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等一眾國民黨高層，在一定程度上為紅軍贏得休整時間的同時，也為國共第二次合作聯手抗日創造了條件。

不少人認為，西安事變中張學良是“主角”，策劃了此次“兵諫”，楊虎城則是從旁協助，屬于“配角”。事變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地位來說相差較大，沒有的張學良支持和指揮，楊虎城是辦不到的。

蔣介石父子病逝后，張學良重獲自由，不少記者就當年西安事變真相提出一系列問題。1991年，張學良在美國夏威夷接受采訪時說：“那可以說他（楊虎城）是主角，不過名義是我，當然由我負責了。”張學良一番話，讓在場的眾多記者感到驚訝，畢竟此前外界認為是他主導了西安事變。

因為早在1956年12月，在臺灣遭蔣介石囚禁的張學良寫西安事變回憶錄時，就特別回答過這個問題。當時張學良說：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

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之間就有很深的矛盾，他們雖處于同一陣營，但各自利益不同。

中央紅軍經歷長征，艱難到達陜北，蔣介石為除掉這股心腹大患，命令張學良和楊虎城調兵“剿共”。蔣介石此舉，一來是想消滅紅軍，二來也想借機消耗掉各路軍閥的實力，自己從中獲利。

當時，東北軍和西北軍戰士普遍有厭戰情緒，不想打內戰，尤其是東北軍，希望國民政府北上抗日，收復被日軍占領的東三省。與紅軍交戰中，東北軍損兵折將，連戰連敗，蔣介石不僅不補充，還借機削去番號，克扣軍餉，如此種種行徑令張學良尤為不滿。

楊虎城本就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雙方面和心不和，楊虎城更是批評了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被撤去了陜西省主席之職。

1936年3月，高崇民等主張抗日人士提議東北人和西北人聯合抗日，楊虎城同意，希望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停止剿共，團結抗日，避免內耗。

同年12月初，蔣介石赴洛陽主持“剿共”一事，向楊虎城和張學良下達了最后的通牒，命令他們堅定執行“剿共”任務，否則部隊將被調往南方拆散編制，同時要求撤換部隊中“通共”將領等。

期間，張學良飛赴洛陽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雙方爆發了尖銳沖突。張學良說蔣介石專制，與袁世凱張宗昌無異；蔣介石厲聲斥責“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

勸不動蔣介石，張學良對他尤為失望，回到西安后詢問楊虎城有何辦法可以停止內戰。楊虎城在得知張學良確有堅定抗日之志后，說道：“待蔣來西安時，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

楊虎城這一言，讓張學良一時“愕然”，這么做包括使用武力扣押蔣介石，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風險極大，幾乎沒有退路了，一時間也有些猶豫不決。

直到張學良在蔣介石面前多次碰釘子后，下定決心采納了楊虎城的建議，發動“兵諫”。幾天后的西安事變，基本上按照楊虎城的思路進行，最終在各方的努力下，迫使蔣介石放棄剿共，聯手抗日，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礎。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后，張學良不顧楊虎城勸說，執意要送蔣介石回南京，結果長期失去自由，直到蔣介石父子病逝。楊虎城沒有張學良那樣顯赫的背景，也沒有宋美齡等人的求情，蔣介石亦對其恨之入骨，早就想除掉他了。

西安事變后，楊虎城被撤職，不久被迫“出國考察”，全面抗戰爆發后，楊虎城回國參加抗日工作，不料一家人被國民黨特務控制囚禁十二年。1949年9月，蔣介石敗退臺灣前下令暗殺楊虎城一家，連八歲的小女孩都沒放過。

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表示，如果當時自己和張群共處，就不會發生西安事變。可見，在西安事變中楊虎城起到了“主導”作用，晚年張學良稱他是西安事變的主角，或許是基于這個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