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奧）路德維?！ゑT·米塞斯著；王建民、馮克利、崔樹義譯譯；中國社科院出版；2008.5。本文選編自該書序言部分，作者哈耶克，轉自經典摘讀，注釋從略。

《社會主義》在1922年初版時，它的沖擊是深刻的。它逐步地、但也是根本性地改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重返大學校園的許多青年理想主義者的信念。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是他們中的一員。

我們感到，我們成長于其中的那個文明已經崩潰。我們立志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正是這種再造社會的渴望，鞭策我們投身經濟學研究。社會主義許諾給我們一個更加理性、更加公正的世界。此時，《社會主義》問世了。我們的信念坍塌了?！渡鐣髁x》對我們說，我們的方向錯了。

這一心路是我的許多同輩都經歷過的，他們后來很知名而當時互不相識，德國的羅普克和英國的萊昂內爾·羅賓斯是這當中的佼佼者。我們當初都不是米瑟斯的學生。在奧地利政府一個臨時機構工作時我開始認識他，該機構負責落實《凡爾賽條約》中的某些條款，他是我的上司，是該部門的主任。

當時，米瑟斯以反通貨膨脹的斗士而著名。他的意見早已引起政府的注意；他以維也納商會金融顧問的身份，奔走呼號，力勸政府采取唯一還有可能避免金融徹底崩潰的措施(在他手下工作的前八個月里，我的名義工資比最初的數額上漲了200倍)。

在1920年代早期的我們這些大學生眼里，米瑟斯看上去是個深居簡出的大學講師，此人十多年前出版過一本書，該書以出色地運用奧地利邊際效用貨幣分析理論而著名，被馬克斯·韋伯譽為有關該課題的最令人滿意的著作。或許我們也應該已經知道，在1919年他還出版過一本很有思想和遠見的專著，涉及社會哲學的很多方面，如民族、國家和經濟等。但是，這本書從未廣為人知，我也是在維也納的政府部門做他的屬下時才讀到它。不管怎么說,《社會主義》的出版使我殊感吃驚。因為就我所知，此前極度繁忙的十年間，他不可能有閑暇埋頭學術研究。然而這卻是關于社會哲學的重要著作，它見解獨到而證據詳盡，他的評述表明，他熟知這個專題的大部分文獻。

本世紀最初的12年間，直到服兵役之前，米瑟斯致力于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如同20年后的我輩，他是被當時對“社會政策”(Sozialpolitik)——一種與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相近的思想——的時髦關切帶入這些題目的。當他還是維也納大學年輕的法學學生時，就出版了第一本書，該書充滿了致力于“社會政策”問題的德國“歷史學派”主流經濟學家的氣息。他后來甚至還加入過其中的一個組織，該組織曾鼓動一家德國諷刺周刊給經濟學家們下定義，說他們是一幫忙于丈量工人的住所然后說房子太小的人。也是在這一過程中，在作為法學研修內容之一的政治經濟學課堂上，他通過已近退休的卡爾·門格爾教授的《經濟學原理》而接觸到經濟學理論。正如米瑟斯在自傳殘稿中所言，是這本書使他成了經濟學家。這也是我曾經歷過的，我知道他在說什么。

米瑟斯原本的興趣主要在歷史方面，所以，他的一生是理論家中罕見的具有淵博歷史知識的一生。但是，不滿意于史學家特別是經濟史學家解釋史料的方式，最終使他轉向了經濟理論，有一個人是他的靈感的主要來源，即從奧地利財政部長位置上卸任重回大學執教的埃岡·馮·龐巴維克。大戰前的10年間，龐巴維克的研討班是討論經濟理論問題的重要中心。它的參加者包

括米瑟斯、約瑟夫·熊彼特、著名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奧托·鮑威爾，后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捍衛在很長時間主導著討論。在此期間，龐巴維克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似乎有了較大發展，超越了他早逝之前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論文。無疑，這個時期為米瑟斯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獨到見解打下了基礎，盡管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貨幣和信用理論》(1912)一出版，進一步系統研究的機會隨著他投身一戰的炮火而消失了。

米瑟斯軍人生涯的多數時間是作為炮兵軍官服役于俄國前線，但在最后幾個月里他供職于國防部的經濟處。想必他是在卸掉軍職之后開始《社會主義》的寫作的。他很可能是在1919-1921年間寫出了大部分內容;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計算的關鍵章節，事實上是被奧托·諾瑞1919年出版的一本書所激怒而寫下的。米瑟斯引證了該書。在當時那種局勢下，他哪來的時間潛心于綜合性的理論和哲學研究，這至今對我仍是個謎。至少在這一時期的最后幾個月里，我幾乎天天看到他公務纏身。前面說過，《社會主義》一書震撼了我們這代人，盡管我們對其核心論點的接受是緩慢而痛苦的。當然，米瑟斯繼續思考著該領域中的問題，他的許多新思想在《社會主義》出版以后開始的“私人研討班”中得到了發展。兩年后，當我結束在美國一年的研究生學習回國時，也加人了研討班。最初只有幾個忠誠的追隨者，但他還是引起了年輕人的興趣和欽佩，吸引了他們當中對社會理論與哲學之間的交叉學科問題感興趣的人。學術界對這本書的反應或漠然，或仇視。對《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予以肯定的評論，我印象里只有一次，那還是當時健在的上世紀的一位自由派國務活動家做出的。他的反對者的伎倆不外是把他描繪xxii成孤家寡人的極端主義者。

米瑟斯的思想在此后的 20年間成熟起來，并在著名的《人類行為》(1940)一書德文第一版中達到高峰。但對我們這些經歷過第一波沖擊的人來說，《社會主義》永遠是他的決定性貢獻。它向一代人的觀念挑戰，改變了許多人的思想，盡管過程是緩慢的。米瑟斯維也納小組的成員不是門徒。來到他身邊時，他們多數是已經完成了基本的經濟學訓練的大學生，他們只是逐漸地被他那不同尋常的觀點所折服。也許，他們受到了他準確地預言當前經濟政策全部后果的令人難堪的習慣和他論點力量的雙重影響。米瑟斯并不期望他們接受他的全部觀點。討論所取得的主要收獲是，參與者只是逐漸地縮小他們的歧見。只是到后來，他形成了完整的思想體系，“米瑟斯學派”發展起來了。他的體系的充分開放性豐富了他的思想，也使他的一些追隨者能夠把它們朝著不同的方向加以發展。

米瑟斯的觀點并非總那么容易理解。要完全領會它們，有時需要直接與他接觸和討論。他的文筆乍看上去似乎簡單清晰，但字里行間蘊含著對經濟過程的理解，而這種理解不是每個讀者都具備的。這一點，我們在他的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計算的不可能性的關鍵論點中看得最清楚。在閱讀米瑟斯的論敵時，人們會有一個印象：他們沒有真正弄明白為什么這種計算是如此必要。在他們看來，經濟計算問題似乎僅僅是一種使社會主義的經理們對受托經營的資源負起責任的方法問題，而與他們應該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問題完全無關。每一組神秘的數字都足以使他們監控那些尚無法擺脫的資本主義時代過來人的誠實可靠。他們似乎從未理解，這里問題不在于擺弄數字，而是要確立起最合適的指示器，使經理們在相互協調行為的整個結構中確立自己的角色。因此米瑟斯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他與他的批評者之間的距離不僅是對特定事實的解釋不同，而是他對社會和經濟問題有著獨特的思維方式。要說服他們，他必須讓他們知道全新的方法論的必要性。這自然地成為他關注的重點。

1936年英文版很大程度上是萊昂內爾·羅賓斯教授(現在的羅賓斯勛爵)促成的。他在倫敦經濟學院舊日同窗中找到了一位堪當此任的譯者，雅科布·凱漢(1900-1969)，盡管凱漢本人不從事該專業，但一直活躍在這一代學院派經濟學家圈子里。凱漢曾多年受雇于倫敦一家大的谷物貿易商，后在羅馬的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署及在華盛頓的世界銀行的任上結束了其職業生涯。凱漢的譯文打字稿讓我最后一次重讀《社會主義》一書的全文。在準備這篇前言之前，我再次翻閱過。

這么多年過去了，這一經歷必然使人反思米瑟斯一些觀點的意義。較之當年，這一著作的大部分內容在今天已不那么新穎或具有革命性;它在許多方面已經成為“經典”之一，往往被人當成老生常談，從中可以學到的新東西已經很少。然而我必須承認，使我吃驚的不僅是它依然與今天的爭論如此貼近，而且他的許多論證，我當初只是部分地接受或認為它們過分夸張和片面，結果證明他的論證是正確的。我現在還是不能全盤接受，米瑟斯本人也不會不有所改變。他絕不期望他的學生們無批評地接受他的結論而不超越它們。然而，總的來說，我不同意的地方比我料想的要少得多。

我的一個不同意見涉及1951年版第463頁(本版第418頁)上米瑟斯的一個陳述。我始終覺得這里的基本哲學表述有些不對勁，而只是現在我才能理清為什么會有這種別扭的感覺。米瑟斯在這里宣稱，自由主義認為，“全部社會合作都是被理性地認識到的效用的表現，在合作中，全部權力以民意為基礎，它無力采取任何行動阻撓有思想的人們的自由決定”。我不敢茍同的正是這段話的前一句。這段話中的極端理性主義是他無力擺脫的那個時代的產兒，他或許從未徹底放棄過，而在我看來，它確實是錯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絕不是對普遍福利的理性洞察的結果。我覺得，米瑟斯想要說的是，我們之所以采用自由制度，并不是因為我們理解了它的益處；社會秩序并非出自我們之手，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智慧去設計它；只能說在對它的作用機制做了長期大量的觀察之后，我們已經部分地學會理解它；說人們選擇了這種秩序，這僅僅意味著他學會了選擇已經發揮作用的事物，通過進一步的理解，能夠改進它發揮作用的條件。

米瑟斯大可引以為榮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理性建構主義的起點，雖然這一過程沒有完成。在幫助我們理解一些非人工設計的秩序方面，米瑟斯的功勞不亞于任何人。

還有一點，今天的讀者不可不察。半個世紀前米瑟斯所講的自由主義，其含義與今天在美國——別處的情形更甚——被理解的多少有些相反。米瑟斯認同的自由主義是古典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半個世紀前，熊彼特曾頗不情愿地說，在美國，自由的敵人“已經在想，既然自由是極高貴而又無所指的漂亮名稱，盜用這個標簽不失為明智之舉”。

在該書初版25年后寫于美國的“跋”中，米瑟斯表明他意識到了這一點，并且對“自由主義”一詞的濫用做了評論。后來的30年極好地證實了這些評論，如同該書初版的最后部分“破壞主義”被證實一樣。閱讀它時，我被那種過度的悲觀主義所震撼。當然，面對書卷，更令我敬畏的不是他的悲觀主義，而是他的遠見。事實上，今天的讀者將發現，較之40多年前第一個英文版面世的那個時期，《社會主義》一書更直接地適用于當代的問題。

197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