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改革與崩潰——元明清七百年的金融秩序》，于曉華 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本書作者于曉華深耕農業經濟學多年，此次聚焦元、明、清三朝700年的歷史，分析古代農業社會的經濟發展、制度建設、全球貿易、貨幣發行、官商經營等，從一場場危機、改革中探尋王朝崩潰的必然。

在他筆下，三朝興衰的過往有了深入、客觀、普遍的解釋，更延伸至民國時期的幣制改革、金融現代化。書中詳細講述了元興滅金、滅宋的根本原因在于蒙古人靈活的財政與金融制度，斡脫商人推動了亞歐大陸上人才與資源的流通；涌入明朝的大量白銀，促成了“一條鞭法”改革的成功，但貿易的不平衡一定會被時間打破，西班牙帝國的衰落和明朝的滅亡接踵而至；清朝在盛世之后馬上面臨內卷的巨大壓力，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北洋水師敗于現代金融制度的巨大資源調動能力；民國的廢兩改元、金圓券改革的結果是埋葬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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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開關

明朝開國雖然實行海禁，但是對外的海上交流一直存在，明初政府在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和廣東廣州設有三個市舶司，用以管理對外貿易船只。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初期的對外交往完全出于政治目的，是為了展現明朝的對外政策，和外國維持朝貢關系。所以，王朝對外交易的主要原則是“厚往薄來”，政治優先，經濟利益是其次的。在朱棣時期，朝廷耗費巨資組織建成龐大艦隊，六下西洋，就是基于這種原則而開展的一種交流活動（當然也有《明史·鄭和傳》中的簡短記載，稱下西洋是為了尋訪下落不明的明惠帝）。

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能力不比西方差，但不計成本和利潤的航海活動是不可能持續的，也不能促進歷史的重大進步。盡管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定下海禁政策，抑制商業活動，害怕人員流動會動搖王朝的統治基礎，但是封閉保守的農業社會能提供的資源是很有限的，馬爾薩斯定律總是像幽靈一樣，不時發揮作用。當一個朝代升平日久，人口擴張，有限的土地不能支持龐大的人口數量時，封閉的體制就會被迫發生改變。明朝中葉之后，人口擴張，內部不穩，邊疆也越來越不太平；由于土地兼并嚴重，財政收入不能增加，人民生活困苦，財政時常處于緊張的狀態。24年不上朝、專心修道的嘉靖皇帝也要不時分心關注財政收入問題，派太監和官員到各地尋找新的財源。

清官海瑞在1566年上疏嘉靖皇帝，引起了軒然大波，這就是著名的《治安疏》,其中指出：“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余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

在大明王朝的外部，大航海時代已經開始。葡萄牙人也在1513年到達了廣州的外海，在屯門設置了葡萄牙人居留地。1521年屯門海戰失敗后，葡萄牙人轉往澳門尋求定居地。葡萄牙人試圖向中國傳教，并開始與中國和日本做生意。盡管朝廷按照祖訓，拒絕了葡萄牙人的請求，但是地方官員接受了賄賂，給予葡萄牙人便利，葡萄牙人后來以歲租二萬兩白銀在澳門租下了一塊土地，作為貿易的基地。封閉的明朝意識到開放貿易的重要性，與外國開展貿易成為增加人民收入和財政收入的一個很好的手段。但是，當權者也擔心過度開放會造成人員流動與新思想的傳播，甚至動搖王朝的統治。

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戚繼光這些杰出的軍事將領艱苦作戰，在中國沿海基本肅清了倭寇，也為沿海貿易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盡管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還在，但福建、廣東沿海地區的民間貿易已經盛行。其實，倭寇的一大部分也并非日本人，他們亦商亦寇，以武裝來保證自己的商業貿易。

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1495—1521年在位）對中國的青花瓷非常著迷。在葡萄牙人航海到達中國之前，他就從印度得到了一些瓷器，并不時向歐洲的貴族們炫耀。但是，這些美麗的瓷器很快就不是皇家的專屬了。1530年前后，青花瓷就出現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和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市場，這說明了中國和歐洲之間貿易擴張的速度之快。來自中國的瓷器在歐洲被稱為“白色的金子”,被歐洲王室爭相收藏，下圖就是兩件收藏在德國慕尼黑皇宮博物館中的青花瓷精品，來自16世紀的中國。

慕尼黑皇宮博物館中的青花瓷藏品

到了1565年，西班牙人攜帶大量金銀，從南美洲跨過太平洋到了菲律賓，以此為基地和中國商人發展貿易。17世紀，荷蘭人也到了亞洲，以澎湖列島和臺灣作為貿易基地。通過航海，整個世界的貿易已經連成一片。

16—17世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開展國際貿易，開辟了不同的航海路線，讓世界開始連成一片。首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跨過大西洋，各自從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大把金銀等資源，把金銀和其他貨物直接從南美殖民地運送回國。然后，西班牙人從位于太平洋東側的墨西哥阿卡普爾科出發，向西穿越太平洋到菲律賓，與中國的商人做生意。葡萄牙人則從本國的里斯本出發，經過非洲好望角、印度洋以及馬六甲海峽到中國東南沿海的澳門，與中國、日本商人進行貿易。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就是第二次全球化，它的教訓、經驗以及影響，直到今天都是非常深刻的。

中國的陶瓷、絲綢、茶葉、香料以及一些手工藝品在西方和日本市場大受歡迎。航海貿易的利潤巨大，有時可以超過成本幾倍，甚至十倍以上。面對海上貿易巨額利潤的誘惑，官方的海禁已經形同虛設。1567年，嘉靖皇帝駕崩，他的兒子朱載屋登基，定年號隆慶。同年，福建巡撫涂澤民奏請開放海禁，得到了朝廷的同意。隆慶皇帝也意識到禁止貿易已經不符合時代潮流，不僅不可能實現，還可能導致海盜增加，影響王朝的穩定。而放開貿易可以讓一些海盜轉為商人，促進社會穩定，增加人民收入，還可以征收部分關稅，增加朝廷的收入，緩解朝廷的財政危機（關稅大部分流入了內庫，成了皇帝的私房錢）。“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是他同意開關的政治原因。就這樣，明朝延續了200年的海禁被正式廢除了。這是時代的潮流，誰也擋不住。中國開始大規模地和西方通過貿易打交道。

隆慶開關迅速擴大了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外國商人向中國輸入銀子，中國向他們出售各種商品，包括絲綢、陶瓷、茶葉等。1580年以后，菲律賓呂宋島進入繁榮時期，每年從中國到菲律賓的貿易船只大概為25—30艘。根據全漢昇先生的研究，1586—1643年，西班牙人每年在菲律賓輸入的中國貨物價值約133萬銀元。據莊國土先生統計，1500—1650年，南美洲產銀13萬—15萬噸，其中40%—50%通過不同路徑流入中國。一部分如上述，從南美直接運到菲律賓，再轉運流入中國。另一部分白銀則從南美運抵西班牙，葡萄牙人又通過走私將白銀從歐洲運入中國。

16世紀時的日本，銀冶煉技術已十分成熟，白銀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日本學者估計，在17世紀初，由日本人、中國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從日本運出的白銀每年達150—187.5噸。最終，大部分流入中國。

已經有大量研究對明朝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進行了估算，但是具體數量可能存在一些差異。總體看法是明朝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超過1億兩。譬如，王裕巽先生認為明朝中國從馬尼拉貿易中得到的白銀為8775萬兩，即1億1700萬比索（約合4212噸）;而萬明先生認為中國從馬尼拉轉口貿易獲得的白銀達7620噸,通過歐洲轉口而獲取約5000噸，合計流入明朝的白銀超過2億兩。據梁方仲的估計，從1572年到1644年明朝滅亡前夕，除了國內銀礦產的銀，海外輸入中國的銀元至少在1億兩以上。

貿易順差帶來大量的白銀流入，使得江南地區經濟空前繁榮，1573—1620年（萬歷年間）政府稅收大增，史稱“萬歷中興”。雖說宰相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改革對萬歷中興功不可沒，但是張居正改革的核心是折合各種賦役為銀兩。如果沒有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日本等國與中國貿易而輸入的大量銀兩，張居正的改革也無法成功。

在隆慶開關之前，明朝的歲入非常有限。1549—1570年，嘉中后期和隆慶年間，每年中央財政（太倉）的正常收入只有200多萬兩白銀，而每年財政支出在350萬—800萬兩，虧空通常在200萬兩以上，明朝財政嚴重透支（見下表）,需要靠各種臨時攤派和加餉來平衡預算。在隆慶開關之后，明朝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根本改善，到了1580—1590年（萬歷前期）,歲入通常超過400萬兩，國庫充盈。

原標題：《隆慶開關：全球化視角下古代中國貿易戰》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金久超

來源：作者：于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