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黨中央經過一系列深思熟慮,決定從西柏坡遷往北平。為了保障轉移工作順利進行,中共中央制定了周密的計劃。
最終決定由11輛小汽車和10輛大卡車組成的車隊,于3月23日上午離開了西柏坡,開上了“進京”的道路。
因為有先遣組負責“打前站”,大家都以為這一路不會出什么岔子,哪成想第二天毛主席的車就被攔在了涿縣外面。
這是怎么回事呢?他們為什么要攔毛主席?毛主席本人又有什么反應?
涿縣門外,毛主席吃了“閉門羹”
“涿縣”這個稱呼,現如今已經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涿州市”,歸屬于河北省的一個縣級市。
聽起來涿州市似乎是一個不大的地方,但它有著2300多年的歷史,是一個有著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
抗戰時期,涿縣曾一度被占領,直到1948年12月才全境解放。接到中央遷移車隊要途經涿縣的指令時,這個飽受戰亂摧殘的小城還尚未完全恢復元氣。
但當時身為涿縣縣委書記的王成俊,深知中央遷移北平的重要性,接到命令就布置了嚴密的安保工作。
涿縣當時在安保上下足了功夫,力求保障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可沒想到太嚴密了,將毛主席都給擋在了外面。也正是這樣,才引發了一段軼事。
1949年3月24日,中央車隊行至涿縣,十分自然地就要開進城門。結果兩個持槍哨兵十分嚴肅,果斷地擋在了他們進城的路上。
衛士長閻長林怕耽誤行程,趕忙下車言明身份:
“這是首長的汽車,有緊急任務,請你們不要擋車。”
誰料兩名哨兵對這份說辭并不買賬,態度依舊堅決:
“那也不行,沒有我們領導的命令,不管你是誰,就是毛主席來了也不行,我們要執行命令!”
表明完態度,其中一名哨兵回城去報信,留一名哨兵在此繼續站崗。
兩位哨兵絲毫不變通的態度,真是叫閻長林有點上火。可哨兵執行任務,堅守崗位職責,閻長林磨破嘴皮子也沒用。
人家都說了“毛主席來了也不行”,所以盡管毛主席真的就坐在他面前的車里,顯然也是“買不來”這份“面子”的。
就在大家都焦急萬分的時候,吃了“閉門羹”的毛主席卻并未表現出絲毫不滿,反而對閻長林說:
“他們做的對,不要緊,可以等一等。”
一代偉人的格局之大,在此刻表現得淋漓盡致。
待到先遣組的同志和涿縣縣委同志匆忙趕來時,周總理也特意叮囑:
“這次擋汽車,你們不要批評哨兵,應當表揚他們,因為他們在堅決執行命令。應當批評的是我們打前站的同志,和你們這些領導同志。你們不應該在重要的時候,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
兩位領導人對原則的堅守,當真值得我們敬佩。他們從未因身居高位而對自身行為放縱,反而更加約束自己的行為,成為了堅守原則的榜樣。
也正是這般行為品格,才讓“進京”路上的這個小插曲,成為了佳話,傳揚在了涿縣的土地上。
給涿縣上“第一課”
涿縣是中央“進京”前的最后一站,當晚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就住在了涿縣。
毛主席曾聽聞,涿縣有著“商旅輻輳,貨物云集”的說法,如今到了這涿縣,自然是想看一看這番熱鬧景象。
可當毛主席到了涿縣的街道上,卻發現這跟自己聽說的根本不一樣。眼前的涿縣,商業冷落,人少馬稀,哪有一點商旅云集的興盛景象,跟傳聞簡直相去甚遠。
毛主席很是疑惑,以為又有什么“凈街”行為。因為之前車隊行至冀中區時,有老百姓認出了毛主席,導致滿街都是圍觀群眾。
當時相關的負責同事就提出了“凈街”的建議,可毛主席當即嚴肅地否決了。為此周總理還提出:
“不要限制群眾的自由,更不要影響商店開門營業。”
現在一看這街道蕭索的場景,可不就跟“凈街”差不多嘛。
但毛主席是一個做事講究事實根據的人,他向來不喜歡妄加揣測。于是跟涿縣縣委書記王成俊了解了一番,這才知道事實真相。
原來是之前國民黨94軍在此地駐防,為守城,將商販都趕到東關去了。
如今雖然涿縣解放了,但需要恢復的民生舉措很多,短時間內涿縣領導班子還沒顧得上市場問題。
涿縣解放時間短,各方面的恢復都需要時間,毛主席也可以理解。但就如今涿縣的問題,他明確指出:
“百姓關心的,正是我們要辦的。工作多,要抓主要的,這就是領導和平建設。繁榮經濟,沒市場不行,要盡快把市場遷回城里來。”
毛主席一席話叫王成俊醍醐灌頂,“市場回城”“執政為民”成為了毛主席為涿縣黨政領導上的第一課。
不久后,涿縣便恢復了市場貿易,商貿往來也重新繁盛了起來。
毛主席就是如此,不論何時都心系民生,不論走到哪都要關心群眾的生產生活。哪怕是在如此緊張的中央遷移過程中,他都不忘指導當地發展方向。
如今的涿州,已不見往昔模樣,其繁榮的景象仿佛昭示著“天下第一州”的名號實至名歸。
但不管涿州如何變化,仍舊保留著對毛主席的崇高敬意。
如今的“毛主席進京駐涿紀念館”中陳列著諸多史料,完整地記錄了那段紅色往事,成為了一份珍貴的“涿州記憶”。
“進京趕考”以史為鑒,不做李自成
1949年3月25日凌晨2點,毛主席一行乘專列離開了涿州,帶著新的使命奔向北平。
對毛主席而言,這次“進京”更像是一份考驗,所以沿途的所有情況對他來說都是了解民生現狀的好機會。
他生動形象地將這次遷移北平比喻為“進京趕考”,周總理還笑著回道:
“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對此,毛主席卻十分有信心:“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要知道,李自成作為明末農民起義的領袖,在攻占北京城,推翻腐朽的大明王朝之初,的確為黎民百姓所稱頌。
可深知百姓疾苦的他,在順利稱王之后,卻并未實實在在地為老百姓考慮,反而驕傲自滿起來。當時的李自成,用我們現在的一個詞形容就是“飄了”,而且他“飄”的還很離譜。
日漸自傲的李自成在北京坐穩之后,以為高枕無憂了,不光沒有大力恢復民生,反而放縱軍隊搶奪商鋪,自己也沉醉于金錢與美人帶來的滿足感。
如此行事,李自成的失敗可想而知,哪怕沒有吳三桂的反叛,他也難以將江山坐長久。
從“民心所向”到“失去民心”,李自成僅用了42天。這短短的一個多月,就見證了一個英雄的輝煌與沉淪。
所以,“進京”并不意味著成功,北京就好像一個充滿了誘惑的宮殿,只有抵抗住誘惑,才能有所進益。
毛主席在“進京”前以李自成為鑒,足見他的決心。而且毛主席此番話并非只是說說而已,他是將這份決心落到了方方面面,也親自敦促和教育身邊的人。
在轉移前,毛主席就時常對大家進行思想教育工作。
有一次,他聽到警衛班內部在開會討論進城準備一些問題,便出聲詢問:
“進北平以后干什么,你們想過了沒有,你們有沒有進城享福的思想?”
閻長林作為衛士長,當即答道:
“對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我們要做到貧賤不能移,決不中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
對于這種具有樸素思想覺悟的回答,毛主席自然十分滿意,順勢又問起了大家進城后的想法。
這一問,大家可打開了話匣子,從出行到飲食,各個方面都有人提出來了。大家的想法五花八門,毛主席卻不是聽個樂子,而是從中找到了一些思想隱患。
毛主席十分耐心地教育道大家,勿要忘記“小米加步槍”的艱苦歲月,千萬不要以為進城當了官,就可以不求上進,不愿再過艱苦生活了。
他還告訴大家:
“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艱苦奮斗,把我們偉大的祖國建設得繁榮富強。”
毛主席時刻都將李自成當做反面教材,鞭策自己,也教育他人。
的確,實踐證明,毛主席這種居安思危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廣大共產黨員和干部。其以史為鑒的教導,也為共產黨人及時敲響了思想的警鐘,為“進京趕考”打下了殷實的思想基礎。
25日清晨,毛主席一行便到達了北京的清華園站,之后改乘汽車開往頤和園休整。
奔波了一路,毛主席走進頤和園只覺身心舒暢,一時興起,在園子里閑逛了起來。可逛著逛著,毛主席感覺有點不太正常了。
當時正值周末,可這偌大的頤和園,竟連個游客都沒有!
毛主席頓時不太高興,嚴肅地向身旁的葉子龍詢問緣由。葉子龍急忙解釋,稱這是為了毛主席的安危考慮,防止有不法分子混進游客里,所以特意進行了閉園處理。
可毛主席聽完解釋,非但沒有展顏,反而更加生氣了,批評道:
“頤和園是公園又不是私園,沒有游客算什么樣子?”
隨后,他將人民群眾比作了頤和園里的水,又將共產黨比作那水里的魚,耐心教育道,共產黨若脫離了群眾,就如同那失去水的魚,沒有生存的能力了。
葉子龍是既尷尬又慚愧,他此時才明白自己的工作出了多么大的失誤。
得知黨中央和解放軍到達北平之后,各界人士都十分歡迎,想要趁此機會舉行一個大規模、隆重的入城儀式。
因為就當時而言,黨中央和解放軍進駐北平,標志著中國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可是這個方案一經提出,就被毛主席否決了。因為在毛主席看來,雖然如今黨中央已經成功“進京”,但就整體形式而言,并非完全勝利。他說:
“今天還不能開大的慶祝會,等全國解放了,再開大的慶祝會,意義就更大了。”
于是,最后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1949年3月25日下午五點,入城儀式以檢閱部隊的形式,在西苑機場舉行。
一同參加入城式的還有民主人士代表和其他群眾代表,總共加起來不到四萬人。雖然場面并不恢宏,但處處透露出莊嚴與肅穆。
自此,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已經發生了改變,從“以鄉村為主”,轉變成為了“由城市領導鄉村”。
當然,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并不意味著自此丟掉了鄉村,這也不符合毛主席在第七屆二中全會上發出的理念。而且毛主席始終認為,要想發展好,就一定要“走群眾路線”。
為了不脫離群眾,貫徹實施群眾路線,毛主席時常強調:
“干部要經常下廠下鄉,為工農服務,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是兩片。”
有了毛主席的不斷倡導,干部間漸漸形成了一股新風尚,大家都積極深入群眾,了解其真實需求,與群眾同吃同住,共同勞動。
隨著時間流逝,那個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了,但那個時代的思想所產生的精神意義永遠不會遠去,它依舊激勵著我們不斷前行。
時至今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依舊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的領導和工作方法,它時刻要求著共產黨人對人民負責,以自身去引導群眾。
這也正是毛主席當初的期盼吧,“權為民所用”,行路不忘本。也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趕考人”,為人民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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