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王震老身邊工作過十多年。2008年，是王老誕辰一百周年，也是我尊敬的前輩薄一波老誕辰一百周年，回想起王老和薄老的親密交往，很難自已。

我是1982年底到中南海工作的，早晨上班比較早，晚上下班比較晚。薄老就住中南海，我們常常遇見薄老一早一晚在室外散步。他走得不緊不慢，警衛員在身旁拿個收音機，他便邊走邊聽。無論炎熱的酷夏還是寒冷的嚴冬，他幾乎從未間斷。

那時，工作是忙，但主要是青春年少，自己還不知每天鍛煉身體的重要，見薄老鍛煉，只是很佩服他老人家的毅力和堅持。我們這些年輕人，遇見老人家散步時，總是提前下了自行車，推著走過。他見了，常常說：“嗨，別客氣，你們走你們的。”

慢慢薄老也認識我了，有時打個招呼，叫聲“小李子”，問：“王老最近在忙些啥？”“他身體怎么樣？”有時他索性停下來，問一點國際國內的大事，似在考問，也似自己在思索。

1982年9月，薄老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并且排在副主任的第一位，主持日常工作。在1985年9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前夕，中央決定提議王老進中顧委，并任副主任。那天，王老從中南海開會回來，帶回的文件讓整理，我發現擬定的副主任的名單中，王老排在第一位，薄老排在王老之后，仍任常務，但又發現王老用鉛筆把薄老圈到了自己的前邊。王老見我若有思索，笑了，說：

“是我堅持的。薄老可不簡單，他是個老資格，黨的八大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常常列席政治局常委會。他文韜武略出類拔萃，要不然能在閻錫山那里開出一片新天地嗎？他是黨、政、軍、群、財、文等項工作樣樣行。我哪能排他前面？”

但后來在公布選舉結果時，王老仍然是排在副主任的第一位。王老說：“薄老很謙虛，他堅持這么排。我們倆都堅持，推來推去。但他說他是常務，有這個權力堅持這個提議。”王老一臉無可奈何的樣子。

這就是老一輩，見了榮譽謙讓得如此真摯。而現在的個別年輕干部爭榮譽、爭位子，甚至不擇手段，這就是所謂的“代溝”嗎？想起王老這次對薄老的評價，可不可以這么說， 薄老走了，也就是以毛主席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里的最后一位重要成員走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王老和薄老都十分支持小平同志領導的改革開放大業。1984年春天，王老陪同小平同志到深圳、中山、珠海、廣州、廈門、上海等地走了一圈，回來后給中央寫了一個陪同考察的報告，概述了小平同志沿途的談話，并談了一些感想與建議。黨中央很快在政治局范圍內印發了這個報告。

根據小平同志的提議，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會議，討論進一步開放由北至南的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會議也印發了這一報告。王老和薄老都參加了會。那幾天，兩位老人家顯得都很高興。

中間的一天會上，王老帶回薄老在會上用便簽寫給他的一封短信：“王老：看了你寫的隨同小平同志視察工作的報告，得益匪淺！除得知小平同志在重大問題上的意見（在小平同志約談中，我更加深了在你《報告》中某些觀點的認識）外；我特別感興趣的（或感到深刻的）是：小平同志在視察中，處處扣住、想到黨的重要方針政策，并加深、發揮，其中特別：一、對外開放政策（在與我談話時特別講到與西方資本主義搞關系的意義）；二、選拔三梯隊問題；三、翻兩番的意義等等。高！你的報告中作了較細的敘述（談話行動的細節）……我建議加個按語，發各地。……這是我的一點較深的感想，特此告知。我說的是否對？擬在同你專此談話時奉告、詳細推敲！”

此后，兩位老人家又專門幾次約談了如何支持小平同志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問題。 1993年4月，薄老在回憶這一情節時說：“有人說王震同志保守，套用陳云同志的話，那就是‘活見鬼了’！”

王老進了中顧委，與薄老在同一個大屋檐下辦公，兩人往來就更多了。兩人經常談話聊天，其中主要話題，就是談論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和如何進一步更好地搞好改革開放問題。

王老和薄老都很贊成小平同志在糾正毛主席晚年錯誤的同時，充分肯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作用。1986年4月9日下午，王老來到中顧委自己的辦公室對我說：“你去看薄老在不在，我去看看他。”當得知薄老在外邊開會時，他便說：“你把在家秘書找來。”薄老秘書董宏來了。王老對董宏說：“聽說，薄老最近要到湖南岳陽，現在有些非毛化的現象，毛主席的家鄉很少有人去了。薄老是毛主席、周總理、少奇那時政治局的，又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打得最重的一個。建議薄老到毛主席家鄉韶山去看看。少奇同志的家鄉也可走走。然后照個像，發個消息。薄公去一下，也體現了他一貫的政治家的風度。”

事后，我聽董宏說，薄老本來就有此打算。董宏把王老的話給報告了，薄老說：“英雄所見略同。”

6月21日，王震得知薄老成行，即揮毫給薄老寫道：“湘人傳來信息，我公訪問毛、劉、彭（德懷）老一輩故居”，這“是一件令人感奮的喜事”，“由于你曾經是毛主席為首的最高領導集體的一位，尤有歷史意義”。

回京后，薄老即約又與王老見面。薄老對王老說，到毛主席故居參觀人數最多的是1966年，290多萬人次。1976年以來，逐年減少。1980年達到最低點，23萬多人次。1981年后逐年上升，1983年達40余萬人次，1985年多達50多萬。薄老說：“小平同志真是偉大。1980年答意大利記者問時，明確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這句話，真說到家了。”王老聽后很高興，他說：“四項基本原則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很重要。中國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就是災難！”

王老和薄老還都十分重視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王老晚年愛聽評書，喜愛上了袁闊成評說的《三國演義》。1985年12月27日下午，他約薄老、宋任窮、胡喬木、鄧力群、英若誠等同志一道在中顧委會議室會見袁闊成。王老先來個開場白說：

“《三國演義》是我國古典文學名著，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藝術結晶。袁闊成等同志對它剔除糟粕，發揚精華，用評書藝術形式介紹給億萬聽眾，這對提高我們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有著重要的意義。中華民族需要大一統，需要一個長治久安的局面，袁闊成同志把《三國演義》中的這一道理講得很生動，給我們這些眼睛不大好的老人以很好的享受。”

他還說：“我們民族有著豐富而又寶貴的文化遺產。有人搞民族虛無主義，貶低中國、否定中國，主張全盤西化，人民群眾是堅決反對的。”

胡喬木同志在發言中說：“中華文化中有很多珍寶，當然也有糟粕。但現在有的人對中華文化根本沒有研究，認為中華文化留給我們的只有壞的，沒有好的，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都是錯的。甚至連中國的人種都要懷疑。這樣的人還提出了‘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一切向錢看，才能向前看’。”

胡喬木和英若誠同志講過后，薄老說：

“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努力向上的民族，是有骨氣的民族。為了發展自己，歷來是不排除外來先進科技文化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認為外國的什么東西都比中國好。”

“我們的政策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為了帶動大家都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與某些人講的‘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是根本不同的。我的老鄉關云長就不那么愛錢。我們這些老頭子不能守舊，但也不能認為老的什么都不好。我們從小就不守舊，所以才有了新中國。一切為金錢才是真正守舊。我們共產黨不是苦行僧，我們說的是按勞分配。尤其是現在，要貫徹多勞多得。一切向錢看，就不可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全盤西化的言行，實際上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搞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是根本違背我國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的，是為我國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袁闊成同志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精神值得肯定和表揚。”

王老和薄老有著深厚的革命友誼，他們在生活上也相互關心。1988年7月間，王老去看薄老，回來后，帶回這么一個小紙條，上邊寫著：“起得早，睡得好，七成飽，小步跑（常跑跑），多笑笑，莫煩惱，天天忙，永不老——錄張群養生口訣送王老學習、長壽！一波。”

1990年8月20日下午，王老在北戴河去看彭真同志。我當時值班未去。下午6點20分左右，王老被警衛攙扶回到駐地，隨即又在北京醫院駐北戴河的醫療點拍了片子，診斷為左股骨頸骨折，決定很快回北京解放軍總醫院治療。此時，王老吩咐我說：“你即報告薄老，就說我骨折了，要很快回京治療。”

沒出10分鐘，薄老即趕到王老駐地，對王老說：“你生命力很頑強，在戰場上九死一生，這次骨折在你一生中是個小坎坷，我相信你能很快康復。”兩位老人分別時，緊緊把手握在一起。

王老也十分關心薄老。王老回到北京，躺在解放軍總醫院的病床上，想到自己的痛苦和不便，對我說：“你給薄老的辦公室講，要勸薄老拄拐杖。我這里有，不知他喜歡什么式樣。下邊要釘上膠皮，防止滑。他很濃很長的眉毛，有個拐杖配起來，更有風采！”薄老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后，又幾次到醫院探望。果然，如薄老所愿，王老生命力頑強，骨折較快地愈合，身體康復出院。

1991年11月間，王老又因患病住院，薄老經常讓秘書問候。醫生不允許探視，一次，薄老特地趕到醫院，僅隔著病房玻璃看了看王老，并囑咐我們工作人員一定要照顧好王老。薄老說：“現在，國際國內形勢有大好的一面，也有復雜的一面，黨和人民需要王老這樣的人，要求他健康長壽。”

1992年9月，王老病情有好轉時，兩位老人終于在解放軍總醫院見了面。盡管那幾年國際風云劇變，但交談中，可以明顯感到兩位老人堅定的理想信念不改，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充滿信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充滿無限的信念。這是兩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見面。

1993年3月12日，王老在廣州逝世。4月5日，按照王老的遺愿，骨灰撒在新疆的天山南北。4月9日，薄老秘書李靜通知說薄老要見我。4月10日下午，薄老召見，見面即對我說：“很可惜，王老不該走的，他若活著，有很多事要做。”說完，薄老默然半天沒有作聲。

接著，薄老嘆了口氣后說：“新華社播發的王老的生平寫得不錯。解放前，他的功勞，不再描述也清清楚楚。問題是解放以后，還應該講得更多一點和更清楚一點。前幾天，人民日報社同志說，中宣部請我寫篇悼念王老的文章，在他們報上發表。王老我是一定要寫的，但兩天內寫不出來，字數限制在三四千字內也不行。你先幫查找核對點資料，整理個初稿。”

接著，薄老與我談了從1943年他開始認識王老直至王老去世兩人間的接觸與交往。1993年10月5日上午和1994年7月6日下午，薄老又兩次把我找去，補談“想起的新材料”。我很感動。薄老當時已80多歲，為撰寫一篇紀念老戰友的文章，3次加起來與我談了近4個小時。在這近4個小時中，他暢談了與王老近50年的親切交往，這些，基本上都收錄在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撰寫的《領袖元帥與戰友》第三輯《一個性格鮮明的共產黨人——緬懷王震同志》里。

另外，薄老還談到了1963年在昆明，他與王老談到的如何正確對待同志特別是與上級間的誤解與委屈。我自覺有一定意義，也一并錄此。薄老說：

“同志之間會經常發生一些意見分歧，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你想躲也躲不開。如果是小事情，你可以糊涂點，以糊涂求團結；如果是原則問題，那就不能讓了。但由于受各方面因素制約，又統一不了認識，有時會使人很傷神的。這里關鍵是要正確認識，正確處理。”

“對錯誤的東西頂不住，又不愿屈服，心里生悶氣，這是自找苦吃。將相頂上堪走馬，公侯肚里好撐船。這個時候就要受得住委屈。我遇到這種情況，就是先記錄下來，讓時間和實踐來回答。過一個時期不行，就耐心等待，再過一個時期。不要以為沒有翻身之日了。一個時期內，真理可能是分不清辨不明的。但是，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真理終究是要被歷史所驗證，被人民群眾所肯定的。有的領導，有很多長處，但也有缺點錯誤。歷史不能由他一人說了算的。要經得起委屈，也不要太發愁。內省不疚，何懼何憂？要豁達大度，相信問題終究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