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毛澤東填了一首《臨江仙·給丁玲同志》，贈給隨紅一方面軍征戰的丁玲。其中“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一句，生動地表達了毛澤東對“筆桿子”和“槍桿子”辯證關系的認識。在艱苦卓絕的革命征程中，毛澤東一方面運籌帷幄，指揮“武”戰，打贏了一場場硬仗;另一方面筆掃千軍，發起“文”戰，寫下了一篇篇佳作。這里僅選取在解放戰爭時期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撰寫的批駁蔣介石的十幾篇評論，管窺他是怎樣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的。

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期間合影

解放戰爭即將開始之際

揭露蔣介石搞獨裁打內戰的陰謀

進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勝利階段。在歐洲戰場，蘇聯紅軍于5月2日攻克柏林，5月8日德國法西斯宣告投降。在中國戰場，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發動夏季攻勢作戰，對日軍占領的點線包圍得越來越緊，即將轉入全面反攻。此時，蔣介石和國民黨不是積極投身對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戰，而是一心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以維持專制獨裁的反動統治。在謀劃打內戰的同時，國民黨為了欺騙輿論，提出7月7日在重慶召開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為11月12日召集所謂的“國民大會”做準備。

對蔣介石的伎倆，毛澤東看得很清楚。1945年6月15日，他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團會議，討論是否出席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問題時說，國民黨“這一套都是獨裁，而以民主為招牌。這次不參加是給美蔣一個警告，給反蔣的民主派撐腰”。根據會議決定，毛澤東為新華社起草了關于中共中央負責人聲明不參會的新聞稿，詳細說明理由。

7月10日，毛澤東又為新華社寫了題為《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的評論，指出第四屆國民參政會有近一半人員未出席，中共方面無人出席，原因在于這次會議與成立聯合政府相背離，完全“以粉飾蔣介石獨裁統治為目的”。蔣介石這么做，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慫恿和撐腰密不可分，他在4月2日就發表聲明，“抹殺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動，宣稱不和中共合作”。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赫爾利、蔣介石這一套，不管他們怎樣吹得像煞有介事，總之是要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對于這種違反人民意志的欺騙行徑，“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攻擊掉，決不容許保留其一絲一毫”。中國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實行民主改革，如果“沒有認真的起碼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會小會也只能被拋到毛屎坑里去”。

僅僅過了兩天，也就是7月12日，毛澤東又為新華社寫了題為《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的評論，進一步揭露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評論將赫爾利式的政策定性為“贊助中國反人民勢力和以如此廣大的中國人民為敵”，這“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將使美國政府“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里拔不出腳來，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將給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窮禍害”。

1945年5月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為了早日結束亞洲的戰爭，在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聲稱要“決心戰至最悲慘的結局”的情況下，美國分別于8月6日、9日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蘇聯于8月8日對日宣戰，對日本關東軍發動全面進攻。8月9日，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的窯洞里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號令“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原子彈的震懾，蘇聯對日宣戰，中國軍隊的反攻，迫使日本裕仁天皇連夜召開御前會議，最終決定無條件投降。

8月10日，“日本要投降了”的消息傳至中國，中華大地充溢著歡慶的喜悅氣氛。為了壟斷接受日本投降的權利，8月11日，蔣介石以最高統帥的名義給八路軍發出命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同時，蔣介石打著受降的幌子，調運大軍向解放區進逼，積極準備反革命內戰。

毛澤東對抗戰勝利后將要出現的情況，有著非常清醒的判斷。8月11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日本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決定》，指示全黨全軍立即爭取和保衛抗日勝利果實，并指出：“國民黨積極準備向我解放區收復失地，奪取抗日勝利的果實。這一爭奪戰，將是極猛烈的。”8月13日，他為新華社寫了題為《蔣介石在挑動內戰》的評論，指出蔣介石給八路軍的命令，“活畫出他一貫勾結敵偽、消除異己的全部心理”，足以證明國民黨反動派“把敵偽看得比同胞還可親些，把同胞看得比敵偽還可恨些”。蔣介石這么做，目的是“在當著國內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找一個借口，好在抗戰結束時，馬上轉入內戰”。因此，共產黨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民發出號召，“一致起來，同解放區人民一道，堅決制止這個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國內戰”。

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廣播，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同一天，國民黨當局在重慶召開記者招待會，宣稱“委員長之命令，必須服從”，共產黨違反蔣介石委員長對朱德總司令的命令，“違反者即為人民之公敵”。為了進一步揭穿蔣介石準備內戰的陰謀，8月16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題為《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的評論，義正詞嚴地指出：“這是蔣介石公開發出的全面內戰的信號。”毛澤東回顧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以及蔣介石1940年、1941年、1943年發動的三次大規模反共高潮，以此揭露蔣介石一貫的反動立場和內戰陰謀。他還總結經驗教訓，指出對付這個真正的“人民公敵”，并制止內戰唯一的辦法是：“堅決迅速努力壯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敵占大城市和解除敵偽武裝，如有獨夫民賊敢于進犯人民，則取自衛立場，給以堅決的反擊，使內戰挑撥者無所逞其伎。”

毛澤東的這幾篇評論，揭露了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警惕并挫敗國民黨的內戰陰謀。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堅定的果斷的立場，使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在關鍵時刻得到了迅速擴大，并使蔣介石在國內外反對中國內戰的強大政治壓力之下，不得不改變策略，裝出和平姿態，邀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

1949年3月，民主人士在西苑機場迎接毛澤東

解放戰爭大局已定之時

指出蔣介石日暮途窮的命運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等前往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于10月10日正式簽署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但談判只是蔣介石用來拖延時間準備內戰的陰謀，他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加緊部署全面內戰。美國用飛機和軍艦將54萬國民黨軍運送到內戰前線，并派海軍陸戰隊幫助接收滬、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關內各大中城市之后，國民黨把進攻重點指向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地區。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30萬人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蔣介石揚言，要在三五個月內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

毛澤東對戰爭形勢進行了科學分析，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強調黨領導的戰爭是愛國的正義的戰爭，必將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中國人民的小米加步槍一定能夠戰勝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正如毛澤東所料，黨領導解放區軍民沉著應戰，8個月時間殲敵71萬余人，挫敗了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從1947年3月起，蔣介石改為重點進攻山東、陜北兩個解放區。人民軍隊繼續執行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兩個月就改變了戰場的局勢。在國民黨軍潰敗的同時，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廣大民眾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

1947年5月，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在全國興起。蔣介石政府內外交困，已處在全民的聲討之中。5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評論，指出：“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和全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現在已經發現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無論是在軍事戰線上，或者是在政治戰線上，蔣介石政府都打了敗仗，都已被它所宣布為敵人的力量所包圍，并且想不出逃脫的方法。”基于這樣的分析，毛澤東指出：“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一方面是蔣管區人民斗爭的前進，其速度都是很快的。為了建立一個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新中國，中國人民應當迅速地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

根據全國戰局的發展，毛澤東經過審慎思考，決定不等完全粉碎敵人的戰略進攻，不等解放軍在數量上占有優勢，立刻轉入全國性的進攻，籌劃了“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計劃，并選擇地處中原的大別山區作為主要突擊方向。

1947年6月30日，劉鄧大軍出敵意外地強渡黃河，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8月，陳謝大軍、陳粟大軍分別進入豫陜鄂邊地區、豫皖蘇平原。三路大軍形成“品”字形進攻陣勢。繼續在內線作戰的人民軍隊也漸次轉入反攻，國民黨軍不得不由戰略進攻轉變為“全面防御”。至此，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達到一個歷史轉折點。

1948年3月7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了題為《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的評論，分析了西北戰場形勢和全國其他戰場的概況。他用生動的事例著重說明了新式整軍運動“將使自己無敵于天下”的偉大意義，指出：“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實踐證明，新式整軍運動是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和民主運動的重要發展，是當時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和整黨運動在軍隊中的反映，不僅提高了全軍官兵的政治覺悟、紀律性和戰斗力，也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國民黨軍隊士兵改造為解放軍戰士的過程，對于人民解放軍的鞏固擴大和作戰勝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伴隨著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到了1948年秋，敵我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決戰階段。毛澤東以宏大的革命氣魄和高超的指揮藝術，一環緊扣一環地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1948年11月，遼沈戰役勝利結束，淮海戰役開始打響。

11月14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題為《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的評論，指出：“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占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占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志。”他對解放戰爭取得全國勝利的時間重新作了估計，認為戰爭進程將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1946年7月起，大約需要5年左右時間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后來的形勢發展，完全證明了毛澤東的這個預見。

解放戰爭全面勝利前夕

戳穿蔣介石企圖利用和平談判

來保存反革命實力的詭計

以三大戰役為標志的戰略決戰的勝利，使國民黨賴以維持其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號召全國人民“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發表“求和”的《新年文告》，宣稱：“只要和議無害于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圣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無復他求。”

1月4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題為《評戰犯求和》的評論，對這些說辭一一駁斥，揭露這個“求和”本質上是為了保存中國反動勢力和美國在華侵略勢力，爭取喘息時間，以便卷土重來。一貫如此的蔣介石“已經失了靈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毛澤東在西柏坡

為了早日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的痛苦，毛澤東明知蔣介石假求和，仍然愿意同國民黨政府及地方政府、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

1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義發表了《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八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但是，國民黨政府行政院1月19日卻作出這樣的決議：“政府為遵從全國人民之愿望，蘄求和平之早日實現，特慎重表示，愿與中共雙方立即先行無條件停戰，并各指定代表進行和平商談。”

1月21日，毛澤東以中共發言人名義發表題為《中共發言人評南京行政院的決議》的評論，指出這個決議完全置中共1月14日和平談判聲明于不顧，把和平之門從此關死了，如果要談判，則只有取消這個毫無理由的決議。

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退居幕后。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口頭上表示愿以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但他心里盤算的仍是爭取喘息時間，部署長江防線，阻止人民解放軍南下，企圖“劃江而治”。

為了進一步戳穿國民黨的詭計，新華社接連發表了毛澤東所寫的三篇評論。2月15日，題為《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么還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評論指出，從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開始，國民黨便搬起了“一塊名叫‘和平攻勢’的石頭，原想用來打擊中國人民的，現在是打在他們自己的腳上了”。雖然國民黨已經沒有一個“全面”的“政府”，“但是國民黨死硬派卻在反對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謂‘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戰;他們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動蔓延起來，至于不可收拾”。2月16日，題為《國民黨反動派由“呼吁和平”變為呼吁戰爭》的評論，指出國民黨死硬派所謂“政府與其無條件投降，不如作戰到底”之類的叫嚷，暴露了這些人之前口口聲聲“以拯救人民為前提”的虛偽，說明他們“堅決地反對人民，站在人民的頭上橫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寶塔的尖頂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2月18日，題為《評國民黨對于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逐一點評蔣介石、孫科、李宗仁的觀點，駁斥國民黨所謂“中共應負破壞和平之責任”的謬論。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制定了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后的各項方針政策。會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道離開西柏坡，于3月25日進駐北平。他到北平后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談判。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八項條件為基礎，4月1日在北平開始和平談判。

為了推動談判，毛澤東4月4日為新華社寫了題為《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的社論，明確指出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政人員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向蔣介石戰犯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與人民為敵，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和蔣介石戰犯集團同歸于盡;一條是向人民靠攏，這就是與蔣介石戰犯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決裂，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除此之外，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4月13日在北平舉行正式談判。兩天后，周恩來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并限南京國民黨政府在20日前表明態度。

張治中回憶說，代表團一致認為“盡管條件過高些，如果能了然于‘敗戰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盡管代表團一致同意，并派代表將協定送回南京，勸國民黨政府接受。但結果卻是，國民黨政府4月20日復電，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和談破裂。

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

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覆滅。毛澤東欣然揮毫，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掩卷沉思，這何嘗不是他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的生動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