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jié)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zhàn)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二十一、劉志丹犧牲前后

前面20節(jié)，主要講國內革命戰(zhàn)爭向抗日戰(zhàn)爭轉變的過程，從這一節(jié)講一下這個時期一些重要的人和事。

這一節(jié)的主題是：糾正陜北錯誤肅反和劉志丹犧牲前后的一些事。

1936年4月14日紅軍東征時，劉志丹指揮部隊攻打三交鎮(zhèn)，不幸胸部中彈犧牲。至此，西北革命根據地和西北紅軍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謝子長、劉志丹相繼犧牲，而且都是在黃河岸邊不遠的地方，都是胸部中彈，一個犧牲在河西，一個犧牲在河東。謝子長是在清澗河口作戰(zhàn)時中彈，傷勢惡化后于1935年2月犧牲。那時，遵義會議剛過，毛主席正在指揮紅軍四渡赤水突圍。

1935年2月以前，陜北有地域相隔的兩個蘇區(qū)、兩個黨組織、兩個上級領導的兩支紅軍。一個是陜甘邊蘇區(qū)，設有陜甘特委，歸陜西省委領導，領導著紅二十六軍；還有一個是陜北蘇區(qū)，設有陜北特委，歸中央駐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領導，領導著紅二十七軍。陜北根據地歸中央駐北方代表管，陜甘邊歸上海中央局管，后來陜甘邊與上海失掉聯(lián)系，也與中央駐北方代表發(fā)生了關系。1935年2月，成立中共西北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實現了兩支紅軍的統(tǒng)一領導，謝子長16天后去世，新成立的前敵總指揮部由劉志丹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1]

在劉志丹領導下，紅軍粉碎了第二次“圍剿”，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塞、保安、靖邊、安定等6座縣城，長期分割的兩個蘇區(qū)連成一片。[2]紅軍正規(guī)部隊發(fā)展到5000人，游擊隊發(fā)展到4000余人。到1935年8月，蔣介石又調集陜甘寧晉綏5省軍隊，加上剛到西北的東北軍共10萬余人，要對這塊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3]

9月，徐海東、程子華領導的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合編成立紅十五軍團，使得反“圍剿”力量得到增強。當時國統(tǒng)區(qū)報紙有不少報道，才有毛主席在哈達鋪看到報紙上的消息，知道劉志丹有相當大一片蘇區(qū)和相當數量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也在那里，才把陜北確立為落腳點。

劉志丹（1903-1936）

但到10月中旬，黨中央毛主席長征到陜北時，面臨的形勢卻極其嚴峻。外部有10余萬國民黨軍“圍剿”，內部從9月下旬開始錯誤的肅反，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大批負責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殺害了，[4]陜北根據地正陷入內部危機中。嚴重的內憂外患解決不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就落不了腳，更談不上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領導全國革命。

毛主席聽到關于肅反的反映后，立即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陜甘晉省委領導匯報時他又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11月3日，黨中央派國家保衛(wèi)局局長王首道等帶上電臺，先一步去瓦窯堡接管陜甘邊區(qū)保衛(wèi)局工作。毛主席叮囑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5]這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

接著中央領導分兩路：一路由毛主席率領到直羅鎮(zhèn)前線指揮作戰(zhàn)，軍事工作由毛主席負責，毛主席任西北軍委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統(tǒng)一領導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一路由張聞天、博古率領到瓦窯堡，組成博古指導下的5人黨務委員會，有中央黨務委員會主任董必武、紅軍保衛(wèi)局局長王首道、軍委代表張云逸、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由中央、地方、軍隊代表審查陜北“肅反”，當日下午就釋放了劉志丹、習仲勛、高崗、楊森等。毛主席與周恩來、彭德懷在前線還掛念肅反的事，特意致電張聞天和博古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要糾正錯誤，但處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領導層的團結。[6]

直羅烈士陵園，位于陜西省延安市富縣直羅鎮(zhèn)

毛主席在直羅山上

11月26日，中央作出《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對陜北保衛(wèi)局局長戴季英、陜北軍委主席聶洪鈞兩人撤職并給予處分。接著開會宣布，劉志丹等同志無罪，并且分配工作。

僅一個多月時間，對外取得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勝利，粉碎了敵人第三次“圍剿”；對內糾正了錯誤肅反，團結穩(wěn)住了自己的隊伍。兩個最緊迫的問題得到解決，使得黨中央和紅軍在陜北站定了腳跟。

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結束后，毛主席聽取審查劉志丹案件匯報時說：“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7]

但問題是，這個“瘋狂病”是怎么起來的？

從直接原因來看，竟然與楊虎城手下一位被錯殺的旅長有關。據時任中共陜甘省委書記朱理治說，1935年9月15日，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北永坪與西北紅軍會師后，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徐海東、郭洪濤、戴季英6人座談，作出肅反決定。為什么剛一會師就決定肅反？因為紅二十五軍在陜南圍殲了楊虎城的警備三旅，旅長張漢民被俘后說他是共產黨員，與中革軍委、西安黨組織、劉志丹紅二十六軍有聯(lián)系。這個張漢民是真共產黨員，但紅二十五軍的同志聽說西安黨有問題，認為他是反革命，就把他殺了。

朱理治本來“懷疑劉(志丹)、高(崗)有問題”，聽到這些情況后疑慮加深，于是商定立即開始“肅反”，甚至認為不然的話“陜北蘇區(qū)與我們危險極了!”因為張漢民供詞中說“他有不少學生在二十六軍”，所以肅反重點就是張漢民已有“布置”的紅二十六軍和陜甘邊蘇區(qū)。[8]后來中央與楊虎城聯(lián)系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時，他一直對張漢民被殺耿耿于懷，那是你們自己人怎么給殺了呢？但當時不但不認為張漢民是自己人，反而認為他是已經打入內部進行破壞的壞人。

但問題是，為什么他們本來就懷疑劉志丹等有問題呢？原因復雜，首先是由于執(zhí)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9]紅二十六軍本來是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陜甘游擊隊改編的，原陜西省委書記杜衡任政委。杜衡執(zhí)行王明路線，攻擊劉志丹是“游擊主義”“梢山主義（就是在離敵人統(tǒng)治中心較遠的山區(qū)建立根據地）”“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不懂馬列主義”等，撤銷了劉志丹的職務，把謝子長也調出部隊。[10]

后來又不顧實際盲目蠻干，把紅軍開往渭南創(chuàng)建新根據地，結果被打散，杜衡被捕后隨即投敵叛變。劉志丹返回陜甘邊根據地后，與習仲勛等重建紅二十六軍。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駐北方局代表聽了一些不正確的反映后，派出中央代表團加強領導，成立陜甘晉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濤任書記和副書記，聶洪鈞任西北軍委主席，用所謂中央路線“反對右傾取消主義路線”。

他們批評紅二十六軍在政治上“右傾機會主義”，在軍事上是“槍桿子萬能”，第三次反“圍剿”時要“全線出擊”“不讓敵人蹂躪蘇區(qū)的一寸土地”等。劉志丹等人反對他們的意見，也沒有執(zhí)行打延安、瓦窯堡、清澗的攻堅計劃，仍按西北軍委原定的作戰(zhàn)計劃向北線敵人出擊，加深了他們的“固有成見”。

《紅二十六軍1932年12月在陜西宜君縣轉角鎮(zhèn)成立》 油畫 張亞東 作

這與毛主席在中央蘇區(qū)的遭遇相似，給劉志丹戴的這些“帽子”毛主席基本上也都戴過。可見，一條錯誤路線占統(tǒng)治地位時，不止一個或幾個人跟著走。黨中央到遵義之后已經改換領導，由毛主席出來掌舵，但這時還在長征路上拼搏，陜甘邊根據地不知道。上海臨時中央局、北方局和他們派出的領導干部，盡管在黨組織不斷被破壞和叛徒不斷出賣中頑強堅持下來了，但在這里遵循的卻是過去那條路線。

還有，決定肅反后選擇了一個不合適的人來負責。在醞釀政治保衛(wèi)局局長人選時，朱理治提出戴季英兼任，理由是他在鄂豫皖蘇區(qū)搞過肅反，有經驗，而且在處理張漢民事件中，了解反革命在陜西黨和紅二十六軍“有布置”的情況。還有一個考慮，就是外來干部可以較少成見，更加客觀公正。當時徐海東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戴季英這個人意識不好，太過專橫。程子華、郭述申也同意徐海東的意見。

朱理治等仍想使用戴季英，再次征求程子華意見時，程對他說：如必要時，只能任副局長，必須抓緊對他的領導。于是戴季英被任命為副局長，代理局長職務。[11]但他負責肅反工作之后，完全采取了鄂豫皖肅反那套“逼、供、信”的方法，結果可想而知。后來，連朱理治自己都感到，事情可能鬧錯了。副書記郭洪濤也說，殺了我的頭也不相信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等是反革命。[12]

中央糾錯的審查決定中說：個別領導同志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肅反的斗爭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這種錯誤混淆了斗爭目標，分散了斗爭力量，工作中疏忽與粗魯，輕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況惡化，以致在某些地方黨內與部隊內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派。[13]

習仲勛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毛主席不到陜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說‘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們已給劉志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

黨中央毛主席把劉志丹等解救出來，陜北人民發(fā)自內心地唱起：“滿天的烏云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這是真實感情的描寫。

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劉志丹：“對黨忠貞不貳，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14]

據中央紅軍電臺報務員楊定華回憶：剛到吳起鎮(zhèn)時，電臺住在兩個破窯洞里，沒想到那就是劉志丹家。他嫂嫂在家住，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子，與他們談了劉志丹參加革命、創(chuàng)建紅軍的經過，非常有趣。劉志丹父親原來是保安縣有名的大地主，劉志丹發(fā)動土地革命時，首先將自己家里的土地分配給農民，連房屋財產也分配完了。他是黃埔畢業(yè)的，在國民黨軍當過旅長，后來挺身于工農階級的隊伍里，以一支土槍做基礎創(chuàng)建了西北紅軍和蘇區(qū)。[15]

后來國民黨抄了劉志丹的家，還挖了他家祖墳，妻女和老父親被迫躲進深山。[16]舅舅勸他不要再干革命，受苦受罪還連累家人。他答道“我一個人當員外有啥用，我要讓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

可見，他與毛主席、澎湃等老一輩革命家是一類人物，革命先從自己的家庭開始，為了天下受苦人解放真的不惜犧牲一切！

劉志丹還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自覺認同者。

他曾對習仲勛說：幾年來，陜甘地區(qū)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斗爭，建立根據地，逐步發(fā)展擴大游擊區(qū)，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17]

我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fā)點。陜北已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試驗區(qū)。——毛澤東

習仲勛回憶說，[18]劉志丹和當時省委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也是充滿斗爭的。他一心一意要走井岡山道路，他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精神，批判了部隊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思想；同時又努力爭取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他對一些還不理解的同志說，革命要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分力量，敵人就減少一分力量。

可見，劉志丹是一個堅定信仰和實踐毛主席革命道路的革命家。

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個品質高尚的共產黨員。

紅二十五軍到陜北，與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后，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但他毫無怨言，與徐海東一起指揮部隊勝利進行勞山戰(zhàn)役。

肅反中劉志丹受到懷疑。他在回瓦窯堡開會的路上，遇到往前方送信的通信員，通信員把信交給他看，看后知道保衛(wèi)局下命令逮捕自己，為了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他把信交還給通信員，并說你快把信送給軍團部，就說我自己去瓦窯堡了。被關押之后備受折磨，他對關押的同志們說：“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云總遮不住太陽。”

出獄后毛主席、周副主席親切接見他，毛主席安慰他說：“你和陜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他毫無怨言地說：“中央來了，今后一切事都好辦了。”

宋任窮回憶說，黨中央在瓦窯堡召開受害干部會，不少受害同志發(fā)了言，有些同志很激動，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劉志丹同志表現不一般。他最后發(fā)言，非常冷靜，十分誠懇地說，中央救了陜北，救了根據地，救了我們的同志，感謝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問題處理得好。他還說，不要認為我們做的什么事情都是正確的，我們也有錯誤。當然，我們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有沒有右傾錯誤或其他錯誤，我們要冷靜地回頭想一想。并一再強調要團結起來，在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工作，為完成我們的偉大事業(yè)而奮斗。宋任窮說：我聽了很受感動，他不愧為一位胸懷大局、品德高尚的領袖人物。[19]

1935年底，在糾正陜北的錯誤肅反后，中央決定由陜北紅軍組成紅二十八軍，任命劉志丹為軍長，宋任窮為政委，還任命劉志丹為中共中央駐地瓦窯堡警備司令。紅二十八軍成立不久中央組建北路軍，下轄紅二十八軍和紅二十六軍改編的七十八師、騎兵團，任命劉志丹為總指揮。

毛主席率領紅軍東征山西時，周恩來副主席在后方主持一切，兼軍委后方辦事處主任，聶洪鈞、劉志丹為辦事處副主任。紅二十八軍擔負打通陜北蘇區(qū)和神木、府谷蘇區(qū)，使之連成一片，策應主力紅軍東征。直到紅軍主力在山西兵分三路展開后，毛主席、彭德懷才電令紅二十八軍東渡黃河。

沒想到，僅過了十幾天，劉志丹就犧牲在河東戰(zhàn)場上。

劉志丹是3月31日過河的，4月3日軍委參謀部通報戰(zhàn)果時，講了林聶右路軍、徐程左路軍之后，專列劉志丹、宋任窮率領的紅二十八軍戰(zhàn)果：從神府東渡黃河占領羅峪口，破壞60里鐵路，消滅七十一師丁旅李團一個營之一個連部，營長被打死。俘獲連長一名、士兵19名，繳步槍30余支、輕機槍一挺、子彈數千發(fā)、手榴彈百余個。毛主席、彭德懷還要求他們，隨十五軍團行動一個時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煉，責其擴大至2000（成立時共1200多人），爾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20]

4月6日，毛主席和彭德懷致電徐海東、程子華，要求紅二十八軍要逐步向南，而不是一氣走四五天，走一兩天即展開工作，休息整理，發(fā)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接近，然后收齊隊伍再躍進一步，再散開工作。[21]

4月10日，毛主席、周恩來、彭德懷電告部隊主要領導，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增員，增加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為委員。劉志丹復出后，軍中職務地位不斷提高，體現了毛主席和黨中央處理問題的謹慎，和對劉志丹的信任。

4月13日，劉志丹接到毛主席、彭德懷發(fā)來急電，為了配合主力紅軍進逼汾陽威脅太原，打通前方與陜北之聯(lián)系，保證紅軍背靠老蘇區(qū)，令紅二十八軍即向離石以南黃河沿岸地區(qū)進擊，相機消滅三交鎮(zhèn)、轉角、辛關、義牒一帶的敵人，恢復黃河交通。包括紅三十軍參謀長楊森指揮的部隊，也受劉志丹指揮一起行動。還電告劉志丹、宋任窮：“你們直受本部指揮。”[22]紅軍東征期間，保證與后方陜北蘇區(qū)的通道暢通，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

接受任務后，劉志丹對大家說：越向南走，離中央總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鎮(zhèn)這一仗，打通山西前線和陜甘蘇區(qū)的聯(lián)系。

4月14日拂曉，三交鎮(zhèn)戰(zhàn)斗打響。時至中午攻擊不大順利，劉志丹與宋任窮商量，宋留在指揮部掌握全面情況，他到一團陣地去看看。宋讓負責保衛(wèi)工作的特派員裴周玉、參謀、警衛(wèi)員等一起去。劉志丹到前沿陣地觀察敵情時，不幸左胸中彈后犧牲。

一個年僅33歲，前途無量的將帥之星，就這樣犧牲在東征戰(zhàn)場上。

前些年，誣蔑中央紅軍殺劉志丹的謠言甚囂塵上，社會上傳之甚廣。有的說子彈是從后背打的，還有的說是從腦后打的，還說是因為怕“強龍壓不住地頭蛇”等。謠言源頭有兩個：一個是在陜北邊區(qū)擔任過宣傳部部長，延安整風未能通過審查，派往前線后脫黨，后來逃到香港辦報刊的老公知；還有一個當過十五軍團機關的警衛(wèi)員，說當時在百公里外的衛(wèi)生部長去指揮搶救了，心臟被打中他趕得上嗎？故事編得很離譜；還有的甚至編造，是劉志丹犧牲后一年多才回國的康生殺的。

康生，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

不了解歷史或許會人云亦云，但只要了解當時情況就明白：中央剛剛對劉志丹平反重用，馬上又派人把他殺掉，能有如此低智商嗎？如果有那樣的動機，哪里還需要在戰(zhàn)場上動手？對正在進行的肅反不管不究就行。所謂“強龍壓不住地頭蛇”，事實上不存在那樣的力量對比。這些離譜的謠言可謂一箭雙雕，不但是在妖魔化黨中央，也把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志丹說成土匪草寇了，只有那些別有用心的勢力才這樣糟蹋共產黨。

黨中央毛主席對劉志丹極其看重，對他的犧牲也是極其沉痛的。

為紀念劉志丹，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將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

毛主席曾兩次為他題詞。第一次題詞是：“我到陜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1943年，中央決定把劉志丹的靈柩從山西遷回陜北志丹縣安葬，并舉行萬人公祭典禮，毛主席又一次為他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以領袖和英雄稱之，評價極高。

毛澤東的題詞

周恩來副主席題詞是：“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朱德總司令題詞是：“紅軍模范”。

毛主席曾在一次干部會議上說：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劉志丹同志犧牲后，陜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

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曾親手為毛主席做過棉鞋，為賀子珍接生助產。劉志丹犧牲后毛主席去看望她，稱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同桂榮“劉嫂子”，她不敢當。毛主席說：革命同志如同兄弟，大家都叫你劉嫂子，我怎么不能叫呢？沒有劉志丹他們創(chuàng)建的陜北革命根據地，我們還沒個落腳地哩![23]進城后毛主席仍感念系之，曾專門邀她到中南海懷仁堂看戲。[24]

劉志丹犧牲后，陜北人民用信天游唱他、懷念他：“正月里來是新年，陜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來是清官，他帶上隊伍上橫山，一心要共產……”那深情的歌一直傳唱至今。

他在入黨誓言中說：“加入黨，就要為共產主義信仰奮斗到底。作為個人來說，奮斗到底就是奮斗到死。”

他是個真共產黨員，他為鏟除那個勞苦大眾受剝削、受壓迫、受欺辱的不平等世界流盡了最后一滴血。他用生命踐行了自己的誓言，黨和人民永遠銘記他。

注釋：

[1]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名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頁。

[2]李維漢著：《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頁。

[3]延安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研究會編：《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資料匯編》，現代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頁。

[4]《王首道回憶錄》，第166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371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頁。

[8]吳殿堯、宋霖著：《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頁。

[9]《郭洪濤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頁。引用1960年4月中央批準的相關文件說法。

[10]《習仲勛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27頁。

[11]吳殿堯、宋霖著：《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頁。

[12]《郭洪濤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頁。

[13]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材料》第七冊，第229-230頁。

[14]陳毅、聶榮臻等著：《星火燎原全集》第四集，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頁。

[15]任文主編：《會師陜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77頁。

[16]《習仲勛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89頁。

[17]習仲勛：《陜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18]《習仲勛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頁。

[19]《宋任窮回憶錄》

[20]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zhàn)略行動》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533頁。

[22]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zhàn)略行動》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頁。

[23]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頁。

[24]《習仲勛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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