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57歲的張翠花，一個除了常年打麻將再無特殊之處的普通退休婦女，被確診感染艾滋病時，整個家庭都懵了。

南方的濱江市，即便是初夏，也已經裹挾著濃重的濕熱氣息。

老城區斑駁的墻面和縱橫交錯的電線，勾勒出一種緩慢而真實的生活底色。

張翠花，就是這幅市井畫卷中，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注腳。

時光在她身上刻下了57載印記，不算蒼老，但也早已褪去了年輕的光鮮。

自從五年前老伴因病撒手人寰，女兒李小梅也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搬去了江對岸的新區。

張翠花的生活，就像一株失去了主蔓的藤，悄然攀附在了那一方小小的麻將桌上。

“翠花，今天來得早啊！”

小區門口“老地方”麻將館的老板娘熱情地打著招呼。

“嗯，家里也沒事，早點過來占個好位置。” 張翠花笑著回應，熟門熟路地走向她常坐的東南角。

退休前，她是國營小廠里一位一絲不茍的出納，生活樸素，為人本分。

煙、酒、賭這些沾染社會習氣的詞匯，似乎天然與她絕緣。

退休后，除了偶爾幫襯女兒帶帶牙牙學語的外孫，她幾乎所有醒著的時間，不是在去麻將館的路上，就是在麻將館里。

這并非沉迷賭博，用她自己的話說，“輸贏就那么點，主要是找個地方和老姐妹們說說話，動動腦筋，不然一個人在家，悶也要悶出病來。”

她的生活呈現出一種近乎刻板的規律：清晨去菜場，和熟悉的攤販討價還價；上午料理家務，侍弄陽臺上的幾盆花草。

午后小憩片刻，便雷打不動地前往“老地方”，一坐就是四五個小時，直到晚霞染紅天際，才帶著一身的煙火氣和麻將牌特有的清脆撞擊聲的余韻回家。

晚上看看肥皂劇，和女兒通個電話，一天便算圓滿落幕。

李小梅對于母親這個唯一的“愛好”，態度復雜。

一方面，她擔心麻將館環境嘈雜、空氣污濁，也怕母親久坐不動影響健康；另一方面，她又理解母親的孤獨。

一個人守著空蕩蕩的房子，有個能說話、能消磨時間的地方，總比整日愁眉不展要好。

而且母親確實潔身自好，不去跳什么交誼舞，不信那些騙錢的養生講座，更沒有發展“黃昏戀”的跡象。

她每次探望，總不忘叮囑幾句注意身體，張翠花也總是樂呵呵地滿口答應，轉頭依舊風雨無阻地奔赴她的“戰場”。

在女兒和街坊鄰里的認知里，張翠花的生活簡單得像一杯白開水，干凈，透明，除了那點對麻將的癡迷，幾乎沒有任何可能引人非議的“污點”。

她的人生軌跡，似乎就該這樣平淡、安穩地滑向晚年，波瀾不驚。

誰也無法將她同任何形式的“風險”、“意外”或是“丑聞”聯系起來。

她就像老城區里那些沉默的梧桐樹，日復一日，靜立在原地，看著人來人往，云卷云舒。

變故的發生，如同初春悄然潛入的寒流，起初并不引人注目，卻在不知不覺中侵蝕著肌體的溫度。

最先是疲憊感，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倦怠。

張翠花最初以為是年紀大了，身體機能自然衰退，或是夏天夜晚貪涼吹了空調所致。 “人老了，不中用了。”

她常在牌桌上這樣自嘲，揉著太陽穴，強打精神繼續碼牌。

牌友們也只當是尋常的精力不濟，勸她少打幾圈，早點回家休息。

緊接著，是食欲的悄然改變。

曾經能吃下兩碗米飯、對紅燒肉情有獨鐘的她，漸漸覺得胃口閉塞，看到油膩的東西就反胃，每餐只吃小半碗便再也咽不下。

體重秤上的數字開始緩慢而堅定地下降，原本略顯豐腴的面頰和雙下巴逐漸消失，顴骨日益凸顯，眼窩也微微下陷。

連麻將館的老板娘都看出來：“張姐，你最近瘦了不少，氣色也不太好，是不是該補補？”

李小梅每次回家，都能感受到母親的變化，那是一種肉眼可見的憔悴。

“媽，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瞞著我？” 她憂心忡忡地追問。

張翠花總是擺擺手，用一貫的輕描淡寫回應：“沒事，就是天熱，吃不下飯。” “老毛病了。”

但“老毛病”似乎并不打算輕易放過她。

低燒開始像個黏人的幽靈，斷斷續續地出現，體溫總在37.5℃到38℃之間徘徊，讓她渾身酸軟無力。

自行去藥店買的感冒藥、退燒藥，吃下去似乎能緩解一時，藥效一過，那股揮之不去的燥熱感又卷土重來。

更讓她煩惱的是皮膚，身上開始出現一些莫名的紅疹，起初以為是濕疹或過敏，擦了藥膏也不見好，反而越來越多，癢得鉆心，忍不住抓撓，留下了一片片暗紅色的印記和抓痕。

夜里還常常莫名地出一身虛汗，醒來時枕巾和睡衣都濕了一片。

這些持續不斷的身體信號，終于讓張翠花自己也開始感到不安。

她不再僅僅將其歸咎于“年紀大了”或“天氣不好”。 她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慢性病？糖尿病？甲亢？甚至是……更糟糕的？

她不敢深想，對醫院的恐懼和對未知的擔憂交織在一起，讓她心緒不寧。

小區診所的醫生也只是含糊地診斷為“免疫力下降”或“植物神經紊亂”，開的藥吃下去如同石沉大海。

李小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覺得不能再拖下去了，母親的狀況絕非小事。

“媽，我們必須去大醫院做個全面檢查！” 李小梅的語氣帶著不容置疑的堅決。

她請了年假，強行帶著憂心忡忡又有些抗拒的母親，掛了市人民醫院的專家號。

人民醫院的檢查流程繁復而細致。

抽血抽了好幾管，各種生化指標、免疫指標查了個遍，胸片、B超、CT也輪番上陣。

張翠花被折騰得精疲力 ，對醫院的排斥感更重了，嘴里不停念叨著“浪費錢”、“瞎檢查”。

李小梅耐著性子安撫，心中卻被越來越沉重的不安感籠罩。

初步的檢查結果陸續出來，卻讓經驗豐富的專家也感到了困惑。

血常規顯示白細胞計數異常，淋巴細胞比例失衡，肝功能幾項關鍵指標超標，炎癥指標也居高不下。

但這些異常指向性并不明確，無法立刻鎖定病因。

醫生排除了幾種常見的腫瘤和血液病，但對于持續的低燒、皮疹、消瘦和免疫指標的紊亂，仍感棘手。

“醫生，我媽到底是什么問題？”

“嚴不嚴重？”

李小梅在診室里焦急地追問，聲音里帶著她自己都沒察覺到的顫抖。

“從現有檢查看，情況比較復雜，肯定不是簡單的感冒或者過敏。”

醫生斟酌著用詞，“免疫系統方面可能存在問題。”

“我們加做了幾個特殊的病毒篩查，等結果出來再看吧。”

“你們先別太焦慮。”

這種模糊不清、懸而未決的狀態，對母女倆來說是最大的煎熬。

等待最終結果的那幾天，張翠花徹底告別了麻將桌，整日待在家里唉聲嘆氣，精神萎靡。

李小梅強打精神照料母親，內心卻在各種可怕的可能性之間反復搖擺。

幾天后，李小梅接到了醫院的電話，通知她單獨去取報告和談話。

這個“單獨”的要求，讓她的心瞬間沉入谷底。 她幾乎是踉蹌著走進主治醫師的辦公室。

醫生示意她坐下，沉默了片刻，然后將一份打印著刺眼字符的報告單，輕輕推到她面前。

“李女士，你要有心理準備。” 醫生的聲音異常沉重，“你母親……HIV抗體檢測，結果是陽性。”

“HIV……陽性？” 李小梅瞪大了眼睛，仿佛聽到了天外之音。

她的大腦嗡的一聲，一片空白，完全無法處理這個信息。 “醫生……這是什么？” “是不是……是不是弄錯了？！”

“HIV，就是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通俗地說，就是艾滋病病毒。”

醫生一字一句，清晰而殘酷，“我們按照流程，用了兩種不同的試劑進行了復核確認，結果無誤。”

“你母親，感染了艾滋病。”

“艾滋病？！”

這三個字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狠狠刺穿了李小梅的耳膜，直抵心臟。

她猛地從椅子上彈起來，臉色瞬間慘白如紙，全身控制不住地劇烈顫抖。

“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醫生！” “你一定是搞錯了！”

“我媽！” “我媽她怎么可能得這種病？！” “她……”

她的聲音陡然拔高，變得尖銳而歇斯底里：“我媽是單身！”

“她老伴兒去世五年了，她一直一個人！”

“她不吸毒！” “她連煙酒都不沾！”

“她那么老實本分的一個人！”

“怎么可能得艾滋病？！”

“是你們的機器壞了？”

“還是血樣搞混了？”

“求求你，醫生，再查一次！”

“花多少錢都行！”

“求求你了！”

她語無倫次，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洶涌而出，雙手死死抓住醫生的白大褂，仿佛那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她無法接受，那個在公眾認知中與濫交、吸毒、邊緣人群緊密捆綁的疾病，竟然會降臨在自己那個生活簡單、循規蹈矩、除了打麻將幾乎與世無爭的母親身上。 這簡直是天方夜譚！

將這個毀滅性的消息告訴母親，是李小梅人生中最艱難的任務。

她拿著那份薄薄卻重逾千斤的報告單，在醫院冰冷的長椅上坐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夕陽西下，才拖著灌了鉛的雙腿回到家。

如何開口？ 如何措辭？

她反復演練，卻發現語言在如此殘酷的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最終，當張翠花帶著一絲期盼和緊張問起結果時，李小梅還是沒能控制住情緒。

她抱著母親，泣不成聲，斷斷續續地將那個可怕的診斷說了出來。

張翠花聽完，沒有想象中的哭喊或暈厥。

她只是怔怔地坐在那里，臉上的血色一點點褪去，眼神空洞得嚇人，仿佛靈魂被瞬間抽離了身體。

過了很久很久，她才用一種近乎死寂的聲音，反復呢喃著：“艾滋病……”

“我……我怎么會得這種病……”

“我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啊……”

“我怎么會……”

巨大的震驚過后，是排山倒海的羞恥感和恐懼感。

在她的認知里，這是一種“臟病”，是“不正經的人”才會得的病。

李小梅強忍著心碎，一遍遍地開導、解釋：“媽，這不是你的錯！”

“這病不是只有你想的那樣才會得！”

“醫生說了，現在醫學發達，只要按時吃藥，完全可以控制住，不影響壽命的！” “你還有我，還有外孫呢！”

“我們一起面對！”

在女兒的不斷勸慰和陪伴下，張翠花的情緒稍稍穩定了一些，但眼神中的絕望和茫然依舊濃得化不開。

一個巨大的疑問壓在母女心頭：病毒到底是從哪里來的？

她們開始像偵探一樣，仔細梳理張翠花近幾年的生活軌跡，試圖找到那個致命的缺口。

“媽，你再仔細想想，最近幾年有沒有去過不正規的小診所、牙科診所？”

“沒有，我牙好，小病都是去社區醫院。”

“那有沒有做過針灸、拔罐、紋眉、或者修腳之類可能見血的事情？”

“沒有沒有，我從來不做那些。”

“輸血呢？或者大的手術？”

“更沒有了，我身體一直還行，連住院都沒住過。”

“那……男性接觸呢？”

李小梅問得極其艱難，但這是必須排除的一環。

張翠花的臉瞬間漲紅了，隨即是深深的屈辱感：“小梅！”

“你怎么也這么想媽？”

“你爸走了以后，我……我連個男人的手都沒碰過！”

“我一個人過得多清凈，你是知道的！”

李小梅連忙道歉，她當然相信母親。

排除了所有已知的、常見的傳播途徑，母女倆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恐慌。

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也來了好幾次，進行了詳細的流行病學調查，詢問了張翠花的社交圈、就醫史、生活習慣等等，甚至對她的生活環境進行了采樣，但最終也未能找到明確的傳染源或傳播鏈條。

一切都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張翠花的感染途徑，異常蹊蹺。

找不到源頭，就意味著可能還有潛在的風險未被發現。

李小梅的心像被架在火上烤，她不能讓母親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背負著病痛和可能存在的誤解。

她的目光，最終只能聚焦在母親生活中唯一持續暴露的、相對復雜的環境——那個承載了她晚年悲歡的“老地方”麻將館。

“老地方”麻將館，成了李小梅心中最大的疑團。

她仔細觀察著麻將館的衛生狀況：油膩的桌面，隨意丟棄的煙蒂和瓜子殼，渾濁的茶水，以及那條被無數雙手擰過、總是濕漉漉、顏色都看不真切的公用毛巾。

她留意著每一個牌友的細微舉動：有人手指上貼著創可貼，依然在用力搓牌；有人咳嗽時毫不避諱地用手捂嘴，然后繼續摸牌；有人端起別人的茶杯就喝……

這些細節，在過去可能被忽略，但現在看來，都像是潛在的風險點。

她甚至開始留意那些麻將牌本身。

大部分牌都因為長年使用，邊角變得光滑，有些甚至出現了細小的磨損和裂紋。

她想象著，如果有人手指上有微小的傷口，接觸了這些粗糙的表面，再被下一個人接觸……

雖然知道這種間接接觸導致HIV傳播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她無法不去想。

她和母親常去的牌友們聊天，旁敲側擊地詢問最近是否有人生病，或者有什么異常情況。

但大家似乎都一如往常，聊的無非是家長里短、牌局輸贏，沒有人顯得特別虛弱或病態。

調查似乎陷入了僵局。

時間一天天過去，張翠花的身體在藥物的作用下逐漸穩定，但精神上的陰霾卻難以驅散。

找不到感染源，就像一把無形的枷鎖，讓她和女兒都備受煎熬。

一個周末的下午，李小梅陪著母親在家休息。

張翠花精神稍好些，靠在沙發上，目光放空地看著窗外。

李小梅不死心，再次輕聲引導母親回憶在麻將館的每一個細節，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

“媽，你再想想，在麻將館打牌的時候，有沒有什么特別的習慣？”

“或者你常坐的那一桌，有沒有什么跟別桌不一樣的地方？”

張翠花皺著眉頭，慢慢地回憶著，搖了搖頭：“都差不多吧……”

“就是打牌、喝茶、聊天……”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又不太確定，“哦，對了，我們那桌……老王，就是那個有點胖的王阿姨，她有個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