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寫過這個懸案，評論區里面有很多大神指正，最近我也翻閱了不少資料，本想著修改一原文，思來想去，還是決定重寫。

我自認為看過不少曲折離奇、甚至燒腦的案件，但這起懸案是我迄今為止看到過最跌宕起伏、最離奇反轉的，也正是因為這起案件太復雜，以至于過了近百年了，依舊沒有導演敢拍攝，畢竟拍的不好掉名聲。

言歸正傳。

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一個月后，毛主席借中央公安部、社會部發出機要文件，文件內注明了許多沒有偵破的懸案，都是我黨我軍在各個歷史階段發生的離奇案件，其中有一起懸案讓毛主席格外關注——特別經費失蹤之謎。

為了偵破這起案件，毛主席親自下令讓華東局公安部負責偵破。

那么，這起案件究竟有多離奇，為何18年懸而不破，困擾毛主席如此之久？

01

為了方便理解，還是先說下案件的背景。

中共黨史上一共出現過兩個臨時中央，一個誕生于1927年的漢口，另一個誕生于1931年的上海，本案便是發生在第二個臨時中央成立不久后。

1931年冬季，因為國共兩黨的斗爭愈演愈烈，加上叛徒出賣，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許多黨員犧牲、被捕，就連周總理也差點被捕。

在白色恐怖中從事革命活動，臨時中央面臨了最大的問題——經費嚴重不足。

因為上海的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以至于臨時中央無法正常籌款和開展募捐，就連中央機關都難以保證自己的安危。

這個時候就需要外界的幫助，當時向外界求助有兩種渠道：一是由蘇區建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撥款，二是向共產國際申請援助。

從這兩個渠道來看，肯定是第一個好，因為這個渠道可以通過銀行或者郵局匯款，只要上面打錢過來，這邊就能收到。而第二個渠道收款則很麻煩，不能通過銀行或者郵局匯款，而是用最古老的方法：安排交通員從境外運送到中國，然后再到上海。

按當時的交通情況來看，冬季要的援助得到春季才能收到，如果國軍查得嚴格，甚至得半年才能拿到這筆經費。

最重要的是第二個渠道不安全，即使沒有國軍和特務，還有一些社會上的混混、山里的土匪虎視眈眈。

對此，綜合考量之后，臨時中央還是決定向瑞金的蘇維埃政府請求援助。

雖說中央蘇維埃政府過得也很拮據，但畢竟是一根繩子上的螞蚱，他們還是決定撥給上海臨時中央120兩黃金（那時候是十六兩制秤）。

有人要問了，為什么給黃金？

沒別的原因，主要是好運輸，還值錢。

當時的林伯渠在瑞金中華蘇維埃政府擔任的是財政人民委員，就是現在的財政部長，給上海方面的經費就由他籌集。

林伯渠讓蘇區銀行“按額調撥”，經費總算是湊齊了，結果卻是一堆黃金首飾，為了便于運送，林伯渠將這些黃金首飾全部高溫融化后制作成12根金條，每一根十兩，然后又將每根金條裝入差不多尺寸的銅盒內，并用錫焊封住。

現如今經費已備好，該考慮如何將這筆經費安全的從江西瑞金送到上海？為此，林伯渠想了一個天衣無縫的絕妙辦法。

林伯渠的方法是制定好路線，然后在每個地區安排地下交通員交接，最終送到上海。

既然有交接工作，就必須要進行核驗，核驗用指定的“暗語”，只有“暗語”通過后，下線才能拿自己手里的鑰匙打開上線的鎖具，然后上線將經費安全交到下線手里。

為了時刻掌握經費去向，林伯渠還親自用硬木雕刻成象棋的式樣，在上面刻了一個“快”字，并切割成7塊，7個交通員每人一塊（第一位交通員是不需要這個憑證的），連同事先準備好的暗語、鑰匙一并寄到每個交通員手中。

當交接完成后，下線交通員需要把自己手里的那塊“筆畫”交給上線，上線再將其交給上級組織，表示自己已成功完成使命，這樣組織就能知道這筆錢到了哪里。

原本的下線交通員自然就變成了上線，他也按照這個交接過程交給下線，如此循環，直到經費安全抵達上海。

如此精妙的設計，可以說想出意外都難。

02

從江西瑞金到上海，路線是瑞金—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松江—上海。

我特意畫了一張圖，路線看上去比較繞，但是盡量避開了國軍特務較多的地方。

如果交接順利，經費一個月左右就能到達上海，可問題是，上海臨時中央從1931年11月6日提出援助到12月22日，始終沒有收到經費，上海臨時中央為此接連發了5封電報催促，沒有經費，臨時中央根本從事不了任何革命活動。

瑞金方面也意識到經費出了問題，因為保衛局局長鄧發只收到了“快”字的前六個筆畫。

林伯渠還親自確認了這6個筆畫，確實是他自己刻的，如今少了最后一塊，證明經費是在松江至上海這一環節出的問題，而當時這一地區也確實是最危險的。

保衛局局長鄧發想立刻調查此事，但最終還是被阻攔了，要知道在江西蘇區都過得艱難，還想去風險極高的傷害查案子，這比登天還難啊。

后來又想了一個辦法，讓上海地區的地下黨去調查，你看，錢沒要到還要冒險查案子，最主要的是上海的地下黨也查不了，他們無從查起，因為這些交通員的姓名、住址等都只有中央個別領導知道，交通員相互之間也是不認識的。

要不是迫不得已，這些交通員的姓名住址是萬萬不能透露出來的，說出來的危險程度絲毫不亞于把臥底照片公布到網上。

但是為了查清此案，找回經費，上海中央特科的領導親自聯系松江那位交通員，結果發現這個人已經消失不見了。

找不到人，意味著這筆經費很可能被這名交通員私吞了。

120兩黃金在最后一站離奇消失，給上海臨時中央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

因為經費不及時，9名被捕同志沒有錢財營救被殺害，多名傷患沒有錢治病，大量烈士家屬沒有經濟援助而流落街頭，就連原先布置好的游行示威也被迫終止。

因為沒有經費，讓上海地區的革命活動舉步維艱，沒當有人受傷或者犧牲，就會想到這件事，況且這件事也一直讓人耿耿于懷。

但是后來因為戰亂，案件一直擱置，直到18年后新中國成立，此時也有了相對安全的調查環境，是時候將這些懸而未破的懸案調查清楚了。

按照當時的行政區劃，該案原本是蘇南行署·公安負責（那時候松江歸蘇南行署管轄），但是華東公安部認為上海公安局警力和能力更強，所以讓他們負責。

除了“特別經費失蹤案”之外，還有4起懸案，而經費失蹤案則由能力最強的第三組負責調查。

第三組成員分別是蔣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鄔泓，這四人都是圈子里相當出色的偵查員。

4人接到案子后，立馬打開檔案袋，希望能通過檔案找出線索，結果發現檔案袋里面就放了兩張紙，相當于作了個簡介，還不如民事糾紛的記錄多。

“就這兩張材料嗎？”蔣文增說道。

局長告訴他當年因為戰亂，很多檔案都不知所蹤，“懸辦”也在加緊找回這些檔案信息。

因為檔案里面提到了林伯渠和鄧發，四人決定親自去問林老，因為鄧發早在1946年時，與葉挺在返回延安的飛機中遇難。

1949年12月6日，組長蔣文增帶著三人來到北京，林伯渠此時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可謂是日理萬機，但是想到他們是來了解當年案情的，還是抽出半個小時的時間來回答他們的疑問。

林伯渠對這起案件了解的也并不多，他只是負責籌集經費，然后制定運送方案，為了保密，就連他也不知道這些交通員的信息。

好在當年林伯渠得知瑞金的交通員是高自立的警衛員，高自立如今在沈陽任職。

四人又馬不停蹄的去了沈陽，高自立告訴他們當年的警衛員名叫秦樸，大家都喊他小秦，祖籍是江西萍鄉，如今在廣西十三兵團擔任副師長。

得虧去的及時，高自立同志在一個月后因操勞過度患病離世了。

他們又來到廣西，秦樸得知他們的來意后，非常吃驚，說道：“怪不得那玩意兒這么重，我當時就感覺到有可能是黃金。”

秦樸當年是政治保衛局某個領導的秘密交通員，對外的身份是瑞金盛福飯店的一名跑堂，飯店的老板就是他的直屬領導，當接到這個任務時，他覺得這事很新穎，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談話中，秦樸絲毫沒有一點兒副師長的架子，他當年以為這個任務順利完成了，如今才知道最后功虧一簣了。

隨后，他將下線交通員的信息告知蔣文增等人。

03

秦樸當年是騎馬去的南平，足足騎了250多公里，用了6天時間，抵達南平時已經是下午兩點，他并沒有選擇休息，而是立刻趕去南門關帝廟，這是他與下線交接的地點。

下線就是關帝廟的廟祝。

廟祝說出暗語；

秦樸拿出鎖具，廟祝拿出鑰匙打開；

秦樸將沉甸甸的“經費”交給他，廟祝最后將筆畫憑證交于秦樸；

秦樸拿著憑證回去交給上級，他的任務就算是圓滿完成了。

整個過程沒有一句多余的話，秦樸拿著木制的筆畫憑證，始終猜不出這是什么東西，直到蔣文增寫出“快”，指著第一個筆畫，秦樸才恍然大悟。

根據秦樸的回憶，那個廟祝大概30歲左右，皮膚比較黑，不胖不瘦，大眼睛，再多的他也不知道了，畢竟過了這么多年，面貌也記不太清。

好家伙，這趟算是白跑了，僅憑這點信息，怎么找得到人？

就在四人愁眉苦展之際，“懸辦”打來電話，稱找到了當年其他6名交通員的信息了，唯獨沒有松江交通員的信息，因為當年查的時候這個人就已經消失了。

蔣文增等人也只好先去找松江的上一站杭州交通員，該交通員名叫劉志純，組織找到他時，他正在一家竹行當店員。

在得知蔣文增等人的來意后，劉志純非常激動：“我終于找到組織了。”

據述，劉志純是1931年2月加入共產黨，那時候才27歲，就是在這家竹行當學徒，因為時不時會翻閱書籍，被一名小學校長看中，后來才知道校長室中共地下黨，而這個任務也是校長給他的，校長讓他在自己的竹行店內與人接頭。

1931年12月1日晚7點，一個陌生人敲門，往常這個時候是沒有人敲門的了，劉志純知道這應該就是金華來的交通員，于是對上暗語后，按照流程，接手了這筆“經費”。

原本上級是叮囑他拿到東西后，翌日出發，劉志純從上級的語氣中感受到了這次任務的重要性，于是當晚11點就出發了。

那時候，車馬慢，劉志純用了兩天時間才到松江，簡單吃了早點后就奔去了“漢源客棧”，這是他與下線接頭的地方。

劉志純在漢源客棧一直等到下午，此時門口來了一位身穿黑袍，頭上戴著一頂帽子，雙手縮在袖管內的三十五六歲的男子，男子四處掃了一眼，然后問賬房：“最近有沒有一位從杭州來的人，竹行店的，我是他的客戶。”

因為接頭地點是在客棧，所以劉志純的對外信息也事先告知了下線。

劉志純聽到之后，招了招手，對上暗號之后，兩人上了客房，一番操作后，松江的這位交通員交出憑證，劉志純將東西交于對方，雙方互相笑了笑，便各自走了。

就在劉志純與下線剛出門，就來了一批警察，說要嚴查這家客棧，還好下線早來了幾分鐘，不然就被抓了。

劉志純回到杭州后，原本想把憑證交于校長，結果始終沒有找到人，更不知道校長是生是死。過了幾天后，突然有人找到劉志純，并說出暗語，劉志純知道這是來拿憑證的，于是就交給這個陌生人了。

那時候很多東西的交接，都是靠暗語的，對方能知道暗語，一般是不會出錯的。

劉志純圓滿完成任務，一直在竹行等待新任務，可等到新中國成立也沒等來，這意味著他與組織失聯了。

失聯十多年，按照組織規定，他早就脫黨不是黨員了，現如今成了普通百姓，直到蔣文增等人的到來，他才恢復了黨員身份，并安排他去軍管會工作。

這對劉志純來說確實是一件好事，可劉志純對下線的信息并不清楚，這個穿黑袍的男子當年究竟去了哪里？這些經費又是如何消失的？

04

如今唯一的線索就是“漢源客棧”。

蔣文增四人來到松江，欲找當年的“漢源客棧”，一番打聽后才知這客棧早就倒閉了，當年這里硝煙四起，倒閉也屬正常。

好在他們打聽到了“漢源客棧”當年的老板林漢源，幾人來到林老板家中，但是事情已經過了18年之久，況且林老板已經是古稀之年，半只腳踏進棺材的人了，根本不可能記得這些，于是讓他們去找賬房。

賬房名叫儲國寶，正擱監獄蹲著呢！

原來儲國寶于1947年被人冤枉入了監獄，判了5年，情況查明后便將他放了。

蔣文增問他記不記得當年那件事，可儲國寶也一大把年紀了，哪里記得這些。

難道線索就這么斷了嗎？

見蔣文增等人失望，儲國寶突然說道：“我有漢源客棧這些年的賬本！”

做了一輩子的賬房，保留賬本是當年當學徒時師傅叮囑過的，師傅說這些賬本也見證了歷史，這也是師傅的師傅告訴他的。

幾人來到儲國寶家，竟發現整個小屋子的書架上，全是賬本，這些賬本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也算是文物了。

儲國寶將漢源客棧的賬本交于他們，共有22本，賬本也如實記錄了劉志純于1931年12月3日在漢源客棧待過一天。

可這里并沒有記錄松江交通員的信息，畢竟他當初只是在客棧待了十幾分鐘。

如今線索中斷了，蔣文增等人又不愿放棄，于是再一次跑到杭州，找到劉志純，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細節。

皇天不負有心人，劉志純還真就想起一個細節。

當年對好暗號后，劉志純帶他來到房間，發現黑袍男子在拿鑰匙出來的時候，看見他的錢包里面有一張對折的藍紙。

那張紙不是正常寫作用的紙，而是客棧旅館用的票據，因為賬房儲國寶給劉志純也開了一張。

蔣文增推斷，黑袍男子應該是在某家客棧住過幾個晚上了，一般負責接頭的人都會提前到達地點，畢竟上線什么時候到也沒有具體的時間點，只能推算出大概時間。

既然在松江住過，那就把松江所有的旅館都調查一遍。

其實這個做法希望渺茫，畢竟過了這么多年，連漢源客棧這樣的都倒閉了，其他一些旅館大概率也不存在了。

四人分成兩個小組，將當年松江的旅館調查了個遍，都沒有發現黑袍男子住過旅館。他們便認為黑袍男子有沒有可能就是本地人亦或是住在親戚家，如今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他們讓警方幫忙調查，但依舊沒找到黑袍男子的線索。

眼看著春節就要到了，大家一致商議決定春節過后再調查，于是決定回上海，但是偵查員胥德深說自己先不回去，因為有個山東老鄉邀請他去見個面，兩人是多年的戰友，解放戰爭開始后便分開了，如今已經五六年沒見面，借著這次排查松江才得知戰友在這，肯定是要見見面的。

沒曾想，這一見還真讓他意外獲得一條新的線索。