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解放戰爭全面爆發的標志，大家都會不約而同的想到1946年6月的“中原突圍”。

面對5倍于己的國軍重兵圍困，中原軍區克服種種艱難險阻，陸續跳出敵人包圍圈并到達新的根據地。

其實，早在中原突圍之前，以李先念、鄭位三、王震為首的中原軍區指揮層，就突圍時間和路線進行過較長時間的爭論，也讓身在延安的教員一度焦慮不已。

教員沒有料到的是，6萬余人的部隊被敵人30萬大軍重重圍困在方圓不足二百里的狹小地域上，隨時都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但此時的中原局卻仍猶豫不決、爭論不定，反復請示是否突圍以及向哪個方向突圍的問題。

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靠請示打仗歷來是兵家大忌，四年前“皖南事變”的教訓教員仍歷歷在目，生怕“中原突圍”會重蹈這一覆轍……

早在1945年秋的重慶談判階段，教員就曾對全國局勢有過一個精準的判斷，即解放戰爭正式打響前，其他解放區可能會爭取到一段短暫的和平時期，但中原解放區則不可能，必須立足于打，否則無法生存。

之所以如此肯定，一來中原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此時又處于國統區腹地位置，一旦四面被圍，且不說進退維谷，僅交通封鎖、切斷糧道，部隊就會被餓死、困死。

二來中原地區既守不住，也不該守。從全國形勢來看，“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勢在必行，而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南方就必須留下幾支精銳力量來牽制蔣軍主力，拖延其北進時間。

基于這種考慮，李先念所在的中原軍區和粟裕所在的蘇浙軍區，也就當仁不讓的承擔起這一戰略任務了。

一個是臨危受命，在河西之戰中保留下西路軍最后革命火種的百戰將星；一個是堅持三年游擊戰爭、帶出了江南抗日實力擔當的新四軍1師的軍事天才，在教員心中，二人都是能創造軍事奇跡的“黑馬”。

不過，接到這一任務后的李先念和粟裕，卻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反應和決斷。

粟裕第一時間率蘇浙軍區部隊主動出擊，不僅殲滅了周邊負隅頑抗的日偽軍，廣泛收復縣城，自身也積攢了實力，而后又參與組建華中軍區，為之后即將爆發的戰爭做了充足準備。

此外，粟裕還主動向教員提出了擺脫地形和戰場形勢的不利條件，主動率主力轉移至其他地區開辟根據地的建議。

不難看出，粟裕從一開始就立足于打，因而他的重心便放在了爭取戰爭的主動權方面。之后的事實也證明，如果沒有他的前瞻性戰略意識，以及主動轉移、保留部隊建制的做法，也就很難有后來蘇中七戰七捷的“神仙仗”。

對比粟裕這邊，中原軍區就顯得稍沉寂了些。抗戰結束后，李先念率新四軍5師在接受日軍投降時因部隊過于分散，且屢遭到國軍掣肘而行動緩慢，導致俘虜和武器的接收效果并不理想，預期的局面也沒能打開。

同樣，在察覺到國軍有四面合圍的跡象后，由于缺乏自我判斷，寄希望于聽從上級的指示安排，導致中原軍區周圍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均被搶占，經濟被全面封鎖，部隊后勤補給也隨之陷入困境。

中原軍區面臨的困局，固然是客觀形勢發展所限，但作為軍事上負總責的李先念，為何沒有在關鍵時刻破釜沉舟、搶占有利先機呢？

其實，并非是他不夠果斷，而是對內部人事安排和執行力充滿了太多無奈。早在抗戰初期，原定要到八路軍中擔任營長的李先念被教員出面“攔截”，隨即調往新四軍第4支隊高敬亭處任參謀長。

高敬亭與李先念是鄂豫皖蘇區時期的老搭檔，第四支隊也是當年紅四方面軍留守鄂豫皖蘇區的老部隊，重回中原故地，李先念喜悅之情自是溢于言表。

隨著部隊的日益擴大，已出任新四軍5師師長的李先念“煩惱”也隨之而來了。一來老戰友高敬亭犧牲后，自己在指揮作戰時有些獨木難支；二來上級接連派來的3位搭檔能力上雖無可挑剔，但與自己的配合卻并不默契，乃至有些相去甚遠。

教員先后派往新四軍五師和中原軍區的干部主要有三人，即新四軍2師政委鄭位三、八路軍359旅旅長王震和河南軍區司令員王樹聲。

鄭位三是黃麻起義的領導者之一，早在鄂豫皖蘇區時期就有很高的威望。到新四軍五師任政委，主要是帶著整肅部隊的任務前來的。正因如此，鄭位三在5師的話語權很高。

及至解放戰爭打響前，完成整合的中原軍區部隊實行集中統一領導，主持大局的書記正是由鄭位三代理。

除鄭位三外，王震率領的359旅和王樹聲率領的河南軍區部隊均在1945年10月奉命轉移至桐柏山區，與李先念的新四軍5師會合。三軍勝利會師，既是壯大中原軍事力量的強強聯合，也是形勢窘迫之下的一次無奈之舉。

從延安出發后，359旅原定任務是到湘中建立根據地，但因長途行軍且脫離后方，在國軍的圍追堵截下遭受損失明顯，只得調頭返回中原。另一邊的河南軍區情況也大致相同，長期處于國軍包圍圈中，唯一的辦法也是跳出包圍圈同5師會合。

這樣一來，會師后的三大主力約6萬余人匯集在中原地區，由誰來主持即將成立的中原軍區大局就成了急需解決的一大課題。

相比于鄭位三、王震和王樹聲三人，李先念的資歷和威望稍遜一籌，但教員卻選擇以李先念為新成立的中原軍區司令員，以鄭位三為中原局書記，王樹聲任軍區副司令員，王震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之所以讓四人中資歷最淺的李先念擔任軍事負責人，一是中原軍區部隊以原新四軍5師人員居多，二是李先念對中原地區情況知根知底，其余三人“客隨主便”也更有說服力；三是李先念本人的組織協調能力更突出。

因此，也就有了教員這次力排眾議的及時“救場”。但即便如此，情況也并沒有完全按照李先念預料的那般順利。

站在李先念的角度來看，三支會師部隊雖然完成合編，但由于磨合時間較短，很多情況下還是各自為戰，難以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拳頭，無形中增加了他指揮全局的顧慮。

再加上李先念也并非專業的軍事科班出身，在戰場上雖得到不少戰術和經驗的歷練，但終究還是缺少一個鼎力的幫手。在這種情況下，中原軍區內部意見難達成統一共識也就在所難免了。

形勢發展一切都如教員所料，國共尚處于和談階段，老蔣便調兵遣將，將中原軍區壓縮在桐柏山區一帶狹小地域。

此時，擺在李先念面前的選擇有兩個：一是堅決執行上級命令，用幾場勝仗來打開局面，策應華北、華東地區作戰；二是保存自身實力，將部隊設法轉移到安全地區再做長遠打算。

危急關頭，李先念與其他幾位負責人選擇了前者，很快便發起了桐柏戰役。由于主力部隊各自為戰，缺乏有效配合，戰役效果并不理想，原計劃的殲滅戰也打成了消耗戰。

迫于無奈，李先念與鄭位三聯名致電教員，指出當前作戰困境：

一邊是戰役效果不佳，一邊是根據地被進一步壓縮，對基本失去大踏步進退和與敵周旋余地的中原軍區而言，突圍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可隨之而來的，又是軍區內部對突圍路線的熱議。先是5師內部對向淮北新四軍軍部靠攏，還是北移與劉鄧大軍合二為一的方案拿不準；而后王樹聲主張南下大別山，向皖東轉移；王震則主張率359旅轉移至新四軍軍部后，去東北與先前轉移至此的359旅劉轉連、晏福生部會合。

三支隊伍主將各有各的意見，李先念一時也不好直接拍板決定，突圍方案就這樣被暫時擱置下來。至1946年初，國共談判簽署的“停戰令”生效，中原軍區再次就走還是留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只是，此時的軍區內部依舊不乏對和平抱有幻想的指戰員，而這部分人的消極心態，無疑又遲滯了突圍行程的到來。至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前夕，除老弱傷病和婦女干部提早轉移外，中原軍區整體突圍計劃尚無進展。

隨后，因敵情緊急，中原軍區內部也意識到轉移已是不可能，一切只能立足于打和突圍。因此主動向延安發去要求突圍的電報：

收到電報的教員，也在第一時間發去了復電：

盡管教員的電文中充滿期許，但細細品讀后不難發現，對錯失突圍良機的中原軍區，他還是難掩焦慮心理和嚴肅態度。

好在李先念、王震、王樹聲所率中原軍區主力雖有不小的損失，但終歸分散突圍成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命擔任掩護和阻擊任務的皮定均旅，在突圍過程中不僅創下了最好戰績，也是最先回到華中解放區且建制保存最完好的部隊。

正因如此，1955年全軍大授銜時，教員才會留下那句“皮有功，少晉中”的指示，它代表的不僅是皮定均個人的功勛，更是中原突圍傳承下來的一筆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