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儉紅

檄文，是一種用于征召、曉諭的公告或聲討、揭發的文書，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戰斗性，它是宣示黨派立場的政治宣言，是激揚民眾士氣的精神號角，是反擊對手言行的輿論利器。在歷時14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到最后結束，發出了眾多宣言、通電、命令，給后世留下了閃耀著思想光芒和時代光輝的抗戰檄文。

發出中國第一份抗日宣言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關東軍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以此為借口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始，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當時，裝備精良的東北軍不僅數量上遠超日本關東軍，還擁有中國最強的空軍和艦炮齊全的海軍。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挑釁雖有預判，卻抱有幻想，認為不抵抗可換來國際同情及國際聯盟的強力干預，遂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批作戰物資被日軍擄去。東北兵工廠一處，即損失步槍95000余支，各式機關槍2500余挺，各種口徑的大炮650余門，各式迫擊炮2300余門；東北航空處損失各種飛機260架。還損失了大批的彈藥、器械、被服、糧秣等。（熊正平：《沈陽、錦州淪陷紀略》，《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52頁）沈陽一切重要軍政機關、官銀號、銀行、企業、學校等，悉數被日軍輕易占領。十余萬人齊解甲，竟無一個是男兒，實在可悲可嘆。

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發出了第一份抗日宣言！

九一八事變當夜，中共滿洲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劉昆（后改名趙毅敏）敏銳地認識到，必須盡快讓群眾知道發生了什么。于是，他連夜起草了一個宣言。19日晨，日軍正在沈陽城內大肆橫行之時，中共滿洲省委幾人不約而同地聚集到秘密的省委機關，召開緊急常委會。會議討論了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沈陽后的緊急形勢和當前各種緊迫任務。鑒于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決定號召和組織東北人民，抗擊日軍侵略。在暫時還沒有接到中央有關指示的情況下，根據黨的一貫工作方針，決定就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一事，以省委的名義發表一個宣言。會議對劉昆起草的宣言進行討論，補充進最新得到的情況，通過了《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

◆中國共產黨發出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部分）。

《宣言》把對日本侵略者的極大義憤和號召人民奮起抗戰的迫切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宣言》首先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根源，“這一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這一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實現其‘大陸政策’、‘滿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動！”《宣言》駁斥了日本侵略者散布的“這次沖突是奉天北大營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所引起的”這一彌天大謊，指出“這完全是騙人的造謠，三歲小孩子也不會相信這些話！”《宣言》接著解釋了日軍何以能迅速攻占沈陽，“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所以能占據滿洲，完全是國民黨軍閥投降帝國主義的結果，所謂‘忍耐’、‘鎮靜’、‘莫給人以可乘之機會’、‘和平以示奮斗’等等所謂策略及其極力壓迫一切反帝運動的行動，必然要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更急進的更肆無忌憚的來占領滿洲！”《宣言》進而號召人民奮起抗戰，“不管國民黨的哪一派，不管中國的任何政治派別，都不能用投降帝國主義的策略來解決滿洲事件！”“工農兵勞苦群眾們！惟一的出路久已擺在我們面前了，偉大的任務久已放在我們肩上了，只有我們以英勇的斗爭能完成它！”“紅軍兩年來和帝國主義、國民黨英勇戰斗的光榮歷史，便是萬古不滅的證據。只有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的政府（蘇維埃政府）是徹底反對帝國主義的政府。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將帝國主義逐出中國！”《宣言》最后提出“罷工、罷課、罷市，反對帝國主義占據滿洲！”“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等17個口號。

19日當天，大量印好的《宣言》被秘密發送到黨員手中，接著又由黨員散發到工廠、學校、商場和老百姓的院子里，張貼到墻上和電線桿上，使群眾知道了事件的真相。

按照組織程序，重大事件應當首先由中共中央表明態度和看法，但由于事出突然，中共滿洲省委打破常規，率先發表了宣言。滿洲省委之所以能夠在第一時間發表抗戰宣言，與他們長期關注東北形勢、心系國家和民族安危的責任意識密不可分。九一八事變前4個多月，即1931年4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就詳述了日本在東北各地駐軍、修建軍營、工事、組織軍事演習及不斷增兵的情況，并十分肯定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對滿洲的侵略活動，將要發展到“直接占領滿洲”。此后，滿洲省委更是通過“滿洲特科”（黨的情報部門）密切注意日軍的侵華動向，隨時做好了思想準備。

《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不僅是中國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第一個反法西斯戰爭宣言，表明中國共產黨率先扛起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旗幟，具有先導作用。

◆在“九一九宣言”發布后第二天（9月2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部分）。

第二天，即9月20日，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進一步指出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根源，表明了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鮮明立場。之后，中國共產黨又陸續發表了《中共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等10多個文件，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和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嚴重危害，號召民眾組織起來，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宣言和決定，不僅第一個表明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立場和決心，而且第一個敏銳地認識到贏得勝利的基本途徑是動員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抗戰，在發表時間上、思想內容上都彌足珍貴，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中國骨氣和民族士氣。中國共產黨在九一八事變后，迅速擔負起號召和領導全國人民抗日的歷史責任，昭告抗日主張，建立抗日游擊隊，支持民眾抗日斗爭，推動了局部抗戰高潮的到來。

“七七”宣言：宣告中共抗戰到底、團結建國的聲明書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后，日軍開始全面侵華。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發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從1938年到1943年，中共中央連續6年發表紀念“七七”抗戰周年的公開電和宣言。這些宣言都是經過中共中央討論后，首先在新華社廣播，然后在《新中華報》《解放》《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當前時局的基本政治主張。中共中央的7個抗戰通電和紀念宣言，宗旨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對全國人民說話”。它們在客觀分析各個時期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重點闡發了中共對時局的看法和在抗戰建國問題上的政策主張，真實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它們隨著抗戰局勢的發展、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敵我友關系的變動等諸因素適時調整，日趨成熟。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奮起抗戰。

《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一針見血地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茍安的希望與估計”。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274頁）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聯名，先后發出《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電蔣委員長電》《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電宋哲元電》，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表示紅軍將士愿“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278頁）“紅軍將士，義憤填胸，準備隨時調動，追隨貴軍，與日寇決一死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279頁）

中共中央的通電向全國民眾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抗戰到底的決心，發出了共同戰斗的號角。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組織和影響下，全國各族、各界、各階層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支援前線的熱潮，鼓舞了廣大官兵奮勇殺敵的決心，拉開了氣勢恢宏的全面抗戰的大幕，也在世界的東方開辟了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

抗戰初期，國民黨的抗戰是積極的，因此1938年中共中央“七七”通電的主題是“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持久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533頁）1938年底，抗戰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日寇政治誘降，汪精衛叛國投敵，蔣介石抗戰立場發生嚴重動搖，抗戰面臨著中途妥協與內部分裂兩大危險。于是1939年“七七”宣言中，中國共產黨把“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143頁）作為主題。

1939年12月，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又發動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際上，法國亡國，英國遭受嚴重失敗，德國大舉進攻蘇聯，中國處在“空前投降危險與空前抗戰困難時期”。因此，1940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大聲呼吁，“投降陰謀必須反對……內部摩擦必須消除，國共關系必須調整，內戰危險必須根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鞏固”，“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412、416頁）1941年“七七”宣言更是疾呼，抗戰的第五年是決定世界命運的一年，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年，“惟有建立于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基礎之上的堅決的斗爭，方能制兇焰于已燃，挽狂瀾于既倒”。“中國共產黨是保衛祖國的先鋒隊，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黨，是團結抗戰的模范，是艱苦奮斗的典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158頁），“卻被親日分子污蔑為匪軍奸黨，摧殘鎮壓，相煎何急？大家應該警覺起來，特別團結，特別努力，堅持我們民族解放的旗幟，最后勝利是一定屬于我們的”。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為抗戰四周年紀念發表宣言。中共中央認為，國民政府從外交以至內政，皆宜有新的改革與建樹，方足以適應目前的形勢，以新國人面目，達成抗戰建國的目的。

總體看，中國共產黨1942年前的“七七”宣言，重點強調的是抗戰到底、持久抗戰及團結抗戰，中心思想是“堅持抗戰，動員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展開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戰！鞏固國內團結，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力求進步，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堅決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反對倒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143頁）

進入1942年，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新變化。國際上，雖然法西斯最為猖獗，但由于美國參戰，加之中美蘇英等26國代表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正式形成；國內，國共關系相對穩定，中國共產黨開展全黨整風，大生產運動轟轟烈烈。為此，1942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認為國際形勢“是處在勝利的前夜”，樂觀地提出“今年打敗希特勒，明年打敗日本”。所以，在克服困難，“團結抗戰”的基礎上，提出了戰后“團結建國”的政治主張，從五個方面規劃了戰后中國的形態，認為戰后的中國“應當是獨立的與各友邦發生平等互惠關系的中國，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國”；“應當是統一的和平的中國，而不是分裂的內部互相戰爭的中國”；“應當是民主的中國，而不是專制的半封建的中國”；“應當是民生幸福的經濟繁榮的中國，而不是只顧一部分人的經濟利益，而使大多數人受苦的中國”；“應當是各黨派合作經過人民普選的民主共和國，而不是少數人專政多數人無權的中國”。《宣言》還聲明，中國共產黨自抗戰開始“就是為著共同抗戰并共同建設這樣的新中國而奮斗”。（《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410-411頁）

1943年，國際局勢發生根本改變，“變到于我們及同盟國極端有利、于侵略國極端不利的局面”。但國內局勢又起波瀾，3月，蔣介石拋出《中國之命運》，吹噓“沒有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5月，共產國際解散。蔣介石認為反共時機到了，準備閃擊延安。在此情況下，1943年中共中央“七七”宣言呼吁，既應該“加強作戰”，又應該“加強團結”“改良政治”“發展生產”。通過廣泛宣傳，有力地制止了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發動。

1943年“七七”宣言和前面幾個宣言一個很大的不同是，用較大篇幅論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任務。《宣言》說，“我黨奮斗的方向，是使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確的方向，并將在今后的歷史實踐中繼續堅持下去，直到完全勝利而后已”。還說，“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宣言》要求全體共產黨員，當此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到決定勝負的時期，要“鞏固地團結在中央的周圍，堅決地認真地執行中央的政策，加強自己的責任心，發揚自己的創造力，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盡一切可能與一切努力和全國一切抗日黨派、抗日人民團結一致，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60-61頁）

抗戰五周年、六周年宣言除了重申“抗戰”“團結”等內容外，提出戰后“建國”的新內容，這是中共中央根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處于勝利前夜的背景作出的考慮。顯然，中共中央追求的不僅是抗戰勝利，更是著眼未來，要建立一個真正屬于人民大眾的獨立、民主、繁榮的新中國。

中共“七七”宣言發表后，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贊同和擁護。如1942年“七七”五周年宣言發表后，晉察冀邊區行唐縣40余名士紳地主通電稱：“我們一致贊同并擁護你們的英明的主張，我們愿國共兩黨在長期合作下，團結抗戰，團結建國。”（《解放日報》1942年8月14日）宗教界人士表示：“我同意中共的宣言，擁護國共進一步合作。戰后新中國的建立，我更是同意共產黨的主張。”（《解放日報》1942年8月6日）宣言還受到反戰日本士兵的擁護，華北日本士兵反戰組織——覺醒聯盟的吉田說：“我們和中國人民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是為日本法西斯的毀滅和中國明年戰勝日本軍閥而奮斗到底。”宣言還被覺醒本部委員三田一郎譯成日文，以擴大傳播。（《解放日報》1942年9月3日）

還需要補充兩點。一是“七七”紀念宣言不僅在延安發表，而且也曾在重慶發表。但由于受到國民黨新聞檢查所的嚴格審查，重慶版有的全文發表，有的刪減后發表，1943年抗戰六周年宣言沒能發表，秘密印成傳單散發了出去。二是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在1946年又發表了“七七”九周年紀念宣言。宣言分析了抗戰勝利后的時局，針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獨裁和內戰，指出“獨立、和平與民主，這已經成為我國人民三位一體的斗爭任務”。宣言大聲呼吁“反對內戰，堅持和平！反對獨裁，堅持民主！反對賣國，堅持獨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第236、239頁）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為鞏固抗戰勝利成果，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的堅定愿望和不懈努力。

延安總部七道命令：氣壯山河的反攻令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最后通牒日本，令其軍隊無條件投降。隨著美國對日本本土投擲原子彈及蘇聯出兵中國東北，8月9日，日本軍政要人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經過激烈討論并請示天皇，10日上午，日本政府正式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將照會轉交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王捷等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詞典》，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82頁）日本決定投降的消息傳到延安，整個延安城頓時沸騰了。

得知日本決定投降的當天，即1945年8月10日晚，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18個小時之內，就從延安總部連發七道命令。這七道命令，既是我軍結束日軍侵華戰爭的反攻令，也是著眼戰后與國民黨爭奪未來戰爭主動權的進攻令。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延安總部向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連續發布7道反攻命令并限令敵偽向中共武裝繳械投降。

第一號命令發于10日24時，令各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日軍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器。并向其附近之一切偽軍偽政權送出通牒，限其于敵寇投降簽字前，率隊反正，聽候編遣，過期須全部繳出武裝。如遇日偽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我軍對任何敵所占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占領，實行軍事管制，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以漢奸論罪。

第二號命令發于次日8時，令原東北軍呂正操所部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原東北軍張學詩（即張學思）所部向熱河、遼寧進發，原東北軍萬毅所部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所部向遼寧、吉林進發。目的是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并準備接受日“滿”敵偽軍投降。

第三號命令發于9時，令賀龍所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聶榮臻所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準備接受日“蒙”敵偽軍投降。

第四號命令發于10時半，令所有山西解放軍統歸賀龍指揮，統一行動，實施肅清同蒲路沿線及汾河流域之敵偽軍，并準備接受敵偽軍投降與進入太原之任務。在達成任務時，應克服一切困難，擊破前進路上一切敵偽之阻礙，如遇抗拒，堅決消滅之。

第五號命令發于11時，令國統區所有鐵路沿線及其他解放區一切敵占交通要道兩側之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統應積極舉行進攻，迫致敵偽無條件投降。此令意在肅清中國境內交通要道之敵偽軍隊，并準備接受敵偽軍投降。同樣，執行任務時應克服一切困難，如遇抗拒堅決消滅之。

第六號命令發于12時，令在華北對日作戰之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副司令樸孝三、樸一禹立即統率所部，隨同八路軍及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兵，消滅敵偽。意在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及朝鮮境內作戰，并組織在東北之朝鮮人民，以便達成解放朝鮮之任務。在發出第六號命令不久，中共中央于當日又發出內部指示說，這個命令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優先地位而發。蘇軍能否允許中共進軍東北，當時還摸不透，因此，只能派冀東李運昌部進入東北進行偵察。

第七號命令發于18時，當我解放區抗日部隊進入敵偽侵占之城鎮要塞后，負責實施十項緊急軍事管制，包括：控制一切軍事性質的機關、倉庫、工廠、學校、兵營及要塞，嚴禁自由出入；控制一切輪船、火車、軍用汽車、水陸碼頭及郵政、電話、電報、無線電機關，實施嚴格軍事檢查；登記及逮捕戰爭罪犯及賣國奸賊；管制糧食、煤炭及水電，嚴禁奸商囤積操縱等。

這七道命令，考慮周全，層層推進。首先著眼的是我軍實際控制區域；接著考慮的是與我毗鄰且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區域，如東北、綏察熱等地；再考慮的是全國鐵路線及各交通要道之區域；并對各地受降接管后如何管制做出了詳細部署。這樣的安排，既從我軍實力出發，又從全盤考慮，完全是符合實際的，也讓世人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善于抓住時機，及時應對重大變化的敏銳眼光和膽識。

與中共一天之內連發七道命令的迅疾手段相比，國民黨方面顯然反應遲鈍。11日當天，蔣介石僅發出三道言辭含糊的命令：命令國民黨軍隊“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松懈”；命令淪陷區偽軍“負責維持治安”，“趁機贖罪”；命令解放區抗日部隊“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偽“擅自行動”。由于應對不足，國民黨中宣部只得在12日，由其發言人發表談話，說朱德總司令11日發表的限令日偽軍投降的命令是一種“唐突和非法之行動”。

13日，為堅決拒絕蔣介石發出的不準解放區抗日部隊接受日偽投降的錯誤命令，毛澤東以朱德名義致電蔣介石，指出：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并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的拒絕這個命令”。（《朱德年譜》中卷（新編本），第1199頁）

同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評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談話和蔣介石命令的評論《蔣介石在挑動內戰》。評論指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言人發表談話說，朱德總司令所發表的限令敵偽投降的命令，是一種“唐突和非法之行動”。“這種評論，荒謬絕倫。”“根據這種意見，可以邏輯地解釋為朱德總司令根據波茨坦公告和敵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給所屬部隊促使敵偽投降，倒反錯了，應該勸使敵偽拒絕投降，才是對的，才算合法。……這樣的敵我倒置，真是由蔣介石自己招供，活畫出他一貫勾結敵偽、消除異己的全部心理了。”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言人的評論和蔣介石的‘命令’，從頭到尾都是在挑撥內戰，其目的是在當著國內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找一個借口，好在抗戰結束時，馬上轉入內戰。”評論最后嚴正聲明：“我們要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中國人民要求，中國解放區抗日軍隊有在朱德總司令指揮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和軍事管制日本的權利，并且有參加將來和會的權利。要不是這樣做，中國人民將認為是很不恰當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37-1139頁）

◆1945年8月23日，收復華北重鎮張家口。

在中共中央義正辭嚴的拒絕和嘲諷式批評下，國民黨方面不敢再對延安總部的七道命令說三道四。各地我抗日武裝迅速行動，接受投降、接管武器、占領要地、展開力量，大大提高了我軍裝備水平，充實了整體力量，為隨后應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準備了力量。

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宣言和通電，是偉大抗日戰爭中進行政治宣示、輿論攻防、鼓動民眾的手段之一，既向世人表達了自己的抗戰主張，又成功建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即：中國共產黨是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秉持民族大義，具有大局意識的政黨；是始終堅持持久抗戰，堅信抗戰必勝，具有堅強政治定力的政黨；是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具有極大包容性的政黨；是善于處理好原則性與靈活性關系，不斷與時俱進的政黨。它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逐步成熟，提高了政治聲譽和地位，贏得了廣大民眾及中間黨派的認同與擁護，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及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為后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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