格。軍事考核,百分之八十六的學員獲得優 和良。尤其是實彈射擊,只有兩個人不及格。抗大和步校的首長對考核成績 均表示滿意。

1937年3月,羅瑞卿從延安來到慶陽,專程商調我到抗大總校事宜。

在與 他縱馬去延安的路上,羅瑞卿說: “調你到總校,真是不容易。磨破了嘴, 說破了天,他們就是不松口,再三強調你才來了不到兩個月,軍事教育剛剛 步入正軌,怎么能調走呢?

我告訴他們,步校需要你,總校更需要你,要他們顧全大局。他們說,步校是抗大的一部分,步校搞好了,就是顧全大局。

實在沒法子,我才使出最后一招,告訴他們,調你到總校是主席決定的。

主 席說:‘抗大學員大多是身經百戰的高級指揮員,現在讓手下敗將來教如何帶兵打仗,豈不是笑話!

白區知識分子紛紛涌來延安, 一入校就問,教官都是什么人?有沒有社會名流?有沒有知名教授?有沒有留過洋的?

我看還是把王智濤調回抗大總校,請這位軍事教育專家出任首席教官,才能壓得住臺。’

周昆、袁國平聞聽是主席指示,才不得不放人。”

羅瑞卿接著說: “主席欽點,并要我親自來接你,說明對你寄予厚望。你可要把軍事教育的 擔子挑起來。"

到總校后,我擔任了軍事教育科科長,并兼任一、二、五隊的軍事教員。科里的軍事教員還有譚希林(負責三隊)、韓振紀(負責四隊)、曹里懷(負責六隊)、李東朝(負責七隊和八隊)。

毛澤東找我談教育問題

1937年3月下旬的一天,羅瑞卿通知我去主席處談話。

步入主席的窯洞, 他熱情地與我握手,親自倒了一杯茶后說,今天請你來,專門談談教學問 題。我要羅瑞卿把你接回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抗大太缺乏軍事教員了。

你掰著手指頭算一算,能挑得起軍事教學的人有幾個?自己培養的人太少, 水平不敢恭維,不得不用俘虜來的舊軍官。無可奈何,這就是現實。

我聽恩來和伯承說,你回國時就要求到戰斗部隊去,不愿意去學校,是不是看不起教員啊?

我也是教員,不過沒有吃過洋面包。我們不要妄自菲薄,教員是世 界上最無私的職業,一不謀官,二不為利,把一切獻給革命。像蠟燭那樣, 點燃自己照亮別人,品德高尚,令人尊敬。

革命是億萬民眾的事業,要凝聚 軍心民意,團結起來,共同奮斗。革命單靠勇敢不夠,要有本事。教員就是 教本事的,甘為人梯,樂得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藍勝于藍。教員要有凝聚力 和號召力。師道尊嚴,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弟子過三千,桃李滿天下,一 呼百應,把大家團結起來,為共同的目標去奮斗。

中國革命很不容易,紅軍 的道路艱難曲折, “左”傾機會主義使紅軍和根據地蒙受巨大損失。經過長 征,我們重新打開了局面。現在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在形成,大規模的 全面抗戰就要開始。我黨我軍急需大批干部分赴各地,領導抗日。抗大必須 擔負起迅速培養干部的重任。



時任抗大軍教科長的王智濤

毛澤東喝了口水后繼續說,辦好學校,一靠學校領導,二靠教員。你是軍教科長,又是從蘇聯回來的紅色教授,是軍事教育的領頭人。你要發揮旗 幟作用,搞出點名堂來,先培養出十幾個、幾十個、乃至幾百個軍事教員, 這樣,抗大的事情就好辦了。

我回答說: "我是搞過幾年軍事教育,但遠遠不夠專家、教授資格。 主席如此教育和鼓勵,我一定不辜負您的期望,努力做個軍事教育的排頭兵吧。”

回校后,我將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向羅瑞卿作了匯報。他要我整理成文, 在抗大校刊上發表。文章發表后,毛澤東的談話在抗大廣為傳播,為堅定教 職員工獻身教育事業起到很好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李志民、莫文驊、郭林祥等同志撰寫的回憶抗大的文章中都曾談到。

幾天后,林彪把我叫去,在座的還有羅瑞卿、劉亞樓。

林彪問: “到總校后還習慣吧?對工作和生活安排有什么意見?進入情況沒有?對軍事教 育有何考慮?”

我一一作答后,林彪說: “主席很器重你,調你來擔任首席軍事教官,就是希望能改變軍事教育現狀,使抗大成為培養指揮員,特別是 高級指揮員的搖籃。

我們大多數干部文化程度和軍事素養不高,沒有接受過 軍事學校的正規教育,軍事理論水平很低,不提高就不能適應抗日戰爭的需 要。

現在,抗大軍事教員一是少二是差,照主席的指示辦,先解決這個問題 吧!"

羅瑞卿接著說: “我和亞樓一個教育長,一個訓練部長,主管軍政教育,但是,都沒有在學校干過,今后,軍事教育這一塊你要多負些責任,多出主意,我們支持你。"

毛澤東和校領導的談話,令我感到擔子重,責任大,決心潛心鉆研,努 力工作,不能辜負他們的信任和期望。

軍事教育排頭兵

為落實毛澤東和校首長指示,我對紅大一期以來軍事教育基本情況作了調查研究,認為何滌宙主管軍事教育時,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沒有制定教學大綱,缺乏統籌規劃,對軍事教育的目的、實施軍事教育的方針和具體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不明確。

二是學期軍事教育計劃過于簡單粗糙,不能有的放 矢,因人施教。

三是如林彪所說,軍事教員太少且水平不高。

經過反復思考并與科里幾位軍事教員多次研究討論,決定采取必要措施改變現狀。

舉辦教員訓練班

為了盡快培養出十幾個、幾十個軍事教員,我提出舉辦“教員訓練班” 的建議,并起草了訓練計劃和實施細則。

羅瑞卿聽取匯報后說: “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你的想法也很好。馬上把培訓教員的工作抓起來。具體怎么做不必再討論了,就按你的計劃辦。我和校長做你的后盾,要人我給你派, 要物我交代校務部安排,先辦起來再說,邊辦邊改進。"

我和郭化若、馮達飛、蘇進等人商量后,報告羅瑞卿批準,從學員中抽 調了二十多名文化程度較高、學習成績較好、具有比較豐富的實戰經驗和口才不錯的團以上干部,進行集中訓練,由郭化若、馮達飛、蘇進和我授課。

我們采用速成教學法,講授了必修的基礎課程,通過示教講授了教學法,通 過示范、示練講授了會操、技術考核、戰術演練、戰斗演習的組織實施。

經 過三個月的培訓和傳、幫、帶,黃經琛、廖冠賢、何政文、盛子華、陳文彪、陶漢章、賈若愚、王泮清等二十多位同志通過考核,成為第一批教員訓 練班畢業學員,被分配到各隊擔任排、班長兼教員。

他們不但直接授課,而 且還負責學員的行政管理。實行一元化領導,既保證了以教學為中心,又解 決了教學和行政管理的矛盾。

林彪、羅瑞卿表揚說:“辦教員訓練班是個好辦法。有質量、有數量地速成教員,初步解決了抗大嚴重缺乏軍事教員的困 難。抗大今后要把舉辦教員訓練班當作一項制度來堅持,即使教員夠用了,也要把那些教學水平較低、教學效果較差的教員抽出來回爐再訓。”

到第三期時,我從二期畢業的學員和三期新入學的學員中又抽調了二十 多位優秀的旅團干部,再次舉辦教員訓練班。

先是何畏任隊長,他逃跑投敵后由韋杰接任。

學員有聶鳳智、吳烈、李夫克、韓偉、胡登高、羅華生、覃健、徐德操、黃新亭、汪德、鐘偉、潘焱、陳海涵、吳恒富、譚善和、沈啟 賢、沈敏、葉蔭亭、陳文彪、杜劍華、王文科、粟毅、賴光勛等人,仍由郭化若、馮達飛、蘇進和我授課。李德也擔負了部分教學工作。

以后的四期到六期,仍然堅持每期必辦,規模越來越大,第五、第六 期,還各辦了兩次。這樣,由我負責主辦的教員訓練班前后共七期,畢業學 員達五百余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或是擔任了抗大總校和各個分校的軍事教 員,或是擔任了軍事教學的領導工作,為抗大總校以及后來陸續成立的十二 個分校和若干附屬中學奠定了師資基礎。

舉辦各類短訓班和集訓隊

1938年1月,軍委參謀長滕代遠、總參謀部部長聶鶴亭對我說: “八路軍總部和各師、旅、團司令部組織指揮能力不強,參謀業務水平不高,不適 應對日作戰需要,可否派教員下部隊巡回指導?”

我思考后回答:“到總部和三個師去,起碼要四個組。我們軍事教員不多,能教授司令部工作和參謀業務的更少,搞一個小組還湊合,再多就沒人了。不如抗大辦參謀訓練班, 請各旅、團參謀長,作戰股長來受訓。”

滕代遠欣然同意。我擬訂的計劃經 林彪、羅瑞卿報滕代遠批準后,參訓班于1月22日開業。

滕代遠、聶鶴亭率 總部各局局長郭天民、曾希圣、黃春圃(江華)、王錚以及二十多位參謀, 一一五師副師長陳光、一二0師參謀長周士第、一二九師參謀長倪志亮分別 率所屬旅、團參謀長、股長、參謀,總共二百多人參訓。

訓練班編成三個 組:參謀長組,作戰科、股長組,參謀組。

教學內容分別為公共科目和專業 科目。

公共科目有圖上作業(識圖、用圖、標圖、圖上推演、沙盤作業)和 戰時司令部工作(偵察、通信、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組織協同、擬制戰斗 文書、敵情通報、下達作戰命令、檢查、督促部隊執行首長決心、匯報和通 報戰況、戰斗或戰役總結)。

專業科目有兵種知識、工程知識、軍事地形 學、協助首長定下作戰決心、協助首長應對戰場突發情況、做好首長代理人 準備。

三個組都要參加公共課目訓練,但側重不同,參謀長組在掌握公共課 目的基礎上,重點學習專業科目。我負責參訓班整體教學,兼授參謀長組專業科目。

譚希林、賴光勛負責圖上作業。

曹里懷、馮達飛負責司令部工作。

韓振紀負責沙盤作業和實兵演習導演。

學期為一個半月。前三十天是課程講 授和室內訓練、討論,后十天參加抗大組織的科目為“在團的背景下,前衛 營遭遇戰斗”的演習,最后五天考核和總結。

參訓隊結業后,滕代遠滿意地 說 : “讓我當軍委參謀長,心里直發毛,自己不懂,局長、參謀也幫不上 忙。當了一個半月學員,算是有點底了。”

我說:“應急訓練,突出重點, 速學速成,入門而已,還要靠實戰錘煉和深造。建議參謀長下達指示,要求 各級司令部利用戰役間隙,抓緊自身司令部工作和參謀業務訓練。"

葉劍英擔任總參謀長后,要我辦過兩期參謀訓練班,兩期火炮訓練班, 一期工程爆破集訓隊。短期集訓是解決前線急需專業人才的好辦法。



1938年4月王智濤為抗大學員授課

何滌宙在長征歷盡千辛萬苦終于走到陜北了,而且作為工兵教官在長征中架橋也做出大力貢獻(王耀南回憶錄也有提到)。可以說是在長征中用行動證明已通過“審查”,為什么還是借口去看病,到國統區后就不辭而別?很多資料都沒有詳說原因。

在王智濤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兩點:

1、“‘抗大學員大多是身經百戰的高級指揮員,現在讓手下敗將來教如何帶兵打仗,豈不是笑話!”這種認識在紅大學員中應該不是少數,即使建國后,劉伯承在南京組織開國將校培訓學習,教員很多是國民黨軍校的職員,當時這些將校也是持這種看法,鬧到沒辦法上課。

2、王智濤提到的何滌宙辦學中的問題,即使說明他的能力不行或者說不被認可。

這兩點是否也是他出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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