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持續對以色列發起的導彈攻勢，其實際打擊力度與其強硬宣言之間存在顯著落差，行動上表現出越來越軟的跡象。

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明確表示，德黑蘭準備就放棄和發展核武器達成協議，并補充說只要以色列停止在該地區的“侵略行為”，伊朗就將停止對以色列的任何襲擊。

這種姿態，對于一個擁有2000多枚彈道導彈儲備、理論上具備對以色列構成嚴重威脅能力的中東地區大國而言，顯得與其體量極不相稱。

理論上，伊朗若采取真正強硬策略，完全可以利用其高超音速導彈精準打擊并癱瘓以色列的關鍵基礎設施如港口、機場，再輔以大量普通彈道導彈飽和攻擊高價值目標。

以色列國土狹小、缺乏戰略縱深的弱點，使其在面對伊朗全力導彈打擊時承受力有限。

然而，伊朗的實際行動卻遠未達到這種程度。除了早期一波次中可能包含高超彈對港口和煉油廠的打擊外，后續攻擊多集中在象征性目標上，效果有限，“雷聲大雨點小”。這種戰略上的軟弱，根源在于其內部深刻且復雜的政治分裂。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建立的獨特伊斯蘭共和國體制，被西方世界廣泛界定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權”并視為重大威脅，導致伊朗長期遭受嚴厲的政治孤立與經濟制裁。

高壓環境催化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形成了保守派、改革派、溫和派、務實派和激進派等主要派系。其中，保守派與激進派主張對西方采取強硬對抗；改革派和溫和派則尋求改善國際關系、解除制裁；務實派立場相對靈活，近年有與保守派融合趨勢。盡管憲法賦予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至高無上的最終決策權，但總統作為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其政策傾向對內外事務同樣具有重要影響。

歷史上，拉夫桑賈尼、哈塔米、魯哈尼等改革派或溫和務實派總統，都曾推動與西方接觸、社會開放，其路線常與最高領袖的保守強硬立場存在分歧甚至沖突。

現任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在伊以沖突持續升級的背景下，其政府仍保持著與美國的接觸渠道，尋求談判途徑。這種內部的不統一與政策搖擺，不僅削弱了伊朗對外戰略的連貫性和威懾力，更被外界視為其安全體系的重大漏洞。

革命衛隊作為強硬派的重要堡壘，其高層指揮官近年來接連遭遇精準暗殺，損失慘重。這種“斬首”式打擊極大削弱了強硬派力量，客觀上為尋求與西方緩和的力量騰出了更多話語空間。

伊朗在軍事行動上的克制與外交言辭的軟化，非但未能換來以色列的收斂，反而助長了其進攻態勢。以色列已多次成功空襲伊朗本土目標，特別是針對其核設施及軍事設施。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公開宣稱，以軍將繼續襲擊這些設施，“以剝奪伊朗的核能力并削弱其武器系統”，其目標是將“德黑蘭變成貝魯特”——意指像空襲黎巴嫩首都那樣持續、高強度地打擊伊朗。有評估認為，伊朗的防空體系在以色列的持續空襲下已遭受重創，幾近癱瘓，難以有效阻止空襲。以色列的打擊行動至今仍在持續。

伊朗當前面臨的最危險前景，便是重蹈敘利亞的覆轍。其內部派系林立、并非鐵板一塊的政治生態，加上被嚴重滲透的情報和安全體系，使得政權穩定面臨巨大風險。一旦內部矛盾在外部持續高壓下激化，伊朗政權存在步阿薩德政府后塵、陷入嚴重動蕩甚至垮臺的可能性。

而這正是以色列所樂見的結果——一個分裂虛弱的伊朗，將使以色列坐實“中東小霸王”的地位。

伊朗并非沒有歷史教訓，魯哈尼政府時期簽署伊核協議的巨大讓步，換來的卻是特朗普政府的單方面撕毀協議和更嚴厲制裁，美國的“拉攏”迅速轉變為全面打壓，迫使伊朗進一步倒向中俄。當美國明確展現出顛覆伊朗政權的意圖后，魯哈尼黯然下臺，改革派在政治博弈中落敗。

然而諷刺的是，當下伊朗的領導層似乎并未深刻汲取這一慘痛教訓，在強敵環伺、內部不穩的危局下，其展現出的戰略猶豫和妥協傾向，無異于重蹈覆轍。若伊朗不能從歷史中警醒，堅定捍衛自身核心利益與安全，其最終可能面臨的嚴峻后果，也只能由其自身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