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如何對待“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和斗爭中，教員在一段時期內態度是復雜的。

他在全局上始終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一再制止懷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傾向.

為此，他發動了數次政治運動，試圖解決堅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同時，教員看到，要堅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還必須在具體做法上有所調整，實現國家的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取得明顯的成效。

教員有保留地支持周恩來工作、支持鄧小平復出和主持工作，都是出于這個考慮。

但是，調整是有限度的，這就是不能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針，一旦他認為越過了這個界限，便毫不猶豫地予以制止，1973年年底的批評周恩來便是一例。

對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教員在政治上是信任的，但是對于他們的政治能力、在黨內的影響力仍不放心。

因此，教員在堅持“文化大革命”方針政策的前提下，一方面通過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黨內的影響力和實際工作經驗，實現黨和國家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另一方面又通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掌握意識形態，以保證“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連續性。

這兩個方面，反映了教員既想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又希望通過一系列具體的調整來使之合理化、固定化的考慮。

教員發動的幾次政治運動，雖然是針對懷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傾向的，但對周恩來、鄧小平只是作政治上的“糾偏”和“警告”，不主張打倒他們；

他支持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在理論上和政治上肯定“四人幫”，但是對于他們企圖趁機打倒周恩來、鄧小平的陰謀，也明確地表示不贊成。

1975年8月14日，教員在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蘆荻談話時，談到關于《水滸》的看法，并且作了發揮。他說：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

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教員的談話，再一次反映了他對于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能否被堅持的深切憂慮，他擔心繼承人改變其政策，“投降”，“讓人招安”。

姚文元看到談話記錄后，立即給教員寫信：

（認為教員的談話）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提議將教員的指示印發給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和上海市委寫作組，并將自己給教員的信附上；

由《紅旗》雜志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文字，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教員批示同意，從而批準發動了評《水滸》的運動。教員發動評《水滸》的運動，目的還是解決維護“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

“四人幫”則利用這個機會，將教員的憂慮變成為他們所用的政治運動，攻擊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堅持正確路線的革命家。評《水滸》運動的主題是“投降派”。

1975年8月28日，《紅旗》雜志第9期發表短評：《重視對 <水滸> 的評論》，揭開了評《水滸》運動的序幕。

這個評論闡述和發揮了教員的觀點，強調認清“宋江投降后的地主階級本質，對于我們識破修正主義的欺騙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義的”。

短評提出，要“充分開展對《水滸》這部書的批判，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眾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同期刊登了一組評《水滸》的文章，如署名方巖梁的文章《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學習魯迅對 <水滸> 的評論》；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評 <水滸> 》，等等。

接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也連續發表評《水滸》的文章，一場評《水滸》運動熱熱鬧鬧地開展起來了。

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評 <水滸> 》，文章提出：

“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要批修反修，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必須知道投降派，識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開展對 <水滸> 的評論》一文說：評《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斗爭，是貫徹毛主席關于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

對一部在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方面有著廣泛影響的歷史小說《水滸》進行評論，當然是可以而且是應當的，教員對《水滸》的評論，也有其精辟之處。

問題在于通過評論一部小說達到意識形態的宏大目標和指導現實的斗爭，這就非常有意思了。

江青等人在政治上又活躍起來。他們利用報章雜志散布其“左”傾觀點，將評《水滸》大加發揮，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老干部，指責周恩來、鄧小平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架空教員。

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會泳等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

她還說，“《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毛主席。”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講話：

“不要以為評《水滸》只是一個文藝評論。”

評《水滸》“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歷史評論，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后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

“所以這部書要好好地讀，看看這個叛徒的嘴臉，對照一下咱們黨內的十次路線斗爭的一些叛徒嘴臉。”江青還大談所謂“架空”的問題，說宋江“上山以后，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說：“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

“黨內有溫和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

姚文元在修改尹銘的文章《論 <水滸> 的現實意義》時，加上了這樣一段話：

“‘摒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義者宋江篡奪了領導權，排斥了革命派晁蓋。”

從政治斗爭的意義來看評《水滸》運動，不過是想借一個名義搞政治，《水滸》一書中對現實斗爭有利的，均可利用，沒有關系的就通過類比、附會來拉上關系，原來的歷史事實或者小說情節依目的要求來取舍和隨意改變。

如江青說宋江“上山以后，馬上就把晁蓋架空了。怎樣架空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盧俊義——那是反梁山的，千方百計弄了去”。

而《水滸》的情節中，盧俊義上山與晁蓋并無關系，晁蓋死后多時，宋江才開始考慮策劃盧俊義上山的問題。

但對江青等人來說，原著如何寫不要緊，要緊的是她說的意思，宋江拉盧俊義上山架空晁蓋，聯系到現實政治便是周恩來拉鄧小平出山架空教員。

1975年9月以后，教員的態度發生了更大的變化，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方針和政策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由于健康情況的變化和體力、精力的衰退，1975年9月，毛遠新擔任了教員的聯絡員，成為教員與中央政治局溝通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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