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段時間，俄羅斯多次提及“中俄印”大三角，俄羅斯外長更是在會議上多次提出，這“三駕馬車”得重新跑起來，才能打破西方對俄羅斯的圍堵。

上世紀 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以美蘇對壘的兩極體系已不復存在,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各種力量不斷出現新的分化組合。而在1998年前后的俄羅斯正處于政治、經濟最艱難的時期，美國咄咄逼人的態勢,又使俄羅斯感到日益增長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危機已越來越危及俄羅斯的生存。

而此時的中國和印度在經濟改革中逐漸強盛起來，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使中印兩國的國際地位也隨之得到提升。于是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里馬科夫提出了俄中印建立"戰略三角"的構想,共同對付美國的單邊主義。普里馬科夫認為中俄印三個國家算得上是近鄰,雖然俄羅斯與印度不接壤,但是它仍是印度首要的武器供應國。

無論是中國和俄羅斯也都曾往這方面努力過，從2005年開始，中俄印三國多次召開外長會議，合作之手也相繼觸及到貿易、外交、安全合作等領域。但是自從2017年中印邊境矛盾之后，再加上俄羅斯因為克里米亞問題被西方制裁，這機制就暫停了下來。

實際上，對于和印度深化合作，中國這些年一直就不抱有太大期待，大多數印度學者認為，需要利用中國周邊國家和美國在戰略上的共同點，以對沖中國崛起可能產生的不確定性。

中印之間有天然不可調和的矛盾，印度的大國夢籠罩著一種濃重的“中國情結”：中國是印度所追求的大國地位的參照底線，也是印度大國地位的競爭者或超越的對象，同時還是影響印度崛起的關鍵外部因素之一。成就大國是一國的基本權利，做大國夢本身沒有太多值得詬病的地方。

印度一直想成為南亞霸主，但是印度定義的南亞和地理書的南亞并不一樣，印度的南亞即“從西邊的波斯灣橫跨 到東邊的馬六甲海峽，從北部的中亞各共和國直到南部的赤道”。

再加上，21世紀初，美國戰略界開始討論打“印度牌”來對沖不斷上升的中國影響力的問題。這些關于“印度牌”的討論，是20世紀90年代末在美國媒體和國際關系學術界中開始流行的“中國威脅論”的背景下出現的。克林頓于2000年3月對印度的訪問，標志著美國對印度態度的變化。自從，印度就成為了美國扼制中國發展的一顆棋子之一。

而中國對于印度態度的變化，這是要從巴基斯坦公開宣布中國同意出售殲35、空警500以及紅旗19開始的，尤其是紅旗19的出售，意味著中國對印度戰略的變化。

紅旗19入巴就相當于在中國西南方向構筑了一道“反導墻”。印度長期以來將核力量視為對華戰略威懾的重要手段，紅旗 19 部署在巴基斯坦后，能夠有效攔截印度發射的中遠程核導彈，極大削弱印度對華的核威懾效力。這迫使印度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的核戰略，將原本部署在中印邊境的防空資源向巴基斯坦方向傾斜。印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與精力，研發新型導彈、提升防空反導能力，以應對巴基斯坦裝備紅旗 19 后的戰略態勢變化。如此一來，印度在中印邊境可投入的軍事資源相對減少，無形之中極大減輕了中印邊境的軍事壓力。從戰略層面看，紅旗 - 19 入巴成功達到了牽制印度的目標。

美國長期以來，將印度視為制衡中國的重要 “棋子”，在印太戰略布局中，不斷唆使印度在邊境地區制造摩擦，試圖通過印度來分散中國的戰略注意力與軍事資源。然而，隨著紅旗 19 入巴，印度在軍事上疲于應對巴基斯坦，在邊境地區消耗大量軍力，其對于美國而言，作為制衡中國最大的價值逐漸喪失。美國妄圖通過印度來遏制中國發展的 “印度牌”，在這一系列戰略變化下失去了原本的效力。

在沒有了美國的唆使，且印巴邊境局勢持續消耗印度大量軍力的情況下，此消彼長，中國得以在臺海、南海等戰略方向贏得更大的戰略自由度。

當中國在印度洋方向主動出擊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我們對于印度的態度發生了改變，而俄羅斯提出的中俄印大三角自然也就不可能再實現了。

實際上，當前中國在全球深化合作的方向，早就轉向了東盟、南美以及中東（海合會），這才是中國未來經濟深化合作的主要方向，不得不說，俄羅斯打的一手好算盤，當前的俄羅斯深陷俄烏戰爭泥沼，金融、能源、科技、軍事全被卡脖子。俄羅斯沒辦法，只能把目光轉向東方。而和中國的深化合作也讓俄羅斯經濟得以持續發展。

而俄羅斯想在和中國的合作上在拉入印度，自然是為了在國際上更好對抗歐美，為自己增加籌碼，但正如當初伊朗提出中俄伊大三角一樣，俄羅斯提出中俄印大三角，中國同樣的不回應，那就已經說明了我們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