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家康

八七會議后，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后黨的早期領袖，時年28歲。1935年2月24日，他在福建省長汀縣水口鎮小逕村牛莊嶺附近被俘。在近4個月的囚禁中，敵人輪番威逼利誘，面對生死抉擇，他泰然處之，一句“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頁）展現出高尚的人格和堅定的信仰。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公園從容就義，時年36歲。他的一生短暫而又偉大，理想和信仰是他砥礪前行的燈塔。

“青年時期走上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

瞿秋白說：“我家因社會地位的根本動搖，隨著時代的潮流，真正的破產了。”母親為負債所困，感到無路可走而尋了短見。父親去濟南投奔朋友。弟妹們也各自離散，天各一方。1916年12月，瞿秋白來到武漢，投奔堂兄瞿純白。不久，又隨堂兄來到北京，本打算報考北京大學，可北大的學費高昂，他只得去報考不收學費的俄文專修館。

五四運動爆發時，瞿秋白毫不猶豫投身其中成為積極分子，并因此兩次被捕入獄。監獄的惡劣條件，使他吐血不止而患上了肺病，成為伴隨他一生的痼疾。在俄文專修館的學習，使他的俄文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可以借助詞典閱讀和寫作，于是，他很想向中國讀者介紹俄羅斯文學。1919年9月15日，他翻譯的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閑談》，在《新中國》第一卷第五期發表，這是他翻譯的第一篇文學作品。

1920年秋，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招聘駐外記者，瞿秋白應聘為北京《晨報》特派記者。次年1月25日，他歷盡艱辛到達莫斯科，在這里廣泛地采訪各界人士，向國內發回報道、通訊和政論文章。除此之外，他還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任教，擔任政治理論課的翻譯，也是從這時起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正是這段經歷使他“對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都比較有興趣”。

1922年2月，瞿秋白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坦言：“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多余人心史》，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52、53頁）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時，陳獨秀出席了會議，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

◆瞿秋白編輯的《魯迅雜感選集》，精挑了魯迅不同時期的雜文75篇，并撰寫了長篇序言，高度贊頌其雜文的社會價值和深刻內涵。

會后，瞿秋白隨陳獨秀回國。1923年初夏，瞿秋白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還參與編輯《向導》，并擔任上海大學學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10月初，赴廣州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在國民黨一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在中共四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27年，在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傳部。大革命失敗后，瞿秋白在黨的八七會議，被選舉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主持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時年28歲。

但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對瞿秋白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解除了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瞿秋白退出了中央領導崗位，開始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文化工作上。他時常化裝去城隍廟聽民間藝人的說唱，創作說唱劇本《東洋人出兵》等。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海參崴召開時，他撰寫的《中國拉丁化字母》被作為會議討論的基礎性文件，后又由此修改成《新中國文字草案》。

瞿秋白和上海文化界交往廣泛，與茅盾、馮雪峰、田漢等常來往。通過他們與魯迅建立了聯系，開始書信來往。瞿秋白給魯迅的信中說：“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魯迅回信瞿秋白以“敬愛的同志”（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頁）相稱。魯迅看他居無定所經常搬家，便幫助他搬入了東照里。這里與魯迅的居處只隔一條街，他們得以經常見面。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說：“魯迅幾乎每天到東照里來看我們，和秋白談政治、時事、文藝各方面的事情，樂而忘返。”（同上，第394頁）

這段較為安定的生活環境對于瞿秋白來說非常珍貴，他因此創作了多篇雜文，其中幾篇是與魯迅漫談后寫成的。許廣平回憶說：“這些文章大多由瞿秋白執筆寫出。他下筆極迅速，住在我們家的時候，每天午飯后至下午二三時為休息時間，我們為了他的身體健康，都不去打擾他。到時候了，他自己開門出來，往往笑盈盈地帶著犧牲午睡寫的短文一二篇，給魯迅來看。魯迅看后，每每無限驚嘆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無倫。”（《憶秋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79頁）瞿秋白是國民黨當局重金懸賞的共產黨要犯，隨時都處于危險之中，從1932年11月下旬到1933年9月，魯迅四次為他提供了避難所，保證了他的安全。

1933年底，臨時中央來電通知瞿秋白去江西瑞金中央蘇區。他對此很興奮，楊之華看到“他平靜地點燃了煙斗，安詳地吸著，縷縷青煙緩緩的升騰，好像帶著他的心飛向遠方”。和茅盾、魯迅話別后，他便啟程了，那是1934年1月7日深夜，那一夜，離別的情景永遠地定格在楊之華的腦海里，“快到弄堂口，他停下腳步，回頭走了幾步，在白雪紛飛中顯得昏黃暗淡的路燈下凝視著我，緩緩地說：‘之華，我走了。’”（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6頁）這一走，瞿秋白告別了生命中曾經相依相伴將近8年的上海和這里的親友。

化名林琪祥，編造假履歷以求脫身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撤離中央蘇區。身患肺病的瞿秋白被留了下來，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兼后方辦事處人民教育委員。主力紅軍撤離后，國民黨以十萬大軍，向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發起“全面清剿”，手段極端嚴酷，修公路，筑碉堡，實行包干責任的“劃區清剿”。

留守同志的生活成了最大的問題，糧食短缺，食油匱乏，食鹽奇缺。為了隱蔽自己，夜晚不能生火，白天不能冒煙。敵人把山上的樹木燒光伐盡，他們只能掩蔽在山洞里。忍饑挨餓，風餐露宿，如此極端艱苦的條件，瞿秋白的肺病發作了，四肢乏力，氣息急促，胸部疼痛猶如針扎刀割。1935年初，中央分局決定送瞿秋白轉道香港去上海治病。

與瞿秋白一同轉移的還有何叔衡、鄧子恢和項英的妻子張亮等。他們于1935年2月11日啟程，走了六七天后到達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湯屋。在這里見到了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并經他的安排于2月20日繼續上路。萬永誠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專門組織了一支武裝隊伍，負責途中的安全。何叔衡年過半百，行動緩慢；張亮懷有身孕，且又是小腳；病弱的瞿秋白走在崎嶇的山路上，每走一步都是氣喘吁吁。經過四天的晝伏夜行，他們終于安全地渡過汀江，于2月24日到達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

◆瞿秋白在這間小屋內被囚禁了41天。坐在簡陋的木桌前，借著窗外微弱的天光，身陷囹圄的瞿秋白，寫下許多蕩氣回腸的獄中詩。

當他們到達水口鎮時，一個個已是精疲力竭饑腸轆轆了。他們決定在這里補充一下體能，開灶煮飯填飽肚子，然后再出發。他們哪里知道這里是地主武裝保安14團的游擊區，團長是臭名昭著的地頭蛇鐘紹葵。駐守水口的是這個團的2營，營長是李玉。

這天早晨，李玉得到情報說水口鎮發現有小股紅軍。查明實情后，李玉立即率保安團向水口鎮撲來。護送瞿秋白等人的負責人叫丁頭牌，鄧子恢在與他接觸中覺得此人吹牛撒謊，華而不實，一旦出現危險，他是肯定靠不住的。

果然如此，槍聲一響，丁頭牌掉頭就跑，不見了蹤影。鄧子恢組織大家突圍，激戰了近2個小時，還是沖不出敵人的包圍圈。何叔衡跑不動了，對鄧子恢說：“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說罷，舉起手槍對準自己的頭部。當鄧子恢上前奪槍時，何叔衡手中的槍響并應聲掉入了懸崖。瞿秋白也被敵人追得筋疲力盡，況且他還是個病人。鄧子恢回憶說：“我又去叫瞿秋白趕快向外突圍。這時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擔架上。瞿秋白說：‘我病到這個樣，實在是走不動了，你快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還是不走。他說：‘你快點走吧，我在這里敵人是不會發現的’（這個地方是很茂密的樹叢）。無奈，我沖出包圍到山下河邊，見到有幾位戰士也沖出來，其中持機槍的戰士也沖出來，我就把僅剩下的幾個戰士集中起來，用機槍阻擊追敵，邊打邊走，離開了長汀，向閩西走去。”

保安團的兩名士兵在半山坡的灌木叢中俘獲了瞿秋白等。敵人把瞿秋白押回到水口鎮，李玉嚴刑逼供，瞿秋白堅稱自己名叫林琪祥，現年36歲，是江蘇人，肄業于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后在上海經營舊書店及古董生意。再后來又入醫學院學醫半年。1932年因病游歷福建漳州，適因紅軍打進漳州為紅軍所俘，又被送往瑞金而當了紅軍的醫生、文書及文化教員。紅軍離開瑞金后被留了下來。1935年1月，攜款逃離瑞金，但在上杭露潭又被發現，當夜被押回，準備天明再走，沒想到被你們俘虜了。

李玉向鐘紹葵報告說，這個林琪祥等人攜有港鈔和黃金，護送人員多數都配有駁殼槍。鐘紹葵據此判斷林琪祥絕非等閑之輩，當晚，鐘紹葵突擊審問，可得到的回答和李玉審問時所得到的一樣。3月9日，他們讓瞿秋白寫一個“筆供”。瞿秋白所寫的“筆供”和口供完全吻合。敵人找不到什么把柄，便對瞿秋白說：“如果所述是真的，可以取保釋放。”

“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于長汀被俘的第3天即被押解到上杭縣監獄，鐘紹葵在這里連續幾天刑訊逼供，瞿秋白依然堅持3月9日“筆供”內容，敵人也似信非信了，他們告訴瞿秋白，如果所述屬實，可以在當地找一個鋪保，即可予以釋放。瞿秋白立即給魯迅和周建人寫信，給周建人的信實際是讓轉交予楊之華，信封的背面蓋有長方形的藍色印章，表明這封信是經過了獄方的檢查。信中說監獄很冷，食物極少，衣服單薄，挨餓受凍。獄方告知，如有殷實的鋪保或有力的團體作保，可以釋放出獄。

給魯迅的信寫的比較詳細，信中說：“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別多年沒通信，不知你的身體怎樣，我有病在家住了幾年，沒有上學。兩年前，我進同濟醫科大學，讀了半年，病又發，到福建上杭養病，被紅軍俘虜，問我作什么，我說并無擅長，對醫學一知半解。以后，他們決定我做軍醫。現在被國軍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產黨員，如有人證明我不是共產黨員，有殷實的鋪保，可釋放我。”（《憶秋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22頁）

魯迅接信后陷入沉思，他知道瞿秋白編的這個履歷，是在與他統一取保核實的口徑，他更知道像瞿秋白這樣大名鼎鼎的共產黨人，如果真相暴露了，那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現在就要爭分奪秒地設法予以營救。魯迅把瞿秋白的信也交給了楊之華，并由郵局匯去五十元。楊之華費盡周折，終于找到一個旅館老板作鋪保。

瞿秋白的身份還是暴露了，魯迅情急之下想到了他的兩個紹興同鄉、老友許壽棠、蔡元培。蔡元培是國民黨元老，許壽棠是蔡元培的秘書，許壽棠受魯迅之托找蔡元培說情。在國民黨的一次會議上，蔡元培曾提出像瞿秋白這樣的文學天才，在中國不可多得，可否考慮從輕處理，可卻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反對，蔣介石也否定了蔡元培的意見。

那么，究竟是誰出賣了瞿秋白呢？瞿秋白曾因事與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有過工作上的聯系，當時萬的妻子徐氏在場并因此而認識了瞿秋白。4月10日，徐氏被國民黨軍俘獲，經不住恫嚇和拷打，徐氏供出在水口被俘的是瞿秋白等人。同時，被俘的長汀縣蘇維埃主席也供出瞿秋白先他而被俘。

◆瞿秋白

在上杭監獄關押的瞿秋白身體越來越差，4月15日他給監獄方寫了個呈文，說自己本來“身體孱弱，積年肺病……獄中困頓，又多侵蝕其體力……現覺日就衰憊，手足無力，頭暈目眩，時發潮熱，穢氣熏蒸，似饑似飽，似此久羈不決，勢將瘐斃”。（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4頁）呈文重述了先前編排的履歷，提出“久羈不決，勢將瘐斃”，就是在催促敵人早點開釋。他說遣回江蘇原籍，或在上杭擔任教員、文書等職都行，決不私自遁走，保證隨叫隨到。此時，瞿秋白哪里知道因徐氏的招供，敵人已經開始懷疑他的身份，正在尋找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證據，他又怎么能夠出獄呢？

鐘紹葵派了幾名士兵于4月25日將瞿秋白解離上杭往長汀，水陸兼道，天氣變幻莫測，時晴時雨，風雨兼程。病弱的瞿秋白行走得很艱難，一直到5月9日才抵達長汀，被拘押在設于長汀中學的國民黨軍36師師部。第2天，鐘紹葵與36師參謀長向賢矩、軍法處長吳淞濤等共同突擊審訊瞿秋白。一問一答，瞿秋白仍是如前所述的林琪祥的履歷。

吳淞濤突然沉寂了，背著手，一遍一遍地踱著步，端詳著瞿秋白，猛地大聲喝道：“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國十六年我在武漢聽過你的講演，你不要冒混了吧！”瞿秋白淡定從容地說：“你們搞錯了吧，我就是林琪祥呀！”吳淞濤大喝一聲：“來人！”一個人走了進來，指了指瞿秋白說：“我用腦殼擔保，他就是瞿秋白。我們說來不算，還有他本人照片可以核對。”這個人叫鄭大鵬，曾在蘇區教育人民委員會工作，說來還是瞿秋白的部下。

瞿秋白知道隱瞞不住了，坦然一笑，對著得意洋洋的吳淞濤等人說：“既然這樣，也用不著這位‘好漢’拿腦殼擔保，我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來我的什么‘林琪祥’之類的筆供和口供，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說一樣。”（《瞿秋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14頁）

“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兩個多月的時間里，敵人用盡辦法，都不能從瞿秋白的口中得到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5月22日，國民黨中統派王杰夫、陳建中前來與瞿秋白“談話”。王杰夫是中統訓練科科長，陳建中是中共叛徒，叛黨后因“表現突出”而任中統行動科干事。臨行前，陳立夫召見了王杰夫，對他說：“如能說降瞿秋白，那在國內國際上的號召和影響都是很大的。”

王、陳二人在途經福州、廈門時，又讓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秘書、調查室主任錢永健，國民黨廈門市黨部書記、中統特務朱培璜同行。他們商定了一個勸降的方案，就是以親情、以中共叛徒受到優待重用的例子來攻心。他們于6月13日到達長汀，在接下來的日子里與瞿秋白的所謂“談話”進行了多次。

◆瞿秋白烈士紀念碑就位于他在刑場就義的地方。

第一天，王杰夫假仁假義地對瞿秋白說：“你的問題，你自己沒有興趣考慮，你的朋友，你的親戚和家屬，倒希望你好好的加以考慮。你可不能使他們失望。”瞿秋白笑了笑回答：“我自己的問題，從來由自己考慮，不勞朋友親戚甚至家屬考慮。特別是政治問題，過去是自己考慮，現在不可能也無必要戚友代勞。”

“談話”進行了好幾天，瞿秋白不為所動，于是，王杰夫又裝出一副愛惜人才的樣子，說：“朋友、親屬關心你，黨國挽救你，也是愛惜你的才學，才派我們遠道而來。哪料到同你談了好幾天，你依然無動于衷呢？”瞿秋白知道他們的所謂關心是有附加條件的，這條件就是背叛初心，背叛信仰，他必須義正詞嚴地予以回擊，他說：“謝謝你們的好意。我問你們，這種關心和陷害有什么區別？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實上沒有附加條件是不會允許我生存下去。這條件就是要我喪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關心我愛護我的親友家屬，特別我的妻子楊之華，也不會同意我這樣毀滅的生存，這樣的生存只會長期給他們帶來恥辱和痛苦。”

談不下去了，王杰夫換了一個話題，皮笑肉不笑地對瞿秋白說：“我有一個假設，假設瞿先生不幸犧牲了，你瞿先生是否希望中共中央為你舉行盛大的追悼會呢？”瞿秋白看穿王杰夫意在譏諷，搬弄是非，便回應道：“我死則死耳，你何必談什么追悼會？！”談話中，陳建中也不時的插話發問，瞿秋白連正眼都不看這個叛徒，不屑于他的問話。

在離開長汀的前一天，他們又去見瞿秋白，說是最后一次“談話”。這一次，王杰夫說話不兜兜轉轉了，一開口就直奔主題，說：“瞿先生，我們決定明天離開長汀回南京了。你可不可以在我們走之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的態度。”什么是“真正的態度”，瞿秋白十分清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態度，昨天都談得一清二楚，任何改變都是不可能。”

王杰夫想了想，又說道：“你如果決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開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擔任大學教授，也可化名做翻譯工作，保證你不作公開反共。”怕瞿秋白不相信又舉例說：“瞿先生，你不看顧順章轉變后，南京對他的優待。他殺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知道他們已是黔驢技窮，沒有新招數了。當聽到顧順章的名字時，瞿秋白嗤之以鼻，斬釘截鐵地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以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愿做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愿做一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陳鐵健：《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頁）

其實早在6月2日，蔣介石就從武昌行營發來密令，即在長汀“就地槍決，照相呈驗”。只是因為中統陳立夫遣人勸降才延遲了時間。6月17日夜，36師參謀長向賢矩來到瞿秋白的囚室，向他宣布明日執行的處決令，令向賢矩百思不解的是，瞿秋白的神態心境竟然同平日無異，沉靜、安詳，毫無懼色。

第二天是瞿秋白就義的日子，早餐后，他身著新洗凈的黑褂白褲，黑襪黑鞋，泡上一杯濃茶，點上一支香煙，坐在窗前翻閱著《全唐詩》，吟讀著，并手持毛筆飽蘸濃墨，書成唐詩集句：“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這一幕為獲準前來采寫新聞的《大公報》記者所見，他寫道：“書畢，行至中山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小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眠為真快樂。我們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繼而高唱《國際歌》，打破沉寂之空間。酒畢，徐步赴刑場，前后衛士護送，空間極為嚴肅。經過街衢之口，見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顧，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場，彼自請仰臥受刑。槍聲一發，瞿遂長逝人世矣！”（《憶秋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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